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男， 1954年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新闻传播学新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工作经历：
1983-1998：杭州大学新闻系教师，曾任新闻系副主任，杭州大学新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1999-2001：浙江大学新闻系教师，任新闻系主任，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2001、7-现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曾任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
研究领域：新闻理论、传播理论
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新闻与传播思想、大众媒介与社会
主要成果：《新闻传播学》、《媒介是谁：对大众传媒社会定位的探寻》、《也论林则徐的新闻观》、《独立战争前后美国报刊思想之演变》、《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等论著三十多篇。2005年底，黄旦教授代表性著作《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现正在进行的课题：《中外传播思想史》
目前担任课程：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思想史论、世界传播学说史、传播学研究
主持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先后留学美国和澳大利亚，多次参加国际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获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黄旦教授，无疑是中国中年学者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学术标竿性人物。
学术经历
Sep.,1998-Sep.,1999: Visit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Mass Media Studies, Denver University, Denver, Colorado, AmericaOct.,1991-Oct.,1992: Visiting scholar, School of Humanities, Murdoch University,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
Mar.,2001-Present: Professor& Researcher, Journalism School &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ct.,1999-Feb.,2001: Professor,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Mass Media and Soci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China
2009、9-2010、8 深圳大学“鹏城学者”
2012年 暨南大学南都讲座教授
附录1：《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简评
读到后记时得知，黄旦先生的这本书写了整整7年。对此，黄先生说，期望值总是与写作的时间成正比，拖得越长，要求完美的压力就越大。仔细想来，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之路上，又何尝不是这样。
从新闻自由为报刊的专业化路程搭建第一个台阶，到便士报为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奠定重要基础，从大众传播媒介在事业化和商业化的冲突中艰难抉择，到编辑记者为争取内部新闻自由而努力奋斗，新闻专业主义在崎岖不平的建构之路上艰难前行，期间，还要面对“把关人”和“议程设置”理论的公然挑战，甚至，在最后还成为法兰克福学派视野中为“现实社会秩序服务”的傀儡。阖上全书，新闻专业主义就如同一个梦幻，或者像新闻的真实性一样，是“无底洞的那个底”，永远找不到切实的存在。因此，就新闻专业主义而言，其建构必然还将是一个长久的探索和斗争的过程，其内涵必然还没有令人完全信服的“标准答案”。
但是，找不到“标准答案”的新闻专业主义，却仍然充实着媒介，并影响着媒介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推动。从物理特征和信息流通上看，大众媒介的出现和其传播技术的发展，让人类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媒介成为“人的延伸”，地球也变为麦克卢汉眼里的小村落；但是，媒介在帮助人们交流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创造一个拟态世界，个人或者组织出于自身需要和价值判断的“把关”、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种种控制、媒介议程设置对公众议程的决定作用等等，都在不知不觉中掩盖甚至歪曲世界的本来面目。因此，从这两方面看，大众媒介无疑是把刀锋锐利的“双刃剑”，而如何让其尽可能地在推动文明而不是掩盖真相上发挥能量，正是新闻专业主义倡导者的迫切愿望。作为专业，必定有其规范，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也许没有终点，但是其努力奋斗和自我修正完善的过程，就是作为专业不断回归大众媒介原始价值的过程。
在本书的最末三章，黄旦先生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着墨颇多，个人以为这是全书比较精彩的部分。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文化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并最终使人类成为技术的工具。黄旦先生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有其局限性，因为无论是媒介的意义构成、文化生产中媒介与受众的互动（包括符号互动论），还是众所周知的编码与译码理论，都在证明作为受众的人远远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尽管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存在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本书作者还是在该章节的最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假若注目于当前媒介集团的膨胀和跨国媒介集团在文化全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兰克福学派的态度未必就是狭隘与过时，甚至仍不失其启发、警告、反思之功效。”启发、警告、反思，在探索新闻专业主义之路上所付出的努力，又何尝不是在发挥这样的功效？！无底洞也许根本就没有底，但探底的过程也同样值得敬畏，作为专业的独立的大众媒介，正行走在这条没有终点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