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 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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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去世早,每年清明节,在外地工作的大哥三哥两家人都要回凯里挂青,这也成为我们兄弟团聚的节气。我家兄弟四人两个在凯里工作,两个在平坝县工作。
父亲是镇远人,母亲是平坝县人。民国时期,父亲在平坝结识母亲,并带回镇远成了家。此后几十年,由于交通不方便,家境贫寒,母亲一直没有回过平坝老家。后来经过在平坝工作的大哥的努力,母亲终于回到平坝老家,与久别的姐姐重逢,到我早已去世的外公外婆坟前烧香叩头哭泣,了却了几十年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之情。
父母在世时,每逢春节,在平坝工作的大哥三哥两家人都要回凯里与父母团聚。父母去世后,我们兄弟四人每年就改在清明节团聚了,大哥三哥工作再忙,也要赶回凯里挂青。
母亲离开我们四十年了,父亲也去世二十七年了,然而我依然时不时地与父母在梦里相见。父亲出生于辛亥革命的1911年,一生经历坎坷,童年在氵舞 阳河学打鱼,青年走南闯北学厨艺,在平坝县学厨艺时认识我母亲。解放后,父亲被安排到镇远行署师范学校工作,在食堂做厨师。1956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不久州府从镇远搬迁到凯里,父亲也调到凯里师范学校担任厨师长,我们一家也从镇远县城搬来凯里居住。
父亲是凯里有名的厨师,一生热爱厨艺,崇敬厨艺,把厨师职业当作一生追求的事业来做,精益求精,仅豆腐就可以做成几十种美味佳肴。父亲曾经向我大哥说过他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红军长征攻占遵义时,父亲在贵阳一个军阀家做厨师,同厨中有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接到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为红军秘密筹集粮食。他看我父亲为人正直,讲义气,就动员我父亲帮助他一起为红军秘密筹集粮食。后来,那位地下党员跟随红军北上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知道那位同厨是地下党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凡是州里召开大型会议,都要抽调父亲去主厨。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做菜的品种较少,然而,无论什么菜料,经过父亲的加工烹制,都能色香味俱佳,客人吃了后,往往赞不绝口,纷纷打听是哪个厨师做的。在那个劳动人民很光荣的年代,父亲备受人们的尊敬,无论是校长还是教师、学生遇见我父亲,都很客气地招呼:“杨师傅,你手艺高,做的菜真好吃。”
解放后,母亲被安排在镇远城关的集体豆腐社工作。父亲调到凯里工作后,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四兄弟,辞去工作来凯里做家庭主妇。由于父亲工资低,母亲就在家里给别人带小孩,换一点报酬补贴家庭生活。后来,凯里师范成立托儿所,母亲就到托儿所做临时工。
记得我小时候,有两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对我一生的行为习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一次放学后我跑到学校食堂,父亲的一个同事看见我饿得可怜,就随手拿起一个刚出笼香喷喷又白又大的馒头给我吃。我欣喜地刚一接手就被父亲看见了,一巴掌打过来,一边夺走我手里的馒头,一边训斥道:“你这不懂事的孩子,公家的馒头不能随便吃。”我又痛又委屈。那位同事解释说:“我看孩子饿得太可怜了,回头算在我的账上。”父亲说:“谢谢你的好意!但孩子不能惯坏。他这次得了,下次又来。”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去学校食堂,也懂得公家的东西是不能拿的。
另一次,父亲结拜的两个兄弟从老家镇远来,父亲做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好久没有闻到猪肉的香味了,馋得我直吞口水,等不及父亲宣布开饭,我就迫不及待地伸手夹起肉来吃,被父亲把肉从我的碗里夹回去,还被拍了一巴掌:“你这不懂规矩的孩子,客人都还没有吃,你怎么就先动筷子了。”我委屈得眼泪直淌。客人劝道:“孩子小,不怪他,随他去。”父亲说:“这可不行,惯坏了,长大就更不懂规矩了。”这以后,我就知道家里有客人,必须等客人先吃,小孩才能动筷子。
不敢说我的家教有多好,但是我们兄弟四家人都本分做人做事,个个平凡而健康快乐。这与父亲平时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父母的坟墓埋在凯里城郊不远的山坡松树林里。每年清明节,我们兄弟四家人在大哥的带领下,拿着锄头、镰刀、铁铲来到父母坟前扫墓,把坟头和周围茂密的杂草割掉,整理排水边沟,将坟墓周围打扫干净,用帕子把墓碑擦洗干净;砍来一根拇指粗的树枝,把兄弟四家买的四挂白飘纸系在树枝头,插在坟头上,然后依照习俗惯例,兄弟四家人一一在父母墓碑前跪拜叩首,寄托我们的思亲之情。
