叶县县衙的文化内涵
与“公生明”相对应，大堂卷棚的匾额上，赫然书写着清末才子于右任手书的“天地正气”。大堂的匾额悬挂着“明镜高悬”。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载：咸阳宫有方镜，人有疾病用来照之能知病之所在。人有邪心，一照能洞察。秦始皇常以此镜照宫人，杀有异心者。衙署大堂高挂此匾可谓官吏用心良苦，一则标榜为官者执法严明，判案公正，明察洞识；二则警示为官者，审理案件一定要做到明察秋毫。在二堂屏门上方有金字大匾“清慎勤”。“清慎勤”出自宋代吕本中，此为明洪武皇帝朱元璋亲笔御书，敕令悬挂于全国各府、州、县。为的是匾联互为映衬，时刻警示衙署工作人员，为公应清廉勤勉。此外，还有“清慎勤”出自清康熙皇帝御书一说。
有了明镜高悬、清慎勤，自然就有了三堂匾额“清如镜水”。但这匾额，能照出官员的外在，却很难让他们言行合一。一些官员在这样的匾额下看似清正廉明，也表现出爱民如子、不徇私枉法，但背地里却做着见不得人的交易。衙门楹联用以明志。楹联是一种文化，但搁在县衙里，就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文化，一种政治文化。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和倡导发扬中国文化，楹联艺术是其中一项，他还亲自操刀，开一代风气，对明代乃至其后楹联发展有很大作用，被称为“对联天子”。衙门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跟风楹联。但其自身的特点，又使衙门楹联有着自己的特色。
无论做得怎样，无论如何贪赃枉法，表面上，古代官员是十分重视在百姓中的口碑的，贪了也喜欢落个“廉洁奉公”的美名。如何获得这样的美誉？借助楹联这种独特的文化来表白自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晏子春秋·杂下》中指出，廉洁是当官执政的根本大事，“居官之所恃者在廉”，由于历朝重视，清正廉洁逐渐演变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并作为道德范畴为人们广泛接受。统治者为达到安邦兴国的目的，都十分重视这样一种道德文化教化人的功能。而作为官员，百姓的父母官，自然有表率的作用，所谓“大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衙门文化位列其中，以“官箴戒约”的形式，悬挂张贴，或警示，或自勉，成为庞大社会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县县衙大门楹联为“天听民听天视民视，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为欧阳霖所做。当时欧阳霖做这副对联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既然做了百姓的父母官，就要关心百姓痛痒疾苦，就要光明磊落，敢负责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应该说，欧阳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按叶县有关记载，欧阳霖在任六年，办义学、修县署、定八景、纂县志，为叶县做了不少好事。卷棚中间的楹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卷棚两梢间的楹联为：山色壮金银唯以不贪为宝；江流环铁石居然众志成城。官要不贪，百姓之福。这里面有个典故，出自《左传》：“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如果我把宝收下了，你也失去了宝，我也失去了宝。’”
作为高级别官衔的标准，卷棚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为官者引以为荣的资本，在叶县县衙悬挂这样的楹联，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实际上是在提醒，不管官做得再高，也要严于律己，亲民爱民。唯其如此，才能拉近“官”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大堂楹联“我如卖法脑涂地，尔敢欺心头有天”，对着的是跪石。这样设置，用心明显：一方面申明为官者严格执法、主持公道，若不是这样，愿意接受一切处罚；另一方面则告诫涉案人员要遵守法纪，实话实说，否则天理难容。肝脑涂地，语出汉代刘向《说苑·复恩》：“臣终不敢以隐蔽之主意而不显报让也，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湔敌久矣。”最有意味的是三堂中间的楹联，上面写着：今古今古今今古古今古今古古今这副颇具哲理意味又不无警示意义的对联，原本遗失，是叶县一位老先生记起的。民国十二年，老先生还只有12岁时，随当时是秀才的爷爷来见知县，当时他见过这副楹联，爷爷硬是让他背了下来。
这副楹联究竟是谁的手笔？现已难查证，翻看叶县历代职官简表，仅老先生来到县衙的民国十二年，叶县就有两任县官，一个是邓良才，一个是秦起忠，但即使是这两人，是否就是他们的手笔？是否是前任的手笔？说不清了。另外，在虚受堂，楹联为：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思补斋有楹联：孔子乃至圣先师每日犹洁身三自省，吾侪本无名后学时刻领补过多反思。虚受堂、思补斋是知县在受到上级表扬时面对荣誉进行反思的地方，又紧邻接待地方名流乡绅的场所，这样的楹联就显得别有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