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至今有多少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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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
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
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
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
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
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
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
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
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
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
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
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
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
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
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
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
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
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
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
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
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
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
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
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
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
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
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
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
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
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
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
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
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
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
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
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
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
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
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
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
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
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
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
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
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
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
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
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
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
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
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
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
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
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
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
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
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
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
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
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
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关于铁器：
中国开始和使用铁器的年代，目前尚无定论。
考古发现的人工冶炼的最早铁器属于春秋时期，目前已知有大约二十件左右，有凹形锄（臿）刃，梯形锛刃、削、刮刀、剑、鼎等，经金相核验，多数属固态还原的块炼铁（指不含炭的铁）。
战国时期，掌握了块炼渗碳钢及其淬火工艺，大大提高了铁器的实用的性能，为战国中期以后的铁器大量应用于军事和农业生产创造了技术条件。
关于我国何时出现铁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1972年底，河北藳城台西遗址发现了一件商代中期的铁刃铜钺，而且，这件器物的铁刃经鉴定是经过锻打的。
1977年8月北京平谷县南独乐河公社刘家河大队商代墓葬中又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此外，解放前还发现有一件西周初年的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传说是1931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
上述几件器物经分析，均含有较高成分的镍，这正是陨铁的特征。
所以，一般认为这几件器物由陨铁制成，而不是由人工锻冶的铁制成的。
另外，在商代藳城台西遗址中还出土了两块赤铁矿石和十几块铁渣，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商代中期已开始冶铁的反映。
但人们在冶铜时，矿石中的氧化铁同样会留在矿渣之中，而且矿渣中的含铁量可达到36%以上，甚至达50%。
所以，有的研究者又认为：“台西遗址出土的所谓铁渣，应是炼铜的矿渣，而不是人工冶铁的遗物”，等等。
总之，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意见认为，中国在商代还没有出现人工制铁。
第二种意见，西周初期有无人工冶铁？有的学者认为西周初期可能出现人工冶铁。
《逸周书·克殷》载：“……乃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
有的学者认为，这里的“玄钺”并非铁器，而指陨铁制的铁刃铜钺，不能证明商末周初已能冶铁。
《诗经·大雅·公刘》：“取厉取锻。
”《尚书·费誓》：“锻乃戈矛，砺乃锋刃。
”对这两处中的“锻”，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制锻铁，现在一些学者则认为“锻”指对青铜的捶锻。
而且至今考古发现西周戈、矛等兵器均为青铜制品，青铜兵器、工具也可以通过锻打而变得锋利。
因此，西周初期出现人工冶铁的意见也因缺乏实证而被否定。
第三种意见，西周中晚期出现人工冶铁。
《礼记·月令》载：“天子……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这一记载系指西周而言。
《诗经·秦风·驷铁》：“驷铁孔阜”，是西周末秦襄公时的诗，意为四匹马的颜色如铁。
只有铁成为习见事物之后，才会以其颜色称呼别的器物。
考古已发现了西周末的人工冶铁制品，即河南三门峡虢国大墓中出土的铜柄铁剑。
这件器物属西周晚期人工冶铁的块炼铁制品已为学术界公认。
此外，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墓出土了西周、东周之际的铁铲，甘肃灵台发现春秋早期的铜柄铁剑，甘肃永昌则发现春秋早期的铁锸等。
据上述事实，学术界认为中国中原地区人工冶铁最早发生于西周中晚期。
从现在接触到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据来看，把中国最早出现的人工冶铁定在西周中晚期是比较合理的。
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
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
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
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
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
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
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
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
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
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
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
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
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
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
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
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
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
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
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
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
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
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
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
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
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
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
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
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
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
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
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
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
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
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
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
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
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
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
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
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
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
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
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
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
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
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
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
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
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
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
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
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
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
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
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
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
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
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
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
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关于铁器：
中国开始和使用铁器的年代，目前尚无定论。
考古发现的人工冶炼的最早铁器属于春秋时期，目前已知有大约二十件左右，有凹形锄（臿）刃，梯形锛刃、削、刮刀、剑、鼎等，经金相核验，多数属固态还原的块炼铁（指不含炭的铁）。
战国时期，掌握了块炼渗碳钢及其淬火工艺，大大提高了铁器的实用的性能，为战国中期以后的铁器大量应用于军事和农业生产创造了技术条件。
关于我国何时出现铁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1972年底，河北藳城台西遗址发现了一件商代中期的铁刃铜钺，而且，这件器物的铁刃经鉴定是经过锻打的。
1977年8月北京平谷县南独乐河公社刘家河大队商代墓葬中又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此外，解放前还发现有一件西周初年的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传说是1931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
上述几件器物经分析，均含有较高成分的镍，这正是陨铁的特征。
所以，一般认为这几件器物由陨铁制成，而不是由人工锻冶的铁制成的。
另外，在商代藳城台西遗址中还出土了两块赤铁矿石和十几块铁渣，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商代中期已开始冶铁的反映。
但人们在冶铜时，矿石中的氧化铁同样会留在矿渣之中，而且矿渣中的含铁量可达到36%以上，甚至达50%。
所以，有的研究者又认为：“台西遗址出土的所谓铁渣，应是炼铜的矿渣，而不是人工冶铁的遗物”，等等。
总之，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意见认为，中国在商代还没有出现人工制铁。
第二种意见，西周初期有无人工冶铁？有的学者认为西周初期可能出现人工冶铁。
《逸周书·克殷》载：“……乃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
有的学者认为，这里的“玄钺”并非铁器，而指陨铁制的铁刃铜钺，不能证明商末周初已能冶铁。
《诗经·大雅·公刘》：“取厉取锻。
”《尚书·费誓》：“锻乃戈矛，砺乃锋刃。
”对这两处中的“锻”，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制锻铁，现在一些学者则认为“锻”指对青铜的捶锻。
而且至今考古发现西周戈、矛等兵器均为青铜制品，青铜兵器、工具也可以通过锻打而变得锋利。
因此，西周初期出现人工冶铁的意见也因缺乏实证而被否定。
第三种意见，西周中晚期出现人工冶铁。
《礼记·月令》载：“天子……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这一记载系指西周而言。
《诗经·秦风·驷铁》：“驷铁孔阜”，是西周末秦襄公时的诗，意为四匹马的颜色如铁。
只有铁成为习见事物之后，才会以其颜色称呼别的器物。
考古已发现了西周末的人工冶铁制品，即河南三门峡虢国大墓中出土的铜柄铁剑。
这件器物属西周晚期人工冶铁的块炼铁制品已为学术界公认。
此外，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墓出土了西周、东周之际的铁铲，甘肃灵台发现春秋早期的铜柄铁剑，甘肃永昌则发现春秋早期的铁锸等。
据上述事实，学术界认为中国中原地区人工冶铁最早发生于西周中晚期。
从现在接触到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据来看，把中国最早出现的人工冶铁定在西周中晚期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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