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古代各朝代利用档案修史的成果并分析各自特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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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曾有着十分辉煌的科技成就。而与之相对应的,当时也有着先进于当时世界各国的较发达的科技档案工作。总的来说,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有如下特点:
一、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是古代世界上最古老、最具有连续性、遗产最丰富的科技档案工作 关于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古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简单说明:首先,我国最早的有关档案文献的记载——《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的太史令终古用以规劝夏桀的“图法”。就包括地图科技档案;其次,我国已知最早的档案实物——甲骨档案中有大量的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医学等方面的内容;再次,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者——太史令都是精通天文学等的科学家,其保管的档案典籍中包括科技档案(如天文档案);第四,我国古代已知较早的正规档案库房应推汉代的石渠阁,而石渠阁所收藏的档案材料为萧何收集的秦图籍档案,其 中。作为科技档案的地图占有较大的比例。以上,我们通过最早的档案记载、最早的档案实物、最初的档案工作者、较早的正规档案库房的收藏,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是十分古老的,历史十分久远。
我国古代的科技档案工作,还具有明显的连续性;首先,这种连续性与我国古代整个档案工作的连续性有关。除被战火破坏外,我国古代王朝更替时,新王朝总是尽量收集和利用前朝档案,这些前朝档案中包括科技档案。最典型的例子是萧何收集秦之图籍的故事;其次,这种连续性还可以从现在的各种资料中得到证实。如我国古代有关日食、月食、慧星、太阳黑子等天象记录就是系统连续的;再次,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的连续性强于文书档案工作的连续性。因为很多科技档案,如天文、地理档案等,都是我国古代统治者进行有效统治所不可缺少的工具,统治者只要能够得到,一般都积极收藏和保存。如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对收集、保存和使用地图档案极为重视,荆轲正是利用了他求图心切的心理而以献“督亢地图”为名入见而险些行刺成功的。而且,秦统一后,秦始皇焚毁六国典籍,但却积极收集和保存了一些科技档案和书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总之,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在世界古代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连续性。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的古老性、连续性决定了其遗产必定是十分丰富的。我们仅以天文档案为例:我国古代天象记录的项目很多,有日食、月食、慧星、流星、流星雨、陨石、太阳黑子、新星和超新星、月掩星、行星会聚、行星动态、星昼见、黄道光等,这些记录占全世界同时期这方面记录的绝大多数,有的甚至占90%以上,其数量确实是其它各国所无法比拟的。
二、我国古代科技档案主要由天文档案、地理档案、农业档案、医学档案、建筑档案等实用科技档案组成 我国古代科技之发达,主要表现在实用技术方面。开发实用技术是进行统治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具体地说,我国古代进行天文学观测和保存天文档案,是为了附和其“天人感应学说”和制订历法等需要;进行地理学研究,特别是地图档案的制作与保存.是出于军事目的和农业生产、征收赋税、交通等需要;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各地方官的奏文许多与农业有关,中央的各种文件亦是如此;古医学档案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淳于越的医案到宫廷医药档案,其数量亦相当可观;古代宫廷、王府等各类建筑,归政府的工部等负责修建(也称将作大匠等),其图纸也保存在官府,形成一定数量的建筑档案,清“样式雷”(清皇室世袭之设计官)所遗留下来的图纸就达数千张。此外,其它科技档案也零星可见。
三、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形成者主要是官僚科学家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即以技求官。著名的科学家身为官僚的(或曾经当过官的)占有大多数,如李冰、汜胜之、司马迁、蔡伦、张衡、张仲景、马钧、裴秀、祖冲之、贾思勰、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这些官僚科学家与一般的平民科学家不同,其科技活动的目的是出于统治活动的需要和向皇帝邀宠,成果一般都献给皇帝,作为官方档案保存起来。这些官僚科学家在弃官和罢官之后,忠君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如李时珍,他虽然弃官不做,一心从事医学研究,但他写作完成《本草纲目》后,死前遗嘱其子孙将这部巨著献给皇帝。这种作法有—个好处,这就是科学家由于同时又是官员,其成果得以作为档案保存起来,他们也就成为官方科技档案的形成者。而平民科学家则没有这种条件,如果其成果不能写成著作流传,就难以保存下来,更不能为后人利用了。
