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之一,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称为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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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称为“四书”。 “四书五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常用来代表儒家经典。其实，细究起来，“四书五经”包含两个部分：“四书”和“五经”。“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 谈到“四书”，就不能不提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被视为注解“四书”的儒家理学名著，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重视。学习“四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甚至研究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都离不开这部著作。 _史上，每一个思想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的文化根源和思想根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以及朱熹“四书”学的形成，与宋代的历史文化，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发展以及宋代的社会环境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北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和总结了唐末以来藩镇拥兵自重的历史教训，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止再次发生兵乱分裂，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并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大将的军权，将军事大权收归皇帝手中，由此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而文士在宋朝的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且宋代的文化政策相对开明，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因而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另外，宋代的思想家继承了唐代韩愈提倡道统、重整儒学的做法，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主张复兴儒学，统一道德，重整伦常，强调人道、人理之义理规范。不同于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的治经之法，宋代学者研治儒家经典，不再局限于文字声韵、名物制度等表面文字的考证，而是深入到经典的内部，探讨内在的义理，将其体现的儒家伦理发扬光大，从而为社会治理服务。这些做法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尊孔读经的活动由此展开。 应该说，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儒家经义之理的义理之学，是朱熹注解“四书”的重要思想渊源。北宋中期，儒学的复兴运动引发了理学思潮的兴起。在吸收了佛老之学后，带来了传统经学上的革新，形成了新儒学——理学。理学融汇了儒、释、道三家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理学家主张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以及“格物致知”“发明本心”等内省的功夫。他们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解经时不再拘泥于章句训诂，而是突出经文的义理大旨，着重于义理、性理、天理、唯理、穷理等，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理学家在注经、解经的过程中，倾注了自己的思想与观点，将伦理道德规范化、定型化。 宋代理学家还认为，在义理阐发上，“五经”侧重治世，是外王之道;“四书”则注重个体的身心完善和调整，是内圣之修。他们指出，外在的求理并不能探求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只有内在的功夫，才能了解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进而准确、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关于完善个人身心的理论资源丰富且系统，更适合构建理学体系，因此北宋的二程便开始注重“四书”的学术活动，把义理之说发展为理学，使理学占据了经学发展的主导地位。朱熹则将“四书”学发展到新高度，穷毕生之力撰就《四书章句集注》，书中虽然有重训诂的成分，但其主要目的在于阐发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