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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国荣在筹备他的新电影时,媒体、工作伙伴、亲友,包括张国荣自己,都还不知道,致命的阴影已经在向他袭来。 精神医学专家告诉我们: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情感障碍,属精神病范畴,患者极端痛苦,丧失劳动力,并且都有严重的自杀倾向,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患者死于自杀。任何人都可能患上抑郁症,它不是短期的情绪,不是个性缺陷,也不是人格软弱的表现,根据患病因素可分为外因性抑郁和内因性抑郁:由外界因素造成,如工作、人际关系、家庭问题等诱发的情绪抑郁,是外因性抑郁;由大脑神经介质紊乱等内在因素引发的情绪抑郁,是内因性抑郁。另外有些抑郁情绪是躯体得病,或服用某些药物而产生副作用等因素诱发的。通常医学上所说的抑郁症,主要是内因性抑郁。 早在2002年3月下旬,求医问药的过程中,张国荣已经被医生确诊为抑郁症,但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成为抑郁症患者,他的经纪人、好友陈淑芬说:“……你无法想象他多么希望他自己好起来,他一直在看医生,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是有这个病的现实,因为他什么都有,现在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怎么这样的一个人会有抑郁症呢?不可以想象的!别人都不会相信的,怎么可能呢?” 通常医生会建议抑郁症患者停止工作,专心休养,而张国荣没有休养,他一边与病魔对抗,一边继续坚持着奔波于香港和大陆之间筹备他的新电影,继续作曲写歌录唱片、出席慈善活动。 尽管张国荣一再说自己没事,请传媒不要对他的病情大肆渲染,但是一贯生活正常的张国荣忽然有这样的变故发生,媒体又怎能轻易放过他。5月22日,报道称,“天生有阴眼”的高人说张国荣身上有明显不妥的地方,更说他双眼阴沉,属于“气弱”,有“撞邪”可能。随后,更有报道称,张国荣是因为过劳患上肝炎,亦有传是患上鼻咽癌,并且送了他“顽强的抗癌勇士”称号。一批记者对此又去追问张国荣,张国荣再次否认,斥责这些传闻是发神经。但是一部分媒体仍然不肯善罢甘休,长期埋伏在他家门口甚至贴身跟踪,不顾他的屡次抗议,三天两头似是而非地报道他的行动。 一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长达一年的时间中,是如何度过的,由于张国荣自己闭口不谈,如今他的身边人对这段黑暗往事也很少提起,外界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中医西医全都试过,药也吃过,针也打过,神也求过,佛也拜过,在家驱邪过,外出散心过,一切的努力全都做过,连医生说喝点没事的红酒他也全部戒掉,只为了快一点好起来。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而言,其实劝慰,开解,尤其是外行人的劝慰开解,都起不到关键作用。亲友们的殷殷希望之下,张国荣的病情却越来越重。2002年下半年,他已经无法正常生活,“那个病发作起来时痛得好像要把他的肉都撕开了一样”,夜夜无法入眠,一次又一次哭到崩溃。他的电影《偷心》,在这种情况下,拖了又拖,始终无法开拍,他也始终不肯放弃,一直到2002年10月还在改剧本换演员,而就在这个月,影片的大陆投资商因经济问题被捕入狱。11月,张国荣病情进一步恶化,试图自杀,幸而获救。 经历过这样的生死挣扎,张国荣或许也知道,黑暗随时可能降临,他开始静静地做了许多事情。他立了遗嘱,将遗产分给唐鹤德和其他几位亲友,一部分捐给慈善基金,连身边的佣人、司机都做出了安排。他绝口不再提他的电影,也不再接拍别人送上门来的戏,推掉了一切有可能被自己病情拖累的团队工作,只是履行与唱片公司的合同录了最后一张专辑,大部分都是他亲自作曲。其中几首歌的歌词他不满意,觉得太“灰”,词作者们有的改了,有的没改,他也就依样照录。由于胃液倒流的影响,有几首歌始终都未能录完。他还照样出席慈善活动,担任“护苗先锋大使”,为儿童癌症基金捐款,为乐坛后辈客串MV,参加好友作品的首映式,请朋友们到家里吃饭,也去北京、去上海请多年来结交的大陆友人聚会,还照例去泰国度假,为唐鹤德过生日,又在私下里对陈淑芬说:“唐生因为我的病消瘦得好厉害……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你要代我好好地照顾他。”他在私生活上一向低调,但是最后的几个月里与唐鹤德共同露面的频率异乎寻常地高,2003年1月,2月,3月,记者不断地偷拍到他们两人一起打球,看电影,饮茶,吃饭。 从容到底,镇定到底,优雅到底,坚决到底,几乎没有人察觉,没有人料到,有什么样的劫难即将发生。他的好友、导演徐克说:“我最后一个月见到Leslie的日子里,他表现得十分安详和蔼。回想那段时间,确实令人感到唏嘘。或许,当时他已对生命燃烧打算作出告别,但他却在这时候给予朋友们许多对生活鼓励的说话。那段日子,香港正陷入SARS的困况,城市是一片慌乱。一位朋友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离开自己的家门,每天用酒精洗手,对自己健康很担心。Leslie不断在电话上,劝慰她不要这么恐惧,不然他很难过。然而这话说完的当天,他的噩耗在几个小时后发生了。” 2003年4月1日,全香港彻夜未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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