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长大的那些孩子，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爷爷或许不相信，在俱乐部的拉古，话比以前多了。这是一个和之前的生长环境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干爹”恩波和教练都叫他们“小孩”，“训练好，成绩好，干爹就高兴，买一套一套的耐克回来发给我们。表现不好，会打人。”
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8 点开始训练拳击，摔跤。12点吃饭，下午4 点练到6 点。拉古只哭过一次，那是第一次跑30圈 400米。跑了12圈，跑不动了，想到以后每个周三上午都要来这么一回，他觉得自己肯定坚持不下去。
两名男孩正在练习格斗。
中间陆续有五六个小伙伴因为吃不了苦，选择了回家。拉古觉得比起他们，自己“还不错”。那两年时间，只能家里来人看他，所有学员不能回家。只有彝族年的时候，他会想家。“大哥哥们”会把电话借给他打。
其它时间里，拉古感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轻松。周末休息，“教练会带我们去成都耍，记不清多少次了。第一次去的是欢乐谷，坐过山车，后来又去了几次，海盗船我害怕，不敢坐。还有看电影，经常去，印象比较深的是《变形金刚5》和《铁道飞虎》。基本上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会带我们去看电影。”
在那里，这个年幼生命里一直在目睹死亡和告别的孩子，找到了一点人生的方向。他崇拜俱乐部的大哥哥苏木达尔基。这个藏族选手是这里成年组成绩最好的，他曾经在某个比赛中拿到金腰带，也在去年被邀请前往美国参加 UFC 训练营。
他是离孩子们最近的传说。他们知道他也生在贫困的家庭，从小习武，并靠拳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除他之外，拉古还有一个偶像，叫“嘴炮”。
拉古常常在俱乐部的电脑上观看这个真名为麦格雷戈的综合格斗选手的比赛视频和个人经历：UFC 历史上第一位登上福布斯运动员财富榜的男选手。大金表。劳斯莱斯车队。夜店撒钱。在成堆的美金面前自拍。“你想拥有一切，就必须为之奋斗。”只有在提到“嘴炮”的时候，拉古能够整段整段地讲话。
当外界认为格斗这项运动不应该和未成年人联系在一起时，人们可能在做一些道德判断，忽略了细微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差异。在婚礼、节日等公共社交场合，彝族人常常会举行摔跤比赛，而男童会被鼓励代表家族上场。历史上尚武的诺苏人（彝族人）对同时具有对抗性和危险性的摔跤、搏击、骑马、狩猎等运动并不排斥，认为这是男性气质的重要体现。这或许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很多本地人看来，送孩子去学习搏击和比赛并不是什么残忍。
“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事，我愿意在那里一直学习。从学校离开那天，干爹没有出现。车一直从郫县开到 M 县，大人小孩都不说话。”拉古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那天上午，他和大哥在纸上按了红手印。没有挣扎。阿杰哭得最厉害，最后是他爷爷把他拖过来强制按的手印。一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忍不住用彝语质问老人：“孩子不愿意，你为什么强迫他啊，老人家。”旁边一个来自 M 县的工作人员插话道：“别哭了，回去给你发钱买糖吃。”
拉古说，当时自己就坐在离阿杰不远的地方。他和阿杰都是那一批学员里表现不错的。在唯一参加过的内部比赛里，拉古4 场赢了3 场，得到了一个金色小奖杯。离开那天，他把奖杯和7 套运动服、5双运动鞋，一起打包进箱子里。
阿杰最终去了 M 县邻县一个可以上文化课的体校。拉古听了家人的话，没有去。现在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过去的事。上体育课的时候，会有男同学让他表演一下，他说“已经忘记怎么打了”或者“我不会”。他不想表演，因为“这样太随便了”，同时也“不想再去想这件事，想起来，去表演，都难受”。
回家之后，他有两三次梦到还在俱乐部训练。“以前虽然累，但是自己喜欢的事。”我告诉他，M 县的“领导们”说，只要18岁成年，能够自己做决定了，他们就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继续学习拳击。
