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翻译？

Answer 1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孔子的一个基本主张，他要求统治者务必关注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尽可能满足民众的物质利益需要。因为在他看来，民众的财富和君主的财富，民众的利益和君主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孔子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尊崇，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孔子为他们执政地位的获得和承传提供了多少合法性的理论支持，而是因为孔子确实阐发了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完整且具有普适性的思想主张。孔子关于君民关系的辩证思考，关于薄敛轻税、藏富于民的精辟论述，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夏商周三代的基本判断就是父子关系。《诗经》上就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孔子对此是如何认识的呢？一次，在同弟子子夏谈话时，孔子向子夏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君主与民众的关系是怎么看的？子夏用一个比喻作了回答：鱼离开了水就会死，水离开了鱼仍还是水。孔子莞尔一笑：你懂得这个道理了。其实，孔子本人也曾明确用舟船和水来比喻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显然，子夏的话乃是对自己老师观点的“换言之”。在孔子的心目中，民众与君主是类似于水与舟船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前者处于更主动的地位。孔子还曾把君主与民众比作心脏与身体，指出：“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就是说，心脏因为身体而保全，也因为身体而受到伤害；君主因为民众而存在，也因为民众而败亡。这番话的意思与前面所举的比喻，在思想倾向上是十分一致的。大家都对孟子“民贵君轻”的论断耳熟能详且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实追根求源，其发明权还应当归于孔子，孟子的功劳在于用更简洁、直白的语言作了概括。
既然统治者的命运事实上掌握在民众的手里，那么他们就不能为所欲为，而置民众的利益于不顾。有鉴于前代一些统治者因为残民以逞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惨痛教训，孔子在阐发他的治国平天下理论的时候，一再就惠民、富民不厌其烦地加以申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孔子的一个基本主张，他要求统治者务必关注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尽可能满足民众的物质利益需要。因为在他看来，民众的财富和君主的财富，民众的利益和君主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民众富裕了，做君主的自然不会贫穷；一旦民众生活得饥寒交迫了，那么君主的日子也绝对不会好过。《说苑》记载，鲁哀公某次向孔子请教治国方略，孔子回答说：治理国家就是要“使民富且寿”。直接把富民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提了出来。哀公问：如何做到呢？孔子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薄赋敛”和“无事”。他解释说：减轻赋税民众就富裕，不滋事搅扰民众就远离犯罪。民众生活富裕安宁，自然就会长寿。哀公听罢，不禁叹息：这样一来我就成了穷人了。孔子在援引《诗经》“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的诗句后补充说：“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一句话就把君主与民众唇亡齿寒这种贫富正相关的关系揭示出来。
《论语》记载了著名的“庶富教”三步曲的故事――孔子带领弟子前往卫国，当他看到卫国都城人口众多的景象后由衷赞叹道：“庶矣哉（好稠密的人口）!”弟子问他：人口稠密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富裕之后呢？答案是：“教之（使他们受到文化和文明的教育）。”这个故事说明，富民是孔子在人民众多的国情条件下的第一政策选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用更明晰的语言对孔子的这一思想做了概括：“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
那么，如何达到富民的目的呢？前面已经提到了“薄赋敛”，其实《左传》中记载有孔子就此提出的更系统的主张，这就是：“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从其薄”和“时使薄敛”。所谓“施取其厚”，就是对民众的物质救助要执行就高不就低的标准；所谓“事取其中”，就是让民众承担的劳役要轻重得当；所谓“敛从其薄”，就是向民众征收的税赋要尽可能减少。另外，《论语》中还有“使民以时”的要求，就是使用民力要注意做到不违农时，而不能随心所欲。这样要求的目的在于确保民众能够专心致志于生产劳动，尽可能多地创造物质财富。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并非全都具有大局观，比如事实上执掌鲁国政权的季氏就千方百计地想要多搜刮些民众的血汗，打算通过实行按田亩征税的办法增加赋税收入。为了使自己的如意算盘得逞，他特别打发在自己手下领取俸禄的孔子弟子冉求专程前往自己老师家中走了一趟，幻想借重孔子的名望为此事的顺利铺开制造舆论。然而季氏万万没有想到，屁股始终坐在民众一边的孔老夫子岂会为虎作伥？他不仅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还声言替季氏聚敛财富的冉求“非吾徒也（不是我的弟子）”，号召众弟子对他鸣鼓而攻之。“苛政猛于虎”的故事同样生动地反映了孔子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逼得民众宁肯葬身虎口也不愿做编户齐民这一社会现实的无比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