挂青结束后,兄弟四家人在一起聚餐,也是亲情温馨交流的美好时刻。
父亲是镇远人,母亲是平坝县人。民国时期,父亲在平坝结识母亲,并带回镇远成了家。此后几十年,由于交通不方便,家境贫寒,母亲一直没有回过平坝老家。后来经过在平坝工作的大哥的努力,母亲终于回到平坝老家,与久别的姐姐重逢,到我早已去世的外公外婆坟前烧香叩头哭泣,了却了几十年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之情。
父母在世时,每逢春节,在平坝工作的大哥三哥两家人都要回凯里与父母团聚。父母去世后,我们兄弟四人每年就改在清明节团聚了,大哥三哥工作再忙,也要赶回凯里挂青。
母亲离开我们四十年了,父亲也去世二十七年了,然而我依然时不时地与父母在梦里相见。父亲出生于辛亥革命的1911年,一生经历坎坷,童年在氵舞 阳河学打鱼,青年走南闯北学厨艺,在平坝县学厨艺时认识我母亲。解放后,父亲被安排到镇远行署师范学校工作,在食堂做厨师。1956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不久州府从镇远搬迁到凯里,父亲也调到凯里师范学校担任厨师长,我们一家也从镇远县城搬来凯里居住。
父亲是凯里有名的厨师,一生热爱厨艺,崇敬厨艺,把厨师职业当作一生追求的事业来做,精益求精,仅豆腐就可以做成几十种美味佳肴。父亲曾经向我大哥说过他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红军长征攻占遵义时,父亲在贵阳一个军阀家做厨师,同厨中有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接到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为红军秘密筹集粮食。他看我父亲为人正直,讲义气,就动员我父亲帮助他一起为红军秘密筹集粮食。后来,那位地下党员跟随红军北上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知道那位同厨是地下党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凡是州里召开大型会议,都要抽调父亲去主厨。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做菜的品种较少,然而,无论什么菜料,经过父亲的加工烹制,都能色香味俱佳,客人吃了后,往往赞不绝口,纷纷打听是哪个厨师做的。在那个劳动人民很光荣的年代,父亲备受人们的尊敬,无论是校长还是教师、学生遇见我父亲,都很客气地招呼:“杨师傅,你手艺高,做的菜真好吃。”
解放后,母亲被安排在镇远城关的集体豆腐社工作。父亲调到凯里工作后,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四兄弟,辞去工作来凯里做家庭主妇。由于父亲工资低,母亲就在家里给别人带小孩,换一点报酬补贴家庭生活。后来,凯里师范成立托儿所,母亲就到托儿所做临时工。
记得我小时候,有两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对我一生的行为习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一次放学后我跑到学校食堂,父亲的一个同事看见我饿得可怜,就随手拿起一个刚出笼香喷喷又白又大的馒头给我吃。我欣喜地刚一接手就被父亲看见了,一巴掌打过来,一边夺走我手里的馒头,一边训斥道:“你这不懂事的孩子,公家的馒头不能随便吃。”我又痛又委屈。那位同事解释说:“我看孩子饿得太可怜了,回头算在我的账上。”父亲说:“谢谢你的好意!但孩子不能惯坏。他这次得了,下次又来。”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去学校食堂,也懂得公家的东西是不能拿的。
另一次,父亲结拜的两个兄弟从老家镇远来,父亲做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好久没有闻到猪肉的香味了,馋得我直吞口水,等不及父亲宣布开饭,我就迫不及待地伸手夹起肉来吃,被父亲把肉从我的碗里夹回去,还被拍了一巴掌:“你这不懂规矩的孩子,客人都还没有吃,你怎么就先动筷子了。”我委屈得眼泪直淌。客人劝道:“孩子小,不怪他,随他去。”父亲说:“这可不行,惯坏了,长大就更不懂规矩了。”这以后,我就知道家里有客人,必须等客人先吃,小孩才能动筷子。
不敢说我的家教有多好,但是我们兄弟四家人都本分做人做事,个个平凡而健康快乐。这与父亲平时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父母的坟墓埋在凯里城郊不远的山坡松树林里。每年清明节,我们兄弟四家人在大哥的带领下,拿着锄头、镰刀、铁铲来到父母坟前扫墓,把坟头和周围茂密的杂草割掉,整理排水边沟,将坟墓周围打扫干净,用帕子把墓碑擦洗干净;砍来一根拇指粗的树枝,把兄弟四家买的四挂白飘纸系在树枝头,插在坟头上,然后依照习俗惯例,兄弟四家人一一在父母墓碑前跪拜叩首,寄托我们的思亲之情。
挂青结束后,兄弟四家人在一起聚餐,也是亲情温馨交流的美好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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