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古代中国用什么语言交流沟通?

Answer 1

这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你想啊，当时天下百家争鸣，论辩和游说十分盛行，法家、名家、墨家、儒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派人物周游天下鼓吹自家学说，能说别人不懂的家乡话吗？只能说天下各国都听得懂的雅言。苏秦、张仪奔走七国宣传合纵连横也必须说雅言。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的时候，都是说雅言而不是说自己的家乡话鲁国方言。孔子有来自天下各国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可以推想孔子在讲台上一定是说雅言而不是说鲁国话。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成集的《诗经》，收集的是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诗歌来自如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各地，大多数来自民间创作，本来应该反映出各地方言语音的差异，但经过文人（例如孔子）的修订和删改，在押韵方面已经很成熟，说明《诗经》是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定稿的。
当然，古代的共同语（雅言、通语）跟今天的共同语（普通话）还不能说完全是一回事。我们说的不同，并不是说雅言、通语和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有差异，古代的共同语跟今天的共同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当然有巨大的差异；我们所说的不同，是说古代的共同语并没有像今天的普通话一样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有明确的规范标准，只是大家能够听懂即可，而且古代的共同语只为数很少的士大夫阶级服务，只在王室宫廷和读书人的书斋以及一些商贾圈子里流通，跟今天的普通话通行全国各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民生活服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汉代以后至宋代，虽然没有指代共同语的一个名词，但是共同语是一直存在和应用的。今天我们用普通话诵读唐诗宋词，觉得大多数作品在音韵上都是很美的，只是少部分作品好像押韵不太严格，有的平仄有点问题，是不是唐宋的诗人们不太注意诗词格律呢？其实不是。因为古代至现代，语音变化很大，例如古代的入声字在今天的普通话里都分别派入阴阳上去四声了，声母、韵母都有不小的变化。唐宋诗人们用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音韵，而且不管原作者的籍贯是哪里，他们在音韵格律上倒是高度一致，因此我们也能断定唐宋时期仍然存在着一种能跨越方言障碍的天下通语。事实上，从魏晋六朝历经隋唐南北朝到宋朝，虽然没有出现新的类似“通语、凡语”这样的共同语的新名称，但是产生了大量供写作诗词韵文使用的韵书，比较著名的有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梁·沈约的《四声谱》、隋·陆法言的《切韵》、唐·孙愐的《唐韵》、宋·陈彭年等人的《广韵》、丘雍等人的《韵略》等等。韵书的作用是正音，以何为正？当然是通行天下的共同语，决不会是一方之言。
汉代以前的共同语有“雅言、通语、凡语”之称，明清以后的共同语有“官话”之称，而这中间自魏晋六朝至唐宋之间却没有对共同语的称呼，我想这原因是，汉代以前（具体说是汉武帝之前），天下一直处于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状态之中，社会盛行“合纵、连横”、周游列国游说辩论、聚天下才子论道讲学，而且人才靠的是自由竞争，因而口才之学繁盛发展，孔子、老子、晏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许行、孙武子、孙膑、蔺相如、毛遂、曹刿等等，无一不是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孟子》、《战国策》、《史记》等典籍都记录了不少论辩的精彩场面。然而汉代以后，大一统的封建制度日趋牢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日益发达，人们的横向交往越来越少，人才的选拔也越来越不重视口才（从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的举荐到索性以一篇八股文定终身），共同语的社会需求相对减少，共同语的社会影响自然渐趋缩小，以致缩小到没有一个固定的称呼。到了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开始萌动，城市、商业、戏剧、小说乃至对外贸易都日益繁荣，甚至西方殖民主义者或者炮舰相见，或者教会传教，西方科学渐渐东来，我国社会对于民族共同语的需求再次上升，民族共同语终于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有了一个“官话”的称呼。
古代共同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虽无明确的标准和规范，但一定是以当时的统治中心的方言为基础的。自商周直到北宋，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中游的长安、洛阳一带，因此雅言、通语应该是以长安、洛阳方言为基础，或者说大体是当时的长安话、洛阳话。到了北宋、南宋以及同时代的辽、金，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东移，而元、明、清以来的800多年间北京一直是首都，所以中古以后的共同语，有了较大的变化。普通话就是元代以后的共同语发展而来的结果。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中原，原指长安、洛阳一带，这时的中原已经扩大到以大都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了。
明清两代的共同语称作“官话”。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担心读书人“拘于方言，无以达于上下”（使用方言不利于上下级沟通的意思），命人编纂《洪武正韵》并颁行天下，这是官定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语音标准。“官话”的名称出现在明代中叶。“官话”可以解释成官员在官场上说的话，也可以理解成是大众公用的话，因为“官”有时也当“公共”讲，如围棋中双方均未占领的地盘叫“官”，因而有“收官、官子”之说，旧时称“公路”为“官道”，称“公共厕所”为“官茅房”。“官话”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早期形式初步形成。当然，官话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统一的规范，只要是不说家乡话，改说官场里通行的话就算是说官话。由于官场上通行官话，所以文人墨客也愿意学说官话，以会说官话为时尚。“官话”甚至都有了个mandarin的外国名字（据说因为满清官员都说官话，所以mandarin是“满大人”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