四、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保管工作采取专业部门集中保管和宫廷重点保管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并且有良好的科技档案收集制度 我国古代官方科技档案大多是由各个有关的科技专业部门形成的。一般地说,本部门形成的科技档案主要由本部门集中保管。我们以骨签档案为例:骨签档案是汉代工官部门形成并集中保管在本衙门内的手工业管理档案。我们之所以说它是“集中保管在本衙门内的”,是由其出土情况得知的。因为它是在同一地点一一西汉未央宫附属的工官机构官署建筑遗址内发现的数量巨大(达三万余片)的制造业管理档案。这种数量巨大的同一内容的档案,不可能不是本部门长期积累、集中保管的。另外,天文档案、地图档案、医药档案等,也都大量地保存在钦天监、兵部职方司、太医监等相应机关内。 除有关机关保管本机关形成的科技档案外,重要的科技档案一般都要上奏皇帝,并保存在宫廷中。我们以清代天文档案为例,清代钦天监在每年二月,要以次年时宪书(历书)式呈皇帝,皇帝阅准后开始正式编制。十一月,编制完成的时宪书进呈皇帝,御览本作为档案保存在宫中。钦天监还掌观天象,凡日月五星,各测形体;凡晴雨与流星、异星按月记注,汇录成册,于次年二月进呈,等等。除钦天监上奏的天文档案材料外,清宫廷中还收藏有地方官上奏的天文气象档案材料。如清代江宁、苏州等地每月向中央政府呈送恭楷精抄本《晴雨录》等。 由以上可见,我国古代官方科技档案的保管工作主要采取专业部门集中保管和宫廷重点保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在当时来说是合理而有效的.它是我们今天能够继承丰富档案遗产的重在原因之一。 我国古代官方科技档案工作还有着较严密的收集制度。我们以唐代地图档案收集工作为例:唐代地图档案归兵部职方司管理。外域地图,兵部职方委托鸿胪卿绘制,《唐六典·兵部》载:“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国内地图则“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皆上省。”如山河改易,州县变更,城镇废置,疆场争执,均随时改正上报职方。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11月29日,又将每三年造图送职方的制度改为五年一造送。在一年内地理要素有较大变动则不受五年限制,及时绘图送兵部职方。此外,绘图所用的纸张由职方统一发放,并对绘制方法和质量有明确的规定。
五、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载体多种多样、富有特色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载体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相比,种类繁多,并富有特色。除纸张外,还有甲骨(包括骨签)、帛、简、金属、石和其它形式的载体材料。 1.甲骨科技档案。 甲骨科技档案首先是指殷墟出土的以龟甲兽骨制成的档案材料,包括天文、气象、农业、医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如关于天文学,其中的日食、月食、新星、日饵等天象记录,是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档案记录,等等。 不久前,甲骨类科技档案家庭中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这就是近年来出土的汉代骨签档案。骨签档案作为一种工业管理档案,是选用高级骨料制成的,体积小,便于集中穿放,工艺高,表面整齐、光洁。上面的文字用书刀镌成,填以矿物颜色,刀笔有力,是一种规格较高的档案材料。 2.帛书科技档案。 在我国古代,由于某些科技档案极为珍贵。因此时常用造价昂贵的缣帛来制作。著名的帛书科技档案有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古地图和《五星占》等。 3.简策科技档案。 简策是一种应用比较普遍的科技档案载体。著名的简策科技档案有我国最早的历谱档案——山东临沂出土的汉武帝七年的竹简历谱和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档案——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法医记录等。 4.石刻科技档案。 石刻科技档案实物是我国明清以前科技档案中实物遗留较多的一种。这一方面是由于石质材料易于长久保存,另一方面是由于古人也较经常地将各种图样等科技档案书刻在石上,并称之为上石。著名的石刻科技档案有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长江上游各种洪水和枯水题刻;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中的石刻药方等。 5.金属及其它特殊材质的科技档案。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其它特殊载体包括金属、木板、蜡等。 著名的金属材料的科技档案有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铜版“兆域图”,清代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等;著名的木版科技档案有现今世界上最早的古地图——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7幅刻在木版上的地图等;著名的蜡制科技档案有沈括制作的立体地理模型图等。
六、我国古代的科技档案利用—般限于官方统治活动和官方科技研究 我国官方机构之所以建立较为严密的科技档案工作制度,其目的主要是为其统治活动服务。我们仅以古代地图为例: 在我国古代,地图档案主要是被利用来为政府进行政治统治、军事活动和征收赋税等服务。首先,地图档案被赋予很强的政治意义,被作为国家领土主权的象征。韩非子曾说过:“献图则地削……地削则国削,”因此,凡是投降归顺等,都要献上本国或本地的地图,以示领土归对方所有;其次,地图档案在军事活动中具有熏要的作用,《管子·地图》载;“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正是由于这种重要的军事意义,使兵部职方司成为我国古代保管地图档案的传统机构;第三,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更广泛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为国家的行政活动和经济活动服务。据《周礼·天官》载:“小宰……三日,听闾里以版图。”这里所说的地图,是用于行政管理与户籍并用的一种行政管理地图,这种地图在我国古代一直被作为行政管理的一种有力工具被广泛使用着。从周代的“版图”开始,到秦汉的“图籍” (萧何所获的秦图籍即属此类),一直到明清的黄册与鱼鳞图册,一脉相承。这种地图与国家的经济收入息息相关,是征收赋税的依据,在国家行政和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此外,我国古代的科技档案还在科学研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如著名的地理学家裴秀,就因其“职在地官”,接触大量的地图档案和地理资料,才创造了“制图六体”的新理论。
总之,我国古代已经有了一定水平的科技档案工作实践.但必须指出,据现有资料看,我国古代还没有有关的理论研究,更谈不上建立科技档案管理学了~
