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女人是怎么变成女人的？

Answer 1

之前，中国女足再创佳绩，问鼎亚洲杯，刚刚开幕的冬奥会上，也经常可见中国姑娘们的飒爽英姿。这些当然值得赞美，只是我们也不应忘记“八孩母亲”所代表的另一群女性以及她们背后可能并不都很极端但普遍被压抑的命运。在此引用《单读》主编吴琦的微博：从冬奥的竞技和女足的胜利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得到一点勇气，去面对马上又要开始但其实内心充满鄙夷的工作，或者放弃它去坚持点别的？去谈论那些不被允许谈论的事，支持那些在热闹的互联网上很少进入你视野的人？不仅仅庆祝她们的胜利，也理解她们的困境，声援并且追问为什么她们的声音始终是低迷的边缘的，就连此刻也正在被压抑？

文学界在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很多都比较浪漫化、情绪化和理想化。我们特别强调女性要有自主意识，而自主就表现在女性能够选择她的婚姻，由此“爱情”和“婚姻”常常是文学讲述女性的最主要话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个人自主和婚姻自由，落实为一个故事，就是女性去选择自己的婚姻。可是很少有人去讨论女性在获得爱情并结婚之后，这个“爱的小家庭”是以什么样的性别秩序组织起来的。人们也讨论女性应走出家庭，获得社会地位，如“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在讨论女性社会化的过程当中，不去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她在家庭里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可以说以前的现代文学研究比较多地体现在一些个体性的和文学性的性别意识层面，而不去关注一个最大的问题即一个人如何成为“女人”的观念和体制的制度层面。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也是女性主义者盖尔·鲁宾（Gayle Rubin），写过一篇文章叫《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文章发表的时间是1975年，那时她还是一个研究生，这是她的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提出要确立一些新的理论范畴来讨论女性为何受压迫这个问题。这个范畴就是性∕社会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它描述的是将生物性的性差别（sex）如何转变为社会性别的男人和女人（gender）的一套社会制度，并强调这个过程是构造性的而非自然的。鲁宾引证道，马克思说：钱就是钱，它只是在某种关系下才成为资本，只有当你拿这些钱去投资去追求利润的时候它才是“资本”；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种关系里他才成为一个奴仆，才会成为一个低劣的种族。鲁宾因此发挥说：女人就是女人，说一个女人是女人这个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某种关系当中她才成为妻子、保姆、仆人、色情女招待、妓女、打字秘书等等。也就是说，使一个人成为“女人”的是一套社会关系的体制。社会性别制度有两个最关键的讨论对象，就是婚姻和家庭。简单地说，只有在婚姻和家庭的关系里，才使得一个女人为“女人”。
当然，这听起来是一种老掉牙的说法。所谓女性文学、女作家文学反反复复在写的就是婚姻（更多地称“爱情”）和家庭。但从性别制度角度来讨论婚姻和家庭，就需要关注它们背后的组织原则是什么。这两个社会领域都属于一种亲属关系。依照人类学最简单的常识，人类社会从猿到人的转变有两个标志：一个是语言，人会说话，猴子不会说；另一个是亲属关系的确立，人有亲戚，猴子没有亲戚，它可能会乱伦。亲属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确立的最早基石。而亲属关系是通过一种社会交换关系来确立的。最基本的亲属关系是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也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是通过“交换”某种东西来形成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个所谓“东西”就是女人。可以说亲属关系整个的基本原则就是通过交换女人而确立起来，它基于一种“乱伦”禁忌的基本原则，即通过把自己家的女孩子嫁入别人家中而形成一种社会连带关系，而这个女孩子是没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婚姻归属的。当然这种状况主要指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传统社会或封建社会，还包括奴隶社会。农村关于女孩子有很多说法，最重要的一个说法就是“赔钱货”。这个称谓大致也可以看出一点交换关系的影子吧。父权制婚姻关系的实质就是男性主导的家族之间的交换关系，交换的是女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代的“爱情”观念的出现。在现代社会，个人观念出现之后才有所谓的“爱情”。恩格斯那篇著名的文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讨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这个问题。许多激进的女性主义者都会引用这篇文章。恩格斯说：婚姻对于被交换的女人来说，就是一种买卖关系。直到一种现代“个人”观念的出现，这样一种亲属关系和婚姻秩序才得到反省和批判。要使得这种联姻关系不断地再生产，就需要在家庭内部生产符合这个交换体系所需要的人，生产这个制度所需要的“男人”和“女人”，以确保男人和女人能加入一种异性恋的婚姻制度。这个制度要确保管制女人的欲望，不要让女人变成一个同性恋者，也不要让女人变得有太强和太主动的欲望。因为如果只需要她做一个交换物的话，那么她只是一个不需要主体性的客体，因此这个过程中女性太主动便会出问题。
