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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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约生于赵肃侯十年(前340年),卒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六代国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执政27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他将王位传给了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史家又称他为“赵主父”。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仍,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负的氛围中,他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初期,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分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南岸),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有骑射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骑射的试点。《战国策》注云:“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这种在原阳取得经验后,推行全国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最后胜利。
至于赵武灵工的胡服骑射是在赵全国普遍推行,还是仅局限于北方边地的将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是在举国上下军民中普遍实行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更接近历史本身。
赵武灵正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通过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近胡地区人民中招募善于骑射的人,改组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地游牧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军事改革的发展,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赵于东北攻灭了“心腹之患”中山国,西北打败了林胡、楼烦。赵国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并影响到武灵王死后的若干年,以致在大国“纵约”瓦解,各国献地事秦之时,赵尚能屡败秦军,威慑匈奴。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后,在北方东起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家口外),向西沿阴山直到高阙塞(今内蒙古五原西北黄河东流处)修筑长城,置军戍守,并实行进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边地免除了胡骑的侵扰,保护了边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加强了局部统一,为后来秦汉统一北方边疆奠定了基础。赵武灵王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解放内地依附于吏大夫的奴隶,让他们充实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开发了广大边地。
胡服骑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赵武灵王变胡服是出于骑射的客观要求,但事实上,胡服不仅只适应于作战的需要,它比中原原来的衣冠更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
赵武灵王倡导的习骑射对于此后中国的战争与交通也有很大的影响。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皆用马车,马只是驾车的,不作为骑乘。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着,当是周末时礼。”赵武灵王推行的习骑射,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由车战的时代进入骑战时代,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骑射的发展,马便逐渐用于骑乘,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各地间,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我们可以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赵武灵王在以绝对优势稳定了北方局势后,便不再满足于完成最初提出的目标,而是把主攻目标移到中原,以图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他已经意识到,当时具有统一实力的只有秦、赵两家,秦是他的真正对手。于是他于二十七年(前
299年),勇敢地打破了历来国君死后始立新君的传统,主动将王位让给自己钟爱的幼子赵何,即赵惠文王,并让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肥义为相国,而自号为“主父”。他从烦琐的政务中解脱出来,统率他亲手缔造的骑兵,准备从河套一带南下袭秦。为了稳中求胜,赵武灵王冒着很大的危险,化装成使者入秦,窥审秦王态势,侦察关中地形,认真研究袭秦战略。
正当赵主父雄心勃勃之时,赵国内部发生了政变。由于他在立赵何为王之后,仍在长子赵章与次于赵何谁为继承王位的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惠文王四年(前
296年),他又欲分赵为二,封赵何于赵,为赵王,封赵章于代,为代王。正当他犹豫未决之时,政变发生了。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惠文王四年,公子章“作乱”,先杀肥义,公子李成、李兑起兵靖难,败公子章。公子章兵败后投奔主父,主父收容了他。公子成、李兑围攻主父所居的沙丘宫,杀死公子章。他们害怕主父秋后算帐,就将主父围困在宫中。“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彀(小麻雀)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赵主父就是这样在内讧中死去。
赵主父死后,依据其生前事迹功过,赵国礼臣上谥号“武灵王”。蔡邕《独断》释云:古代“尅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这含义可谓当时人对主父的评价。
任何历史人物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赵武灵王也不例外。他侧重于军事上的改革,却淡化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在处理王位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酿成了内讧,削弱了国力。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代英才。晚清梁启超认为,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少数族世为中国患,华夏族与戎狄战争中胜者不及十分之一,其稍为历史之光者,仅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宋武帝四人。他甚至称赵武灵王为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这虽然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可以说明,赵武灵王的确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改革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仍,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负的氛围中,他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初期,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分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南岸),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有骑射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骑射的试点。《战国策》注云:“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这种在原阳取得经验后,推行全国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最后胜利。
至于赵武灵工的胡服骑射是在赵全国普遍推行,还是仅局限于北方边地的将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是在举国上下军民中普遍实行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更接近历史本身。
赵武灵正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通过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近胡地区人民中招募善于骑射的人,改组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地游牧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军事改革的发展,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赵于东北攻灭了“心腹之患”中山国,西北打败了林胡、楼烦。赵国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并影响到武灵王死后的若干年,以致在大国“纵约”瓦解,各国献地事秦之时,赵尚能屡败秦军,威慑匈奴。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后,在北方东起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家口外),向西沿阴山直到高阙塞(今内蒙古五原西北黄河东流处)修筑长城,置军戍守,并实行进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边地免除了胡骑的侵扰,保护了边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加强了局部统一,为后来秦汉统一北方边疆奠定了基础。赵武灵王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解放内地依附于吏大夫的奴隶,让他们充实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开发了广大边地。
胡服骑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赵武灵王变胡服是出于骑射的客观要求,但事实上,胡服不仅只适应于作战的需要,它比中原原来的衣冠更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
赵武灵王倡导的习骑射对于此后中国的战争与交通也有很大的影响。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皆用马车,马只是驾车的,不作为骑乘。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着,当是周末时礼。”赵武灵王推行的习骑射,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由车战的时代进入骑战时代,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骑射的发展,马便逐渐用于骑乘,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各地间,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我们可以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赵武灵王在以绝对优势稳定了北方局势后,便不再满足于完成最初提出的目标,而是把主攻目标移到中原,以图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他已经意识到,当时具有统一实力的只有秦、赵两家,秦是他的真正对手。于是他于二十七年(前
299年),勇敢地打破了历来国君死后始立新君的传统,主动将王位让给自己钟爱的幼子赵何,即赵惠文王,并让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肥义为相国,而自号为“主父”。他从烦琐的政务中解脱出来,统率他亲手缔造的骑兵,准备从河套一带南下袭秦。为了稳中求胜,赵武灵王冒着很大的危险,化装成使者入秦,窥审秦王态势,侦察关中地形,认真研究袭秦战略。
正当赵主父雄心勃勃之时,赵国内部发生了政变。由于他在立赵何为王之后,仍在长子赵章与次于赵何谁为继承王位的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惠文王四年(前
296年),他又欲分赵为二,封赵何于赵,为赵王,封赵章于代,为代王。正当他犹豫未决之时,政变发生了。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惠文王四年,公子章“作乱”,先杀肥义,公子李成、李兑起兵靖难,败公子章。公子章兵败后投奔主父,主父收容了他。公子成、李兑围攻主父所居的沙丘宫,杀死公子章。他们害怕主父秋后算帐,就将主父围困在宫中。“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彀(小麻雀)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赵主父就是这样在内讧中死去。
赵主父死后,依据其生前事迹功过,赵国礼臣上谥号“武灵王”。蔡邕《独断》释云:古代“尅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这含义可谓当时人对主父的评价。
任何历史人物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赵武灵王也不例外。他侧重于军事上的改革,却淡化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在处理王位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酿成了内讧,削弱了国力。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代英才。晚清梁启超认为,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少数族世为中国患,华夏族与戎狄战争中胜者不及十分之一,其稍为历史之光者,仅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宋武帝四人。他甚至称赵武灵王为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这虽然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可以说明,赵武灵王的确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改革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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