一、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是古代世界上最古老、最具有连续性、遗产最丰富的科技档案工作 关于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古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简单说明:首先,我国最早的有关档案文献的记载——《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的太史令终古用以规劝夏桀的“图法”。就包括地图科技档案;其次,我国已知最早的档案实物——甲骨档案中有大量的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医学等方面的内容;再次,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者——太史令都是精通天文学等的科学家,其保管的档案典籍中包括科技档案(如天文档案);第四,我国古代已知较早的正规档案库房应推汉代的石渠阁,而石渠阁所收藏的档案材料为萧何收集的秦图籍档案,其 中。作为科技档案的地图占有较大的比例。以上,我们通过最早的档案记载、最早的档案实物、最初的档案工作者、较早的正规档案库房的收藏,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是十分古老的,历史十分久远。
我国古代的科技档案工作,还具有明显的连续性;首先,这种连续性与我国古代整个档案工作的连续性有关。除被战火破坏外,我国古代王朝更替时,新王朝总是尽量收集和利用前朝档案,这些前朝档案中包括科技档案。最典型的例子是萧何收集秦之图籍的故事;其次,这种连续性还可以从现在的各种资料中得到证实。如我国古代有关日食、月食、慧星、太阳黑子等天象记录就是系统连续的;再次,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的连续性强于文书档案工作的连续性。因为很多科技档案,如天文、地理档案等,都是我国古代统治者进行有效统治所不可缺少的工具,统治者只要能够得到,一般都积极收藏和保存。如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对收集、保存和使用地图档案极为重视,荆轲正是利用了他求图心切的心理而以献“督亢地图”为名入见而险些行刺成功的。而且,秦统一后,秦始皇焚毁六国典籍,但却积极收集和保存了一些科技档案和书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总之,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在世界古代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连续性。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的古老性、连续性决定了其遗产必定是十分丰富的。我们仅以天文档案为例:我国古代天象记录的项目很多,有日食、月食、慧星、流星、流星雨、陨石、太阳黑子、新星和超新星、月掩星、行星会聚、行星动态、星昼见、黄道光等,这些记录占全世界同时期这方面记录的绝大多数,有的甚至占90%以上,其数量确实是其它各国所无法比拟的。
二、我国古代科技档案主要由天文档案、地理档案、农业档案、医学档案、建筑档案等实用科技档案组成 我国古代科技之发达,主要表现在实用技术方面。开发实用技术是进行统治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具体地说,我国古代进行天文学观测和保存天文档案,是为了附和其“天人感应学说”和制订历法等需要;进行地理学研究,特别是地图档案的制作与保存.是出于军事目的和农业生产、征收赋税、交通等需要;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各地方官的奏文许多与农业有关,中央的各种文件亦是如此;古医学档案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淳于越的医案到宫廷医药档案,其数量亦相当可观;古代宫廷、王府等各类建筑,归政府的工部等负责修建(也称将作大匠等),其图纸也保存在官府,形成一定数量的建筑档案,清“样式雷”(清皇室世袭之设计官)所遗留下来的图纸就达数千张。此外,其它科技档案也零星可见。
三、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形成者主要是官僚科学家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即以技求官。著名的科学家身为官僚的(或曾经当过官的)占有大多数,如李冰、汜胜之、司马迁、蔡伦、张衡、张仲景、马钧、裴秀、祖冲之、贾思勰、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这些官僚科学家与一般的平民科学家不同,其科技活动的目的是出于统治活动的需要和向皇帝邀宠,成果一般都献给皇帝,作为官方档案保存起来。这些官僚科学家在弃官和罢官之后,忠君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如李时珍,他虽然弃官不做,一心从事医学研究,但他写作完成《本草纲目》后,死前遗嘱其子孙将这部巨著献给皇帝。这种作法有—个好处,这就是科学家由于同时又是官员,其成果得以作为档案保存起来,他们也就成为官方科技档案的形成者。而平民科学家则没有这种条件,如果其成果不能写成著作流传,就难以保存下来,更不能为后人利用了。
四、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保管工作采取专业部门集中保管和宫廷重点保管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并且有良好的科技档案收集制度 我国古代官方科技档案大多是由各个有关的科技专业部门形成的。一般地说,本部门形成的科技档案主要由本部门集中保管。我们以骨签档案为例:骨签档案是汉代工官部门形成并集中保管在本衙门内的手工业管理档案。我们之所以说它是“集中保管在本衙门内的”,是由其出土情况得知的。因为它是在同一地点一一西汉未央宫附属的工官机构官署建筑遗址内发现的数量巨大(达三万余片)的制造业管理档案。这种数量巨大的同一内容的档案,不可能不是本部门长期积累、集中保管的。另外,天文档案、地图档案、医药档案等,也都大量地保存在钦天监、兵部职方司、太医监等相应机关内。 除有关机关保管本机关形成的科技档案外,重要的科技档案一般都要上奏皇帝,并保存在宫廷中。我们以清代天文档案为例,清代钦天监在每年二月,要以次年时宪书(历书)式呈皇帝,皇帝阅准后开始正式编制。十一月,编制完成的时宪书进呈皇帝,御览本作为档案保存在宫中。钦天监还掌观天象,凡日月五星,各测形体;凡晴雨与流星、异星按月记注,汇录成册,于次年二月进呈,等等。除钦天监上奏的天文档案材料外,清宫廷中还收藏有地方官上奏的天文气象档案材料。如清代江宁、苏州等地每月向中央政府呈送恭楷精抄本《晴雨录》等。 由以上可见,我国古代官方科技档案的保管工作主要采取专业部门集中保管和宫廷重点保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在当时来说是合理而有效的.它是我们今天能够继承丰富档案遗产的重在原因之一。 我国古代官方科技档案工作还有着较严密的收集制度。我们以唐代地图档案收集工作为例:唐代地图档案归兵部职方司管理。外域地图,兵部职方委托鸿胪卿绘制,《唐六典·兵部》载:“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国内地图则“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皆上省。”如山河改易,州县变更,城镇废置,疆场争执,均随时改正上报职方。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11月29日,又将每三年造图送职方的制度改为五年一造送。在一年内地理要素有较大变动则不受五年限制,及时绘图送兵部职方。此外,绘图所用的纸张由职方统一发放,并对绘制方法和质量有明确的规定。
