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诗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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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
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
(《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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