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征文‖爸爸的自行车
不管是养育型父亲、学习型父亲、传统型父亲还是现代型父亲，去掉这若干定语，“父亲”永远是个刚柔并济的词汇，他在平淡中给我们最永恒的安全感。
难忘很久以前看过的一个很美的画面：是“母亲”辛苦地找来小虫、草籽、露水，喂给嗷嗷待哺的小鸟，是“父亲”奋力把这温暖的巢穴筑在向阳的坡上。
还记得早年课本上朱自清的《背影》描述出那份深沉的父爱，这一份父爱犹如月光平凡而美好、无声而温馨。
不同的人，对父爱的感受和体会自然不同。
父亲节来临之际，大众日报客户端联合大众日报丰收副刊推出“我与父亲”主题征文，聊聊你和父亲的故事，文体不限，内容可以是回忆往事，也可以是你的节日创意，还可以是你节日当天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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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自行车
王亚宁
一
我还很小的时候，爸爸有了一辆自行车。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一辆半新的永久牌二八自行车，是乡村人家里最宝贵的财产。怕磕了碰了，爸爸用塑料胶带一圈一圈把三角架子缠了一遍，把后面的货架缠了一遍。又因为找不到同样颜色的胶带，于是，爸爸自行车的三角架子成了红白相间，货架成了黄绿相间。这辆花花绿绿的自行车，就成了爸爸的至宝。爸爸载着我，走亲戚赶庙会，让我的童年快乐而神气。
那时的爸爸，是我们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每个月领六块钱的工资。这六块钱是我们一家十口一月的开销: 给家里买盐买油，给奶奶和妈妈姑姑买针头线脑，给刚上学的姐姐买铅笔橡皮，给年迈的太奶奶买药，再留一点给我们过年时偶尔添件新衣裳。那时候的六块钱，多得似乎可以买来整个世界。也可能是那时我的世界太小，只装得下村里小小的代销店。
其实，我不知道的是，爸爸骑着他的自行车，曾为了生计到处奔波。最初，爸爸看中了一个小生意:在暑假里卖尼龙网兜。那时候流行用尼龙网兜装东西，城里人走亲戚时买一斤点心、一串香蕉，用网兜一装，在街坊四邻羡慕的眼光中从巷口走过来，送东西的人有面子，收东西的人更有面子。爸爸骑上自行车，跑了四十来里地，到宝鸡。六分钱一个找熟人批发一百个网兜，又拿到离家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工厂门口，一毛钱一个卖出，一百个就能赚四块钱，相当于爸爸大半个月的工资了。第一次批发的一百个网兜，爸爸用了五天卖完了。妈妈说，虽然七月的太阳晒得爸爸跟包公一样黑，天天骑车子来回跑四五十里地，但爸爸很满足了。第二次又批发了一百个，每天带上干粮和一瓶子水，骑着自行车愉快地做着小买卖。可惜第三次的一百个网兜，才卖几个，爸爸就被工商局的人给盯上了，剩余的网兜全被没收了。理由是杜绝资本主义的萌芽，杜绝人们投机倒把，谋取私利。爸爸的第一次生意，就这样告终了。
日子还得过下去。秋天时，爷爷种的旱烟叶子晾干了。星期天，爸爸骑上自行车，驮着扎成捆的烟叶子，走乡串户，卖给想抽烟又买不起纸烟的村里的老汉自己卷烟吃。有时候，骑着车子，翻山越岭，会一路走到千阳。回到家时，常常已是大半夜了。
1980年后，允许私人做小买卖了。那个暑假，爸爸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从村里有余粮的人手里，买来麦子，送到城里的面粉厂，换来面粉，又把面粉驮到工厂门口，卖给厂里的工人，换点粮票和钱。爷爷精打细算，一部分补贴家用，一部分寄给刚考上省城大学的三叔。
这些往事，都是近几年爸妈断断续续讲给我的。他们讲的时候，边笑边说，仿佛在讲一件件有趣的故事。我反反复复地想着，慢慢体会着其中的艰辛。我明白，那个时代，祖辈和父辈们单是为了活着，就已经拼尽了全力了。他们张开宽大的臂膀，为我们挡住了生活的凄风苦雨；他们默默地扛起所有的苦难，让我们的童年无忧无虑，充满快乐。
二
我上初中的时候，家中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了。二叔、三叔也都已经上完学，参加了工作。包产到户后，家里又有了余粮，再加上爷爷的精打细算，整天吃粗粮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还有一个好消息是爸爸可以通过考试，民办转公办了。那个寒假，爸爸除了吃饭时骑自行车匆匆回来，别的时候，都待在学校复习功课。过年时，我们村唱大戏，戏台就在学校不远处，爸爸都没有出去看一眼。功夫没有辜负爸爸，他成为第一批民办转公办的教师，工资一下子涨成了三十二元！爸爸再也不用那么奔波了。
很快，我要上高中了，那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星期天下午，爸爸早早擦净车子，把装着妈妈烙的锅盔的布袋子绑在车头上，我坐在车子后面的货架上，爸爸蹬着自行车，把我送到离家二三十里地的县城高中；星期六下午放学，爸爸早早地等在校门口，接上我又驮着我回家。来回的路上，爸爸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我抓着爸爸的后衣襟，一路赏着野花吹着小风，觉得自己抓住了所有的幸福。
