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自行车的人》是一部怎样的电影？
对于《偷自行车的人》这部1948年的黑白电影，很多研究欧洲电影风格流派史的学者，都会将其归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的代表作品，就像著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所说：“故事非常直白，看起来更像寓言而非戏剧，在它上映的那会儿，人们把它看做一则马克思主义的寓言故事。”这种左翼思想的意识形态布满本片并不是一次偶然，而是在战后，由于意大利左翼政党被拥护掌政，在电影这类文化层面，自然需要背书。
新现实主义与人物抉择
维托里奥-德-西卡能被誉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这部《偷自行车的人》可以说功不可没，当然本片的编剧，德-西卡的老搭档——柴伐蒂尼也同样享有桂冠。电影中新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文辞上的堆砌，而是在于电影影像上整体风格的表现。
本片的开场是一大群失业工人从卡车上下车，拥簇到一位负责工作分配的官员身边，在粗糙画面的景框中，则是工人们扇形似的流动，这个构图让人想到了卢米埃尔的早期无声短片——《工厂大门》，纪录片味道的忠实还原，让这部电影的开场就像是一则现实主义般的寓言。
但是德-西卡的现实主义又同人物的生活抉择相互联系，共同属于底层人民的精神图谱。主角瑞奇在一开始便幸运地得到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但是前提是必须拥有一辆自行车，虽然瑞奇并没有，不过在幸运机会面前，他并不打算放弃，在妻子当掉两床床单之后，他终于拥有一辆自行车，这也意味着，他将会得到这份海报张贴的工作。然而随后失去自行车的转折，让这个拥有两个孩子的四口家庭面临生活崩溃的风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西卡并没有刻意渲染主角一家的贫穷，而是尽量用克制和简略的镜头来速写这一境况，比如只用三秒钟的时间来交代瑞奇一家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小婴儿。
这种处理方式还同样在瑞奇找寻自行车的过程中，电影在三十分钟之后，即是主角瑞奇和他的儿子布鲁诺在一天的时间内找寻自行车的经历，每一次的寻找帮助，总会让人觉得这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自然选择，并不是刻意的戏剧冲突或者安排。比如瑞奇在询问女巫之后却意外地再次遇到小偷，这种偶然像是生活中的一种不经意，或许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不在于生活的表征展露，而是在于表达现实中的世事无常。
废墟上的群像，新生活的“寻找”
如果我们把关注的焦点从主角瑞奇的身上，移镜到战后罗马的群像中，则会发现，这座战后城市每个人的彷徨和焦虑。诸如开卡车的司机抱怨自己整日无事可做，只能听歌消磨时间；一大群城市居民面临各种问题，却只能通过女巫的所谓“上帝启示”来慰藉自己。
而故事的导火索“自行车被偷”便是一个世道混乱的明证。通过工会朋友之口，我们知道，这类偷窃其实并不在少数，那些偷了自行车的人都深谙此道，我们在电影中对于三个偷窃犯的明确分工也能一看究竟，偷窃过程的娴熟和偷完之后颇有程序的处理，这种反讽的运用在本片中刺穿了很多战后肮脏而乘火打劫的勾当。
“寻找”这个动作其实背后代表的意义往往都超越“寻找物”本体，从而上升到另外一种更高的思想内蕴，而在本片中无疑代表着“新生活”的希望。
战后罗马的破碎毫无疑问成为每个当地居民的心头大石，失业、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被摧毁、作为战败国的耻辱等等心理阴霾都加重了罗马上空的灰度。而对于本片的主人公瑞奇来说更是如此。本片一个巧妙的运用是，并没有直接表达瑞奇对于工作、对于生活的强烈渴求，而是用了一个嫁接，把这种本质上的希望放置在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件——自行车上，通过需要自行车（新生活的可能）——获得自行车（新生活的开始）——失去自行车（新生活的毁灭）的这样一个过程，将一个战败国底层家庭的风雨飘摇与一辆二手自行车挂钩，这种让人显而易见的手法除了让观影者更加容易体会家庭破产的绝望，更是对于无常生活的自嘲。
父子间的对话：从精神偶像到生活认同
每一个父亲都是孩子最初的精神偶像，如果要让我列出自己的真理信条的话，这一句绝对名列前十。
本片的主角瑞奇是由马齐奥拉尼饰演，而他可爱灵性的儿子布鲁诺则是由小演员斯代奥拉当纲，两人在电影的后一个小时如影随形。瑞奇的紧张和焦虑始终紧贴着观众的情绪，丝毫没有离开过，而布鲁诺则像是一个机灵的小尾巴一样始终伴随在父亲左右，电影的这种单向对话直到55分钟之后才有所改变。
布鲁诺因为询问父亲为什么不让老人喝汤而遭到瑞奇的掌掴，之后的哭泣显然没有引起父亲过多的关心和在乎，直到瑞奇听闻有孩子在河中溺水才突然担心布鲁诺的安全，四处呐喊找寻，两人才开始进行双向交流，而电影的主线也在此刻偏移轨道，把父子之间隐约的感情通过一场具有阶级差别的午饭表达出来。
而在电影最后通过布鲁诺看到父亲偷别人的自行车而遭到满街的追打，此时一个孩子对于父亲的崇拜轰然倒塌，同时那份幼年的自尊心也遭到永难磨灭的侵蚀。但是结尾父子两人手拉手在罗马街道上充满未知悲戚的行走，也让原来的精神崇拜转为对于生活的心酸认同，尽管这一认同充满了不甘和成长的阵痛，但是这却是他逃避不了的事实。
本片在1949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了荣誉大奖，之后在国际上也声誉日涨，直至今日它的“新现实主义”依然影响深远，如同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在形式主义上的影响力一样，《偷自行车的人》在现实主义影像风格上的简单凝练总能给后世影片带来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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