五、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载体多种多样、富有特色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载体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相比,种类繁多,并富有特色。除纸张外,还有甲骨(包括骨签)、帛、简、金属、石和其它形式的载体材料。 1.甲骨科技档案。 甲骨科技档案首先是指殷墟出土的以龟甲兽骨制成的档案材料,包括天文、气象、农业、医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如关于天文学,其中的日食、月食、新星、日饵等天象记录,是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档案记录,等等。 不久前,甲骨类科技档案家庭中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这就是近年来出土的汉代骨签档案。骨签档案作为一种工业管理档案,是选用高级骨料制成的,体积小,便于集中穿放,工艺高,表面整齐、光洁。上面的文字用书刀镌成,填以矿物颜色,刀笔有力,是一种规格较高的档案材料。 2.帛书科技档案。 在我国古代,由于某些科技档案极为珍贵。因此时常用造价昂贵的缣帛来制作。著名的帛书科技档案有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古地图和《五星占》等。 3.简策科技档案。 简策是一种应用比较普遍的科技档案载体。著名的简策科技档案有我国最早的历谱档案——山东临沂出土的汉武帝七年的竹简历谱和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档案——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法医记录等。 4.石刻科技档案。 石刻科技档案实物是我国明清以前科技档案中实物遗留较多的一种。这一方面是由于石质材料易于长久保存,另一方面是由于古人也较经常地将各种图样等科技档案书刻在石上,并称之为上石。著名的石刻科技档案有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长江上游各种洪水和枯水题刻;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中的石刻药方等。 5.金属及其它特殊材质的科技档案。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其它特殊载体包括金属、木板、蜡等。 著名的金属材料的科技档案有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铜版“兆域图”,清代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等;著名的木版科技档案有现今世界上最早的古地图——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7幅刻在木版上的地图等;著名的蜡制科技档案有沈括制作的立体地理模型图等。
六、我国古代的科技档案利用—般限于官方统治活动和官方科技研究 我国官方机构之所以建立较为严密的科技档案工作制度,其目的主要是为其统治活动服务。我们仅以古代地图为例: 在我国古代,地图档案主要是被利用来为政府进行政治统治、军事活动和征收赋税等服务。首先,地图档案被赋予很强的政治意义,被作为国家领土主权的象征。韩非子曾说过:“献图则地削……地削则国削,”因此,凡是投降归顺等,都要献上本国或本地的地图,以示领土归对方所有;其次,地图档案在军事活动中具有熏要的作用,《管子·地图》载;“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正是由于这种重要的军事意义,使兵部职方司成为我国古代保管地图档案的传统机构;第三,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更广泛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为国家的行政活动和经济活动服务。据《周礼·天官》载:“小宰……三日,听闾里以版图。”这里所说的地图,是用于行政管理与户籍并用的一种行政管理地图,这种地图在我国古代一直被作为行政管理的一种有力工具被广泛使用着。从周代的“版图”开始,到秦汉的“图籍” (萧何所获的秦图籍即属此类),一直到明清的黄册与鱼鳞图册,一脉相承。这种地图与国家的经济收入息息相关,是征收赋税的依据,在国家行政和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此外,我国古代的科技档案还在科学研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如著名的地理学家裴秀,就因其“职在地官”,接触大量的地图档案和地理资料,才创造了“制图六体”的新理论。
总之,我国古代已经有了一定水平的科技档案工作实践.但必须指出,据现有资料看,我国古代还没有有关的理论研究,更谈不上建立科技档案管理学了~
追问
这是各朝代修史的成果和特点吗,看上去不是啊
我要的不是古代科技档案的特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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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各朝代利用档案修史的成果及各自特点如下文:
易代修史,即新兴王朝为已灭亡的前朝纂修史书,所谓“兴朝而修胜国史”,是中国古代社会流传千古、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传统。
追溯源流,易代修史是史学发展的产物,是史书体裁、体例不断完善以适应时代变化和封建王朝统治需求的反映。就确保信史流传的原则而言,易代修史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时间与空间的冷却、沉淀、隔离作用,给史家提供了冷静分析和客观评判的平台,有益于把握历史的本质和真相。同时,易代修史代代相传,连绵不断,为中华民族传承文明、保存文化遗产、维护和发展民族团结统一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修前朝之史
易代修史,是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体裁、体例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出现并被沿用为惯例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已经产生了自觉记录史事的意识和观念,并逐步形成早期的记史制度和原则。秦朝的灭亡激发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思潮,也促动着史家在易代之后,以修史的形式进行更深刻的思考。西汉时期,太史公司马迁鉴于秦汉以来的社会巨变,发凡起例,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五种体例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弘巨著——《史记》,五体结合,包罗万象,载述了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勾勒出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画面,从而以纪传体的格局奠定了后世王朝史的基本规模,“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