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爸爸不用再接送我了。一晃就到高三了，我们要补课了。每周只有一个下午的休息时间，让学生回家拿馍、拿生活费。我家离得太远，冬天的时候，天又黑得早，一往一返，时间太紧，爸妈也不放心我一个人来回跑。于是，爸爸就又骑上自行车，每周星期天来给我送东西。常常是星期天上午第二节课间的时候，我从教室出来，在阳台就能看见等在校门口的爸爸和他的自行车。我飞奔下去，爸爸解下绑在车头上的一大袋子香喷喷的锅盔馍，又把五元钱塞在我手里，叮咛几句“吃好，穿暖和”，就又匆匆回家了。
那一个星期天，早上下雪了，雪虽不厚，但落在地上，很快冻住了。第二节课间的时候，我站在阳台，望着校门口，一直到上课，都没有看见爸爸和他的自行车。“爸爸今天不会来了，路那么滑。”我一节课都没上好，既希望爸爸不来，又希望爸爸来。上周爸爸送的锅盔早已吃完了，钱还有一块多，够吃几顿的（我们那时的饭主要是汤面片，二两五分一碗）第三节下课，我还是忍不住跑出教室。校门口，爸爸正在翘首张望。我挥着手，喊着爸爸，冲了出去。爸爸笑呵呵地看着我说:“不小心滑了一下，车子链子断了，推着走了一大段，才碰到一个修车子的，就来晚了。”我这才注意到，爸爸的腿上蹭了很多泥，装馍的袋子却用一块塑料纸包着，干干净净的。爸爸和我说着话，取下了帽子擦汗，头上的热气一下子冒出来了，雪花落在头上，很快就消失了。上课铃响了，我跑回教学楼，在阳台上回头的瞬间，我看见爸爸高高扬起手中的帽子，在越来越紧的雪花中，向我挥舞着，泪水突然就涌出了我的眼眶。这一幕，三十多年来，一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每当我对爸爸稍有顶撞时，想起爸爸头上的雪花和他的自行车，我就深深地自责不安。
三
在我们的大家庭里，爸爸一直都是一个守望者。先是二叔三叔相继走出家乡，去外地求学工作；后来是姐姐、我和弟弟，再后来是堂妹堂弟。一个一个的农家子弟，拼命地读书，终于走出了贫瘠的乡村，端上了铁饭碗，但根却一直留在故乡。我们候鸟一般，过年时会准时地飞回家。爸爸的自行车，就成了我们与家之间最后一段距离的渡船，而爸爸，就是那个摆渡人。二叔在遥远的西藏工作，每两年才能探一次亲，回来看望年迈的爷爷奶奶。春节将近时，爸爸就收到二叔发来的电报（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话），电报一般就几个字:几月几号归。到了那一天，一大早，爸爸就骑上自行车，到二十多里地外的虢镇火车站去接站了。到中午或下午，会看见爸爸自行车后面带着二叔，侧面斜挂着二叔的行李包，出现在奶奶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村口。我小时候很少想事情的细节，长大后，我常常想: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手机的年代，爸爸怎么凭着一个大致的时间，接上叔叔？我想不通爸爸一大早到了虢镇火车站，怎么渡过那漫长的等待时光？问爸爸时，他说:“怎么会那么笨，一直站在哪里等？”原来每次到车站后，爸爸寄存好自行车，先去看列车时刻表。二叔从西藏经成都回来，他就看从成都来的车几点到站，看准时间后，就去街道转转，顺便赶个年集，买点年货，等时间差不多了，就候在车站。那时的绿皮火车很慢，还老晚点，到点了车没来是常有的事，那就不敢再离开了。爸爸就一直在站上等着，晚点多久谁也说不准；三叔是从西安回来，西安西行在虢镇停的火车很多，提前写来的信只说好是哪一天回来，三叔会买上哪一趟车的票，当时也不知道。爸爸接三叔时，就一直不敢远离，车站有不少象棋摊子，爸爸就蹲在棋摊旁，边看人家下棋边等。爸爸一看下象棋就入迷，有几回，三叔出了站，自己转悠着找到爸爸，哥俩才一起回了家。接我们姐妹时也几乎一样。
爸爸的自行车，载着一个一个疲惫的游子，回到家乡，充足了能量，又载着我们，把我们一个一个送到远方去求学、打拼。而爸爸，一直都是那个守望者:守着辛苦一辈子的爷爷奶奶，守着人口越来越少的家，守着我们村的小学，把村里一半左右的人，变成他的学生，变成撒向四面八方的蒲公英，把他的满头青丝守成了稀疏的白发。
四
爸爸那辆花花绿绿的自行车，比爸爸早一年退休了。车座换了几次，后面货架也换了几个，轮胎更是补了又补换了又换，终于再也换不了了。我们想给爸爸买个电动车，爸爸坚决不要。说他马上退休了，要车子没用了。村里也早通上了公交车，我们回家也不用去接站了。他就在家里下下棋、打打牌。
爸爸退休时，弟弟也已经在西安安家了。小侄子原来留在家里，妈妈带着。三岁时，该上幼儿园了，弟弟把爸妈和孩子一起接到了西安。爸爸就又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买了一个儿童座椅绑在后面货架上，开始了接送孙子的退休生活。这自行车一骑，又是十年。
爸爸属牛，爸爸今年七十二岁了，依然精神矍铄，一起走路时我常常被落在后面。骑上自行车，在人少的街道，爸爸会蹬得飞快。我们在后面看着担心，不让他骑，他总说:“没事，骑了一辈子了，能控制住。”
春节前，爸妈回到了老家，我回去陪他们住了一晚。早上醒来，我赖在暖暖的被窝里，直到妈妈做好早饭，我才慢悠悠地起床。走出卧室，爸爸已给我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我把脸埋在毛巾里，泪流难止。这样的温暖，我不知道我还能拥有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