“到时候你还想去继续学习吗？”我问他。“不想了。”他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解释，“越小训练越好。过几年再练，没用了。”
“我自己不想回来，很多人都哭了。”这好像是那天拉古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的眼圈迅速红了，他把头埋进右手臂弯里，除了偶尔吸鼻涕的声响，在后来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里，我们都坐着没有说话。
屋外，传来小猪被刀刺进喉咙时的嘶吼，木材被点燃后开始充分燃烧的噼里啪啦声，门口黑狗的狂吠，还有孩童清脆的尖叫和嬉闹声。
拉古回来之后，政府送了一台大电视机过来。每个月，拉古有了近700元的孤儿补助。和拉古一样从成都被领回来的十几个孩子，也都获得了每个月不等的补助。他们从俱乐部的学员，成为县城小学的同学。
拉古说他们不再谈论各种格斗比赛。但每周五下午，他们会一起坐公交车到镇上，然后走三四公里回村里。
他们失去父母的原因，绝大多数都与毒品和艾滋病有关。除掉像拉古这样父母双失的，有的父母均因贩毒正在服刑中，有的则是父母中有一方死亡。
爷爷说，当时俱乐部的招生通知下来，整个 M 县，就是 M 乡去的小孩子最多。实际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M 县并不是凉山毒品、艾滋病问题的高发区。在人们的印象里，昭觉、美姑、布拖等这些位于凉山东部的县城，才是上述问题发源地和重灾区。
有当地人告诉我，或许是因为那几个县最早爆发艾滋病的病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所以过去大家不太注意的一些地方开始冒头了。
彝族人和成瘾类物质的致命相遇，并非始于改革开放后的人口流动和毒品贸易。早在民国时期，西南彝区便已经是地理、文化、武装力量等多种屏障围合形成的独立王国。19世纪末，鸦片在中国广为流行。但1906年清廷开始禁烟，于是商贾们转移到一向独立于王朝管控的大凉山种植罂粟，以避政府查禁。于是凉山成为了当时的鸦片主产区。
在近些年影响颇大的人类学著作《我的凉山兄弟》里，有这样的描述：鸦片是土司和黑彝的糖。
从拉古家所居的山上望下去，是一大片位于群山包围中的平地。拉古的爷爷告诉我，1949年之前，这片广阔的坝子上种满了鸦片。鸦片花开的时候，晕人的甜味，站到山上也闻得到。
他的眼睛里面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从山下，到 Z 所，到 H 山，所有的平地都种鸦片。”他指了指远方的几个点告诉我，拉古奶奶的家族里，就有过一位 M 县有名的鸦片商人。“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他的马帮也来 M 乡这里收过鸦片去西昌卖。后来他买了七八十亩地，成了地主。”
历史和当下斑驳光影的对照让人费解，鸦片进入凉山，给拉古祖辈带来过财富，但海洛因则不同，它的到来令凉山不断被边缘化和污名化。
“边区交通阻塞，内地居民则裹足不前，彼此间的消息难于通达，于是边地真相无由得悉。”近八十年前，人类学家林耀华在穿越凉山时所写下的感慨，在今天似乎仍有可回味的地方。
下山前的那个下午，我和拉古，还有几个亲戚，在一片树林下草地上晒太阳。拉古依旧沉默，在结束对话后，他起身扯了一根草，穿过树林坐到了离我们很远的那一头。
他的肩膀在轻微的抖动，我依稀看到一个甩鼻涕的动作，也想起爷爷说的，他喜欢一个人去山上流眼泪的事。
山下是公路和菜畦。拉古也和老人们一样喜欢蹲着，而不是坐在草地上。我记起前几年，政府还搞过一个“新生活运动”，目的之一是希望彝族人能够坐在板凳上吃饭，而不是蹲在地上。
穿过树林和亲戚们的呼噜声，只能看到拉古背后衣服的图案，像一张看不出表情的脸。
回西昌路上，我们先是在进 M 县城的地界，接受了缉毒警察的第一次身份检查。5个小时后，在下高速进入西昌地界后，再次受到缉毒警的检查。这在一年前还是少见的事。
我最后看到拉古是在 M 县十字路口。我们在那里放下他。他一个人提着书包回学校了。
我想起下山前，大家一起从那片晒太阳的树林走出来，路过一片野草莓地。野草莓匍匐在地上的圆形叶片已经变成深浅不一的铁锈红。他弯腰用脚拂过这些红色的叶片。我随口问道，“这就是端午节时可以吃的那种泡儿吧？”
“是的，就是长得很像草莓的那种，对吧”。他蹲下身，又用手捏了捏那些有绒毛的叶片。
这应该是我记忆里有关他最轻快的一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