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
1、本质区别：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基础不同：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
2、主导思想的区别
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公有制基础上创造财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点是创造财富，追求的是产品质量和产量。衡量社会的指标是企业最大产值。
采取计划经济，合理安排生产，以便达到社会财富的总量。资本主义的主导思想：私有制基础上追求利润 。资本主义制度的重点是：个人得到资本的最大值。创造出来的财富，经过货币进行交换，采用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最终追求的是个人资本（货币）得到最大值。
3、政治制度的区别。政治制度服务于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三大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包括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政权组织形式、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
4、意识形态的区别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追求的是：首先追求国家的最大财富，其次是企业的最大财富，最终达到个人的最大财富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人）为核心的社会制度。
5、经济制度的区别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是在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允许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并且与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地位相等，平等竞争。所以我国依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柏明顿
2024-08-05 广告
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经济基础，以及为维护经济基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三大方面。
第一，经济基础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坚持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根本矛盾，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而资本主义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方面，私有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根本对立的，并与社会发展趋势相悖的，是严重阻碍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能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以不可能把人民的福利作为目的来追求，自然也不可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
第二，政治制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使民主的国体与民主的政体达到了高度统一，保证了把国家中的最大多数人纳入到人民的范畴，成为民主的主体。
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只讲政体而否认国体，把资产阶级民主说成是超阶级、超金钱、超意识形态的和普适的，掩饰甚至否认其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质。事实上，民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民主。民主的发展总是同一定的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
第三，思想文化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代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根本利益。
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则是反映资产阶级的本质和属性的文化，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虽然倡导指导思想多元化，但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必然是以私有观念为特征，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主导下的思想文化必然导致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
扩展资料：
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一种反映，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对研究和解析“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表现出浓厚兴趣。最引人注目的是，曾经宣扬“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大牌学者弗朗西斯科·福山，在2009年“变调了”。他一反往昔，高调肯定“中国模式”，称中国模式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并认为这种模式“也许会超过西方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