婚姻和家庭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包含了观念和制度的两个层面，或许可以称之为“装置”。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他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把这一套观念和制度体制很形象地称为“装置”。话语的装置就像一个机器一样，他把你生产成社会所需要的人。借用这个说法，使女人成为女人的装置有两个：婚姻和家庭。通过这个机器创造出来的女人必须有女性气质，这种女性气质必须符合这样一个交换原则的要求。为了保证这种交换关系的进行，保证家族制度的延续，她必须作为一个客体出现。
这当然不是说今天我们社会的亲属关系还是这样。不过当我们讨论婚姻家庭讨论亲属制度的时候，要知道它的起源是什么。这个起源是不那么光彩的。尤其是在家庭关系内部。这其实也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讲的东西。弗洛伊德理论认为，一个小孩生出来的时候，在社会心理上是没有性别的，它不知道男女的差别意味着什么，而且女孩也不知道自己“不如”一个小男孩。那么怎样把一个不知道自己性别的小孩变成一个小男人和小女人？用精神分析的说法是，你有菲勒斯（phallus），这不是有生理上的优势，而是这种生理上的差别被转换为一种社会权力，使人觉得你是一个高人一等的那种人，至少是比那个没有菲勒斯的女孩要厉害、强大的人。当女孩意识到自己是个小女人的时候，她必须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客体、作为一个因为没有菲勒斯而不能太积极主动地展露自己愿望和欲望的人。
总之，当讨论这婚姻和家庭这两个问题的时候，要意识到它是在怎么生产着女人，它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使女人成为“女人”的制度。这种理论显然是非常激进的，如果我们正面来讨论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全部的生活基础都会出现问题。但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追问我们生活的最基本构成，然后去讨论有没有可能形成更好的形态；如果没有更好的，怎么样协调来使我们在这个装置里面无论作为男人还是作为女人可以生活得更好一点。
显然，在今天重新面对中国革命的现代史，重新关注中国女性议题，都需要正视并讨论在婚姻和家庭秩序的社会结构上存在的这些问题。这种正视不是简单地将“女性”与“革命”分离开来，而应该在深入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与女性解放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在相对客观地评价中国特殊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考察两者互动的实践形态及其冲突的理论性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唯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女性与革命议题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有效结合，而整个社会解放的程度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要做一个有批判力的女性主义者，不能仅仅做一个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不能只是去批判男性，因为男人也是社会性别制度的一部分；应该在一种更开放、更广阔的视野中去讨论女性问题。既要讨论父权制，又要讨论组织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制度。另外，在讨论性别问题时，一方面应该关心社会分配的不公、权力的不平等这些社会与政治问题，另外也应该讨论文化观念问题，讨论日常生活场域中的性别政治问题。这种文化、观念的东西在对人的控制方面，尤其是在婚姻和家庭这两个装置里面，丝毫不比经济、制度的东西力量弱。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在展开女性解放的社会活动的同时，进行更深入的文化批判活动是相当重要的。这或许也就是我们展开女性与革命问题的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Answer 2

女孩变成女人了，引发了人们对女孩变成女人的讨论。那么女孩和女人的区别在哪里呢？

一个女孩没什么谈恋爱的经验，遇到问题的时候会问别人的意见，会根据别人出的想法来做事。但当一个女生变得成熟起来，她的思想和头脑也会随之提升。她不会再自困于一些烦恼和一些难缠的事情，她有自己的处理方式，甚至比当初给她出点子的人高明。她会明白感情方面不是简单的互相喜欢就可以的，她会慎重的做出选择，因为她可以从经历的事情当中悟出很多道理。老话说，人吃的亏多了自然也能看透了。

当她从女孩变成女人的时候，她就会开始考虑：开始考虑物质基础，脱离了父母的保护，每天开始为柴米油盐操心。突然感觉到钱怎么那么不禁花。生理期来了，再也不敢像以前无所畏惧了，开始不吃辣，不吃冰激凌，学会了泡脚，喝姜汤、保暖。不再那么爱自拍，不会再发些矫情的说说，也不必再为他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