到东汉时期,博学多识的班固根据封建王朝的特殊需要,改通史为断代,以纪传体王朝史的形式,载述一朝一代帝王将相、朝章国故、政令民情、对外交往、民族物产等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这种断代史体例,适应了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历史需要,后世遂大为尊崇并沿用不衰。
修前朝史之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除了发挥历史的鉴戒功能、寻找治乱兴衰的枢机,以巩固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易代修史也是借以说明新王朝继统合法性的必要手段。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修前朝史作为朝政大事来抓。到唐代,易代修史已经逐渐发展为封建王朝代代遵循的惯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史馆修史制度正式确立。
从此之后,封建王朝的易代修史事业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每当王朝鼎革之后,新兴王朝往往会开设史馆,招募史才,征集史料,斥资纂修前朝史书。
唐修晋史,五代修唐史,宋修五代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相沿不断。
信史流传的保障
从史书编纂的角度来看,易代修史有益于客观、真实地记述和评价历史,为信史流传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元代史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指出:“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于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其论定也。”大体而言,易代修史在客观上是符合史书修纂的实际要求的。史书是记述既往事实的载体,在时间、空间上与现实的政治有距离,也要求尽可能与现实的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方能不受其左右和影响。否则,史家耽于主观,易于徇情瞻私,善恶褒贬就难免有所局限,甚至会因避免触及时讳而违心曲笔,导致秽史流传。另外,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空间的凝固,否则,细节未全面伸展,矛盾无法充分展示,史家很难观察清楚,分析确切。
在历史进程尚未完全结束、历史活动还处于活跃状态之时,史事纷繁,千头万绪,令史家难于判断,如仓促修史,难免失于偏颇,甚至容易造成谬误。从这个意义上说,易代修史利用时间与空间的分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史事与现实政治的分离,用时间距离去冷却主观情绪造成的失误判断,用空间距离去避免现实政治的种种纷扰,以此确保历史记述能信而有征。
再者,梁启超曾说过,“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史书编纂的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史料的多寡,很多材料,尤其是官方的文书档案在王朝统治能够维系之时,往往被视为机密,一般不会公诸于众。易代修史,则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史料难求的问题,前朝文书档案多半可以公开,新兴王朝修史,既可利用前朝留下的档案史料,也可以向民间广泛征求,扩大史料来源。可以说,易代修史是巧妙地发挥了时间与空间给史书修纂带来的有利条件,从而有益于保证史书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民族认同的纽带和桥梁
易代修史,不仅是封建王朝长期沿袭、经久不绝的惯例,而且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传统,应倍加珍视并予以继承。自唐以后,易代修史代代相循,硕果累累。正史,即二十四史的史书体系被视为历史文化遗产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其中,易代修史的成果就有15部之多。这些凭借王朝之力纂成的史书多具有一代之史的特征,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史学文化遗产。
史书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记录,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历史记载的国家、中华文明之传承不绝,应该说,易代修史是根源和途径之一。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易代修史作为文化传统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产物。
就历史来看,不仅中原王朝重视为前朝修史,如唐朝统治者组织官员、学者纂修《隋书》、《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五代组织纂修《旧唐书》,宋组织纂修《旧五代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视纂修前朝史为朝政大事,如金灭辽后,曾两次主持纂修《辽史》,虽未刊布,却留下了宝贵的史学资源,元修《辽史》、《金史》、《宋史》,清修《明史》,等等。这些实例均表明,在各民族走向统一的进程之中,易代修史亦成为沟通和联系各民族文化的纽带和桥梁。进而,易代修史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深入人心,“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在王朝鼎革之际,不少史家秉承传承信史的历史责任感,凭借私人之力纂修史书,从而创造了与官修史书迥然有别的私家修史文化。明清之际,私家修史,蔚然成风,昭示出易代修史强大的文化感召力。
尊重、强调并传承易代修史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提倡纂修和研究当代史并无矛盾。应该承认,与易代修史相比,当代史的纂修与研究无疑需要更加认真负责、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扎实稳健的史学修养,以及博古通今、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我们相信,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会促进中国史学向纵深处飞跃发展。
