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在众人“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的劝进中于定陶称帝，定国号为“汉”。五月，刘邦等人前呼后拥来到洛阳，置酒南宫，有长期住下去的打算。这时候在何处定都的问题自然就提了出来。这个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说在洛阳，一说在长安。这场争论对后世影响巨大，对于奠定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一开始，有一位原籍山东，戍守陇西的军人娄敬路过洛阳，求见刘邦。娄敬问刘邦：陛下定都洛阳，想必是想仿效周朝吧？刘邦点头称是。娄敬对刘邦说道：陛下取得天下，与周室不同。周氏一族自始祖后稷一直就是贵族，身为诸侯镇守一方。周族积德累善数百年，至武王伐纣，才得天下。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但是为了便于收取四面八方的诸侯给周王室的贡赋，周朝统治集团又在王朝版图的中心地区——洛阳，营建了成周洛邑作为东都。西周晚期，秦国力量兴起和东进，西北地区戎狄力量发展，周王朝在关中已无法对全国的统治，平王被迫迁到成周洛邑，绝不是因为洛阳有比关中更险阻的地形。
娄敬进一步指出：洛阳虽居“天下之中”，但作为国都，它的地理形势并不理想。陛下从丰沛收集了3000人的部队，带领他们起事，很快席卷四川、陕南，占领了关中。后来为了统一全国又出兵关东，与项羽在河南荥阳为争夺军事重地成皋展开了决战，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双方死伤惨重，尸体遍地，血流成河。仗打得如此艰难，不能说与地形不利没有关系。回过头来看看，陕西关中有高山被覆，黄河环绕，四面边塞可以作为坚固的防线，即使突然有了危急情况，百万之众的雄兵是可备一战的。借着秦国原来经营的底子，又以肥沃的土地为依托，这就是所说的形势险要、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地啊。陛下进入函谷关把都城建在那里，山东地区即使有祸乱，秦国原有的地方是可以保全并占有的。与别人搏斗，不掐住他的咽喉，击打他的后背，是不能完全获胜的。如果陛下进入函谷关内建都，控制着秦国原有的地区。这也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击打它的后背啊。
当时，刘邦的文武大臣大部分是关东人，他们不愿远离家乡到关中去做官，便对刘邦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肴邑，背靠黄河，面临伊河、洛河，地势十分险要，“其因亦足恃”。而且周平王从关中的镐京迁都到洛邑，周朝在这里称王数百年，秦在关中却二世而亡。
这时候，独有张良支持娄敬的主张，他说：洛阳虽有这些天然的险要，但它的腹地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而且容易四面受敌，非用武治国之都；关中则左有崤函之险（即崤山与函谷关的合称），右有陇蜀丛山之溢，土地肥美，沃野千里；加上南面有巴蜀的富饶农产，北有可牧放牛马的大草原。既有北、西、南三面的险要可以固守，又可向东方控制诸侯。诸侯安定，则黄河、渭水可以开通漕运，运输天下的粮食，供给京师所需。如果诸侯有变，就可顺流东下以运送粮草，足以维持出征队伍的补给。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楚汉相争时，刘邦借助手下众多将领和背叛项羽的诸侯王打败项羽取得天下，在战后不得不将功绩最高的一群将领封为诸侯王，但却对异姓诸侯王心存疑虑，害怕其谋反，危及自己的江山，于是又着手翦除了异姓诸侯王和功臣势力。将异姓诸王清灭后，刘邦大封同姓诸侯王，实行郡国制，以保刘氏江山稳固，却又使得同姓王得以坐大。汉文帝时，先后发生了济北王和淮南王的叛变；而汉景帝时更发生了七国之乱。无论是汉初平定异姓王之乱时，还是之后平定同姓王之乱，关中地区的地理优势都得以很好地发挥。如果将都城的选址定在汉初定都时另一备选城市洛阳的话，诸侯作乱时洛阳周围必然为战场，都城则有累卵之危，如汉朝初年的七国之乱，主战场就在河南东部一带，距离洛阳很近，对中央政权则是很大的威胁。
二、定都关中地区有利于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秦汉之际，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崛起已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在秦代，匈奴曾一度为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有十多年不敢南下。秦朝覆灭后，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再度崛起。在其骁勇善战的领袖冒顿单于统率下，四面出击，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依然是汉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胁：“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攻城屠邑，殴略畜产”，“杀吏卒，大寇盗”，给西汉北方地区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严重危害着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宁。
关中地区靠近北部边疆。西汉定都长安，精兵猛将云集关中，对于北部边疆的匈奴势力能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且以之为都方便就近组织指挥汉朝对北方匈奴的反击战争。另外从地理上看，关中西北横亘着陇山山脉，为其西北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较险峻，而泾河方向相对较为平易。陇山山口有萧关依险而立，可以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虽然通北之道不限于萧关一条，但除萧关附近道路仍较为平坦可行外，北方其他地区水土流失较严重，原来平坦的塬面，经过流水冲蚀，形成许多沟壑纵横其间，增加行军难度，再加上秦长城的阻碍，北方游牧民族很难通过其他道路向南深入。
西汉在经历了“白登之围”后，深切地感受到在军事力量上与匈奴之间的巨大差距，便开始了长期的休养生息、积累力量，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关中地区西部和北部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界地区，双方征战不断，使得关中地区民风彪悍，尚武之风盛行，兵员质量好。而且就当时而言，中国北方未完成彻底的农耕化，其中关中周边就有大量的农牧混合地区，特别是关陇西部一带产马众多，这就为马政的推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汉武帝时反击匈奴获得巨大胜利，从根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这其中汉朝大量建设骑兵，高明运用骑兵战术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而关中地区产粮丰富且靠近农牧混合区对于西汉骑兵建设的贡献也无疑是巨大的。
三、定都关中地区有利于西汉政权对西域的经营和控制。
