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采取了哪些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措施？
东汉王朝在国防建设方面的主要措施是，一是招举贤良，集权中央。削弱“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是刘秀在建国后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认为他的功臣武将多是戎马出身，既缺乏治国经验，又往往自恃有功而不遵守法纪。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刘秀一方面将其中功劳最大的100多人封为列侯，给予他们很尊贵的地位，以表彰他们的功勋，另一方面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并规定除极少数人之外，其余皆不得参与朝政，只是“以列侯奉朝请”。刘秀十分重视那些隐居山林，不仕王莽政权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封建制度，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且情操高尚，不与时沉浮。所以，在他做了皇帝后，派人多方访求，招举贤良；重礼征聘。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刘秀在建国不久，就下诏削弱“三公”，即司徒、司空、太尉的权力，把实际权力集中于尚书台，使其逐渐成为实际上的中央政府和决策机构。由于尚书台直接听命于皇帝，使皇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刘秀还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将其职权归于郡太守。后来，他又解散了地方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四个兵种，又取消了每年郡国都试制度。这样一来，地方军队便很少了；地方军权随之被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刘秀还扩大了以南、北军为核心的中央军队的编制，增强了中央的军事实力。二是简役轻徭，省兵裁吏。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为了尽快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其统治地位，在经济上采取解放奴婢、省兵裁吏、减轻田赋、厉行节约等措施。刘秀身体力行，认真实行了紧缩开支的节约政策。当时，刘秀自己“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听郑玉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连宫廷生活也有所节制，“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当时“节约”问题还被定为汉制，即所谓“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因此，光武刘秀一代，“节约之风，行于天下”。刘秀的这些措施，对当时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光武后期，国家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官吏普遍增加了俸禄。到明帝时，就出现了“百姓殷富，牛羊被野”的繁荣局面，全国的人口也增加到了3400多万以上。三是重击匈奴，再通西域。在王莽之末，匈奴即已叛变，王莽时也曾发大兵击匈奴而无功。东汉初期，盘据在渔阳的彭宠、五原的卢芳的割据势力，都勾结匈奴，借外族势力进行内战。当时，东汉王朝忙于国内的统一战争，无暇北顾，便贿赂匈奴，求通旧好。但匈奴却恃其兵强马壮，有现存的傀儡可以利用，中原也有可乘之机，所以不断地制造边境事端，挥军寇犯。东汉朝廷也曾派兵征讨，但却劳而无功。刘秀鉴于东汉天下初定，百废待举，故对匈奴采取了忍让防守政策，暂取守抛，避免战事，以求自和休养生息。东汉对匈奴的这一政策。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前后，由于蒙古高原发生了大旱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使得游牧于这里的匈奴族“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恰在此时，匈奴族内部也发生了内乱和分裂，结果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匈奴贵族投降了东汉，是为南匈奴；另一部分分别向西北方向迁徙，是为北匈奴。北匈奴因为据有天山以北的草原与天山以南的沙漠田土，仍不时寇犯中原。同时，北方的鲜卑亦渐次强大成为东汉政权新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东汉政府决定采取新的对策，一方面以巨大的军费供给南匈奴，使之成为西北的屏障，以抵御北匈奴。另一方面，招抚乌桓，构成东北的缓冲地带，以阻止鲜卑的南下。公元65年(明帝永平八年)，汉明帝又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驻屯重兵，名曰“度辽营”，以防止南、北匈奴秘密勾通。但是，北匈奴仍然屡犯边境，抢掠人畜，焚烧城邑，致使河西一带城门昼闭。面对这种情况，汉明帝决定“击匈奴，通西域”，重振汉帝国声威。
经过一番准备，汉明帝于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2月，命窦固、耿忠等，率精骑1。2万余人，由酒泉敦煌出发，向天山方向进发，攻击北匈奴，割裂了北匈奴与车师诸国(按：指西域三十六国)的联系，斩断了北匈奴的右擘。东汉王朝此次大举出击匈奴，意义极为重大，在军事上，取得了经吐鲁番盆地进入天山南麓北道诸国的咽喉之地，不仅可陷北匈奴于孤立之地，而且可以保卫地处天山南北西域诸国的安全，为此后班超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在经济上，汉军此次所攻占的伊吾庐等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取得此地，可为今后继续北击匈奴提供物资保障。并这开通中亚商路、发展对贸易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