易代修史,即新兴王朝为已灭亡的前朝纂修史书,所谓“兴朝而修胜国史”,是中国古代社会流传千古、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传统。
追溯源流,易代修史是史学发展的产物,是史书体裁、体例不断完善以适应时代变化和封建王朝统治需求的反映。就确保信史流传的原则而言,易代修史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时间与空间的冷却、沉淀、隔离作用,给史家提供了冷静分析和客观评判的平台,有益于把握历史的本质和真相。同时,易代修史代代相传,连绵不断,为中华民族传承文明、保存文化遗产、维护和发展民族团结统一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修前朝之史
易代修史,是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体裁、体例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出现并被沿用为惯例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已经产生了自觉记录史事的意识和观念,并逐步形成早期的记史制度和原则。秦朝的灭亡激发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思潮,也促动着史家在易代之后,以修史的形式进行更深刻的思考。西汉时期,太史公司马迁鉴于秦汉以来的社会巨变,发凡起例,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五种体例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弘巨著——《史记》,五体结合,包罗万象,载述了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勾勒出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画面,从而以纪传体的格局奠定了后世王朝史的基本规模,“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
到东汉时期,博学多识的班固根据封建王朝的特殊需要,改通史为断代,以纪传体王朝史的形式,载述一朝一代帝王将相、朝章国故、政令民情、对外交往、民族物产等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这种断代史体例,适应了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历史需要,后世遂大为尊崇并沿用不衰。
修前朝史之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除了发挥历史的鉴戒功能、寻找治乱兴衰的枢机,以巩固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易代修史也是借以说明新王朝继统合法性的必要手段。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修前朝史作为朝政大事来抓。到唐代,易代修史已经逐渐发展为封建王朝代代遵循的惯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史馆修史制度正式确立。
从此之后,封建王朝的易代修史事业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每当王朝鼎革之后,新兴王朝往往会开设史馆,招募史才,征集史料,斥资纂修前朝史书。
唐修晋史,五代修唐史,宋修五代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相沿不断。
信史流传的保障
从史书编纂的角度来看,易代修史有益于客观、真实地记述和评价历史,为信史流传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元代史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指出:“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于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其论定也。”大体而言,易代修史在客观上是符合史书修纂的实际要求的。史书是记述既往事实的载体,在时间、空间上与现实的政治有距离,也要求尽可能与现实的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方能不受其左右和影响。否则,史家耽于主观,易于徇情瞻私,善恶褒贬就难免有所局限,甚至会因避免触及时讳而违心曲笔,导致秽史流传。另外,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空间的凝固,否则,细节未全面伸展,矛盾无法充分展示,史家很难观察清楚,分析确切。
在历史进程尚未完全结束、历史活动还处于活跃状态之时,史事纷繁,千头万绪,令史家难于判断,如仓促修史,难免失于偏颇,甚至容易造成谬误。从这个意义上说,易代修史利用时间与空间的分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史事与现实政治的分离,用时间距离去冷却主观情绪造成的失误判断,用空间距离去避免现实政治的种种纷扰,以此确保历史记述能信而有征。
再者,梁启超曾说过,“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史书编纂的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史料的多寡,很多材料,尤其是官方的文书档案在王朝统治能够维系之时,往往被视为机密,一般不会公诸于众。易代修史,则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史料难求的问题,前朝文书档案多半可以公开,新兴王朝修史,既可利用前朝留下的档案史料,也可以向民间广泛征求,扩大史料来源。可以说,易代修史是巧妙地发挥了时间与空间给史书修纂带来的有利条件,从而有益于保证史书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民族认同的纽带和桥梁
易代修史,不仅是封建王朝长期沿袭、经久不绝的惯例,而且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传统,应倍加珍视并予以继承。自唐以后,易代修史代代相循,硕果累累。正史,即二十四史的史书体系被视为历史文化遗产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其中,易代修史的成果就有15部之多。这些凭借王朝之力纂成的史书多具有一代之史的特征,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史学文化遗产。