关中西北外围高地，以陇山为主体，延及黄土高原之一部分，这片地域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自这里径趋关中腹地较易，而自关中腹地仰攻则较难。因此，如果说关中对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势，那么陇西对关中占有高屋建瓴之势。在关中与中原群雄逐鹿之时，其军事要点在于几处关隘所控制着的山川险要。可是，当关陇地区内部形势混乱之时，关陇局势的控制却取决于对关中西北外围高地的控制。关中西北高地为关陇地区的军事重心，对于关中腹地局势的底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陇山西边是河西走廊。陇西在关中之西，而河西又在陇西之西。如果说陇西对关中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的话，那么河西对陇西同样拥有地理上的优势。陇西足以制关中，河西则足以制陇西。河西对关中西北安全的巩固意义重大。但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来保障这个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权可以利用这片地域来屏护关陇，西北游牧民族也可从这个走廊涌入，透入关陇，给关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压力。从关中往西层层递推的经营逻辑的西端应该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系列山脉才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的相对极限。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称为西域。只有经营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关中西北的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
由于关中西北的地理形势，使得定都关中的王朝都是将经营西北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汉武帝派张骞再度出使西域，固然有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抗击匈奴的用意，但经略西北、确保关中地区的外围安全也是西汉王朝的重要战略意图。在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打通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后，长安成为链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和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汉武帝后期，西汉对西北的用兵推进至西域。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西域诸国震怯，纷纷遣使来朝。其后，西汉又设立西域都护府，将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开中原王朝经营西域之先河。
“立国建都，必择其地理之广延，山河之峻险，城郭之坚固，人物之丰盈者而后定都焉。始足为千万国来朝之朝，亿万年不拔之基也。”项羽定都彭城，四年而亡。刘邦建都关中，西汉享有国祚长达两百多年，长安也真正成为“长治久安”之都。在国都地理位置上的两种不同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楚汉争霸双方的不同命运。国都地理区位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一、自然因素
1.地理位置方面。
汉长安城位于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上。居于关中平原的中部，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一旦东方出现变乱，便可以坐镇长安，进可攻，退可守。在《史记》中记载着群臣大多数认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肴、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由此可见，长安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特别是函谷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
2.气候方面。
当时关中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大禹曾经把天下的土壤分为九等，称雍州的土壤为上上等。《汉书》中描述“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这样就为汉初年的修养生息的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承载能力。百姓可以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耕种。农业不断发展才有利于安定民心、巩固政权。
二、人文因素
经济方面。
早在战国末年和秦时期，关中地区就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史记》上曾有描述说：“夫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十居其六焉”。特别是战国末期郑国渠的开凿，更是为关中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发展。
2.中原政权方面。
在定都之前，刘邦在与项羽斗争的过程中主要依靠韩信等大将的力量，这样就不得不封他们为王。到项羽势力灭亡以后，刘邦就逐一削弱这些异姓功臣，而代之以自己的子弟。这样长安以东则多数分封给了同姓诸侯。为了更好的巩固政权，选取一个可以很好的辐射到周围封臣领地的地区来作为政权的核心是非常重要的。而长安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险要，“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定都长安可以随时扑灭可能的叛乱。如果将都城的选址定在洛阳，诸侯作乱时洛阳周围
必然为战场，都城则有累卵之危。汉朝初年的七国之乱，主战场就在河南东部一带，距离洛阳很近。这样对中央政权则是很大的威胁。
3.少数民族的发展方面。
定都长安也和当时中原政权所面临的少数民族的威胁有关。在汉朝初年时，北方的匈奴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长安靠近边疆，是链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是经营西域、反击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西汉初年，汉高祖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把京城放在这里,可以加强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防范。
4.历史优势方面。
长安以前作为周，秦的首都已经初具规模。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西汉将秦朝的兴乐宫重加修饰并改名为长乐宫，将都城从栎阳迁于此。萧何又主持修建了太仓和武库。汉惠帝元年(前194)开始修建长安城墙。将都城选择在长安，可以在汉朝初定天下，政权还不稳定的同时，减少人力、物力来建设长安。这样不至于为了巩固政权，而引起百姓的反抗。劳民伤财，引起大规模的起义。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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