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的发展历程
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限于当时文明时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具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如同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服从它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那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类从自然界攫取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积蓄，同是也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命理名家于大有老师提醒您，推算命理是很严肃认真的事情，不要轻信一些网络软件的命理批断。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至高无上的。这从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证明。 人类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是在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
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骂“天命论”的诗章：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命反恻，何佑何罚。”《楚辞·天问》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分，喜怒无常，邪僻乖戾，任意降灾于人，人间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无能，没有诚信，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 如果说，西汉时期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多形而下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王充禀气说的创立，使我国的命学理论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
王充继承前人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气的一元论，他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万物差别的根源在于禀气的不同，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王充《论衡·物势篇》），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王充机械地将自然界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但他的禀气说又形成了神秘论。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在母体之中禀受的自然之气，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态良莠决定于种子，鸟的雌雄强弱决定于鸟卵一样，人的命运所包含的一切都决定于最初禀受的自然之气。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王充《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
人的寿夭如此，命禄也一样。所谓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王充《论衡·命义篇》）它不决定于人的才干贤愚等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 算命术的确立始自唐代，但又以为其承续脉络有二，一是对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的继承，二是交融了西方的占星术。外国的星象历数迷信，大约是六朝时随印度、西域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一起传来中国的。如宋王应麟称：“土星行历推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弼乾，传有《聿斯经》，本梵书。”元吴莱解释说，“都利”即“都赖”，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西域的康居城就建筑在都赖，李弼乾即来自康居国的外国术士，所传《聿斯经》是印度的星命书。又《通考》上也记有《称星经》三卷，“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及罗喉计都紫气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宫度数，以推人贵贱寿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云天竺学也”。
罗喉计都云云，显然是外国字，可证是由外国传来。由此可见，源自中国古代的星象五行的迷信，加之以外国的星象历数的迷信，在唐代一起构成了算命术(《中国古代民间方术》，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 江氏在认定中国算命术形成于五代宋初、而且基本上无“进口”成分的同时，又引带出了这种算命习俗与传统的星占术有无渊源关系的问题。对此，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有渊源关系，并以《周礼·春官》有关冯相氏、保章氏专管岁时星象以推测人事祸福的记载为其先河，而人们常用“五星子平”或“星相命理”等作为算命术的别称，也足以为据。对此，江晓原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较晚期的一些择吉、算命之书常喜欢在书名上冠以“星”字而造成的误解，比如明代的《星命大全》、清代的《御定星历考原》等书，所言各种择吉、算命之术，皆与实际天象及天体运行无关，根本不符合星占学的基本定义。
总之，古代中国星占学的基本特征是“军国星占学”，由《史记·天官书》中占辞的分类统计可见，没有任何一类、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畴内，都不是针对个人事务而言。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同上)。 上述各家的高见，都有载籍为依据，主要分歧在于如何辨识运用并加推论，同时也涉及到对“算命术”这一概念的定义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