史书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记录,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历史记载的国家、中华文明之传承不绝,应该说,易代修史是根源和途径之一。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易代修史作为文化传统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产物。
就历史来看,不仅中原王朝重视为前朝修史,如唐朝统治者组织官员、学者纂修《隋书》、《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五代组织纂修《旧唐书》,宋组织纂修《旧五代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视纂修前朝史为朝政大事,如金灭辽后,曾两次主持纂修《辽史》,虽未刊布,却留下了宝贵的史学资源,元修《辽史》、《金史》、《宋史》,清修《明史》,等等。这些实例均表明,在各民族走向统一的进程之中,易代修史亦成为沟通和联系各民族文化的纽带和桥梁。进而,易代修史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深入人心,“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在王朝鼎革之际,不少史家秉承传承信史的历史责任感,凭借私人之力纂修史书,从而创造了与官修史书迥然有别的私家修史文化。明清之际,私家修史,蔚然成风,昭示出易代修史强大的文化感召力。
尊重、强调并传承易代修史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提倡纂修和研究当代史并无矛盾。应该承认,与易代修史相比,当代史的纂修与研究无疑需要更加认真负责、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扎实稳健的史学修养,以及博古通今、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我们相信,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会促进中国史学向纵深处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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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各朝代利用档案修史的成果有如下特点:
一、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是古代世界上最古老、最具有连续性、遗产最丰富的科技档案工作 关于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古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简单说明:首先,我国最早的有关档案文献的记载——《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的太史令终古用以规劝夏桀的“图法”。就包括地图科技档案;其次,我国已知最早的档案实物——甲骨档案中有大量的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医学等方面的内容;再次,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者——太史令都是精通天文学等的科学家,其保管的档案典籍中包括科技档案(如天文档案);第四,我国古代已知较早的正规档案库房应推汉代的石渠阁,而石渠阁所收藏的档案材料为萧何收集的秦图籍档案,其 中。作为科技档案的地图占有较大的比例。以上,我们通过最早的档案记载、最早的档案实物、最初的档案工作者、较早的正规档案库房的收藏,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是十分古老的,历史十分久远。
二、我国古代科技档案主要由天文档案、地理档案、农业档案、医学档案、建筑档案等实用科技档案组成 我国古代科技之发达,主要表现在实用技术方面。开发实用技术是进行统治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具体地说,我国古代进行天文学观测和保存天文档案,是为了附和其“天人感应学说”和制订历法等需要;进行地理学研究,特别是地图档案的制作与保存.是出于军事目的和农业生产、征收赋税、交通等需要;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各地方官的奏文许多与农业有关,中央的各种文件亦是如此;古医学档案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淳于越的医案到宫廷医药档案,其数量亦相当可观;古代宫廷、王府等各类建筑,归政府的工部等负责修建(也称将作大匠等),其图纸也保存在官府,形成一定数量的建筑档案,清“样式雷”(清皇室世袭之设计官)所遗留下来的图纸就达数千张。此外,其它科技档案也零星可见。
三、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载体多种多样、富有特色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载体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相比,种类繁多,并富有特色。除纸张外,还有甲骨(包括骨签)、帛、简、金属、石和其它形式的载体材料。 1.甲骨科技档案。 甲骨科技档案首先是指殷墟出土的以龟甲兽骨制成的档案材料,包括天文、气象、农业、医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如关于天文学,其中的日食、月食、新星、日饵等天象记录,是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档案记录,等等。 不久前,甲骨类科技档案家庭中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这就是近年来出土的汉代骨签档案。骨签档案作为一种工业管理档案,是选用高级骨料制成的,体积小,便于集中穿放,工艺高,表面整齐、光洁。上面的文字用书刀镌成,填以矿物颜色,刀笔有力,是一种规格较高的档案材料。 2.帛书科技档案。 在我国古代,由于某些科技档案极为珍贵。因此时常用造价昂贵的缣帛来制作。著名的帛书科技档案有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古地图和《五星占》等。 3.简策科技档案。 简策是一种应用比较普遍的科技档案载体。著名的简策科技档案有我国最早的历谱档案——山东临沂出土的汉武帝七年的竹简历谱和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档案——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法医记录等。 4.石刻科技档案。 石刻科技档案实物是我国明清以前科技档案中实物遗留较多的一种。这一方面是由于石质材料易于长久保存,另一方面是由于古人也较经常地将各种图样等科技档案书刻在石上,并称之为上石。著名的石刻科技档案有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长江上游各种洪水和枯水题刻;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中的石刻药方等。 5.金属及其它特殊材质的科技档案。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其它特殊载体包括金属、木板、蜡等。 著名的金属材料的科技档案有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铜版“兆域图”,清代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等;著名的木版科技档案有现今世界上最早的古地图——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7幅刻在木版上的地图等;著名的蜡制科技档案有沈括制作的立体地理模型图等。
总之,我国古代已经有了一定水平的科技档案工作实践.但必须指出,据现有资料看,我国古代还没有有关的理论研究,更谈不上建立科技档案管理学了~
一、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是古代世界上最古老、最具有连续性、遗产最丰富的科技档案工作 关于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古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简单说明:首先,我国最早的有关档案文献的记载——《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的太史令终古用以规劝夏桀的“图法”。就包括地图科技档案;其次,我国已知最早的档案实物——甲骨档案中有大量的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医学等方面的内容;再次,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者——太史令都是精通天文学等的科学家,其保管的档案典籍中包括科技档案(如天文档案);第四,我国古代已知较早的正规档案库房应推汉代的石渠阁,而石渠阁所收藏的档案材料为萧何收集的秦图籍档案,其 中。作为科技档案的地图占有较大的比例。以上,我们通过最早的档案记载、最早的档案实物、最初的档案工作者、较早的正规档案库房的收藏,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是十分古老的,历史十分久远。
二、我国古代科技档案主要由天文档案、地理档案、农业档案、医学档案、建筑档案等实用科技档案组成 我国古代科技之发达,主要表现在实用技术方面。开发实用技术是进行统治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具体地说,我国古代进行天文学观测和保存天文档案,是为了附和其“天人感应学说”和制订历法等需要;进行地理学研究,特别是地图档案的制作与保存.是出于军事目的和农业生产、征收赋税、交通等需要;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各地方官的奏文许多与农业有关,中央的各种文件亦是如此;古医学档案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淳于越的医案到宫廷医药档案,其数量亦相当可观;古代宫廷、王府等各类建筑,归政府的工部等负责修建(也称将作大匠等),其图纸也保存在官府,形成一定数量的建筑档案,清“样式雷”(清皇室世袭之设计官)所遗留下来的图纸就达数千张。此外,其它科技档案也零星可见。
三、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载体多种多样、富有特色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载体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相比,种类繁多,并富有特色。除纸张外,还有甲骨(包括骨签)、帛、简、金属、石和其它形式的载体材料。 1.甲骨科技档案。 甲骨科技档案首先是指殷墟出土的以龟甲兽骨制成的档案材料,包括天文、气象、农业、医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如关于天文学,其中的日食、月食、新星、日饵等天象记录,是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档案记录,等等。 不久前,甲骨类科技档案家庭中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这就是近年来出土的汉代骨签档案。骨签档案作为一种工业管理档案,是选用高级骨料制成的,体积小,便于集中穿放,工艺高,表面整齐、光洁。上面的文字用书刀镌成,填以矿物颜色,刀笔有力,是一种规格较高的档案材料。 2.帛书科技档案。 在我国古代,由于某些科技档案极为珍贵。因此时常用造价昂贵的缣帛来制作。著名的帛书科技档案有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古地图和《五星占》等。 3.简策科技档案。 简策是一种应用比较普遍的科技档案载体。著名的简策科技档案有我国最早的历谱档案——山东临沂出土的汉武帝七年的竹简历谱和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档案——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法医记录等。 4.石刻科技档案。 石刻科技档案实物是我国明清以前科技档案中实物遗留较多的一种。这一方面是由于石质材料易于长久保存,另一方面是由于古人也较经常地将各种图样等科技档案书刻在石上,并称之为上石。著名的石刻科技档案有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长江上游各种洪水和枯水题刻;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中的石刻药方等。 5.金属及其它特殊材质的科技档案。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其它特殊载体包括金属、木板、蜡等。 著名的金属材料的科技档案有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铜版“兆域图”,清代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等;著名的木版科技档案有现今世界上最早的古地图——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7幅刻在木版上的地图等;著名的蜡制科技档案有沈括制作的立体地理模型图等。
总之,我国古代已经有了一定水平的科技档案工作实践.但必须指出,据现有资料看,我国古代还没有有关的理论研究,更谈不上建立科技档案管理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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