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古诗词的一般方法
《谈诗词鉴赏》
诗词以其短小精悍、易于传诵，而别树一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言贵实用高妙，文贵简明精要。所以，诗词，是评判文学成就的重要载体。
要想区分诗词的优劣，必须懂得鉴赏——而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自身思想境界与文学素养的高低。越会欣赏，世界便越美好；越会品味，人生便越幸福。
此外，高人的指点，对能力的提升，也大有裨益。而谈诗词鉴赏，必言《人间词话》——王国维的见解，可谓空前绝后，值得学者反复咀嚼。
斯人全面地阐述了“意境”“情”“韵”“格调”“气象”“隔与不隔”“有无替代字”“名篇与名句”等赏析要点及方法，并结合相应的诗词，具体地予以点评，着实精辟透彻。鄙人作此拙文，旨在梳理鉴赏要点；并无高见卓识，可以补其未及之处。
王氏以“境界”，作为判别诗词高低的核心依据，乃不易之论。境界，是文章的灵魂，恰似人类的道德：德愈高，则人愈贵；境愈低，则文愈贱。故“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人心之中，自有境界。其高低，取决于道德的深浅；且其隐藏于内，需通过言与行，方能彰显而为人所知。而内心的境界，经言行折射时，犹如阳光穿过玻璃，必定会有所损耗。故“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且言行所折射出的最高境界，与内心的最高境界，较为接近。
文者，雅言也。其境界，自然制约于人心的境界。所以，心中若无境界，文章必定低劣——虽有例外，亦不多见。故知文章的境界，取决于人心的道德。若心中无德，则笔下无境——写得再多，也是庸言俗语，难登大雅之堂。因而，要想作文，必先做人。
文章的境界，既有高低之分，亦有显隐之别——境界很高或很低，则易显；介乎两者之间，则易隐。若显而易见，一眼便知高低；如隐而难知，需借道以窥探。唯有人心恬静，文境方能显高。
王氏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前者为动境，乃以静心论物，由思绪之流动，而直见境界之高远；后者为静境，乃以静心观物，因事物之静美，见心性之恬淡，而后境界显。动境与静境，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其间高低，取决于具体的文章。
以动境胜的诗词，较为稀少：如惠能之“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开之“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侯蒙之《临江仙·未遇行藏谁肯信》，杨慎之《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以静境胜的诗词，相对多见：如陶渊明之“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王维之“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许浑之“鱼沉秋水静，鸟宿暮山空”，郑獬之“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人间词话》中已有列举的，本处恕不重复。）
而境界隐暗的文章，通过“韵”与“意”，方能更精准地鉴赏。意，即意味；韵，即韵趣。韵本于意，而高于意：言尽而意不止，谓之韵。
诗词的意味，如同饭菜的口味：好不好，一尝便知；但其中美妙，可以意会，而难以言说。若诗词不仅美妙，且令人读来而思不止，阅毕而情不平，则有韵趣——如同美食已经下肚，而口中仍有余味或（和）心中尚留思恋。当然，通常而言，以境胜与以意胜的诗词，均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两者的区分，在于境界的呈现，是否明显。
古人云：“不真不诚，不能动人。”真与境同，须先存于心，而后见于文。有真性，方能写真景、道真情。景与情愈真，则文愈自然，愈能引起共鸣而富有韵趣。
心为欲所障，必伤人之真性，损文之自然。其诗词，则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妙，而令人有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之感。故文章的“不隔”与“隔”，根源在于心性的真与欠真。此外，诗词若用代字（如以婵娟代月），则不待读者品味，便自生隔阂；故大家作文，决不轻易用之。
韵有情韵与思韵之分：前者乃因情而生韵，令人“情不平”；后者乃因思而生韵，使人“思不止”。文章真率深切，凄婉悲哀，则情韵易起；写小见大，言近指远，则思韵易生；若雅致高妙，则情韵与思韵，皆易相随。一般说来，情韵比思韵，更胜一层；但是，两者容易相互交融而模糊不清。
李煜亡国后的佳作，皆以情韵胜；既有数量，更有质量——故其堪称一代词宗。而余人的词作精品，或质不如，或量不敌，终究难以望其项背。
韵比境易出，故以韵胜的诗词，更为丰富。李白之《静夜思》，孟郊之《游子吟》，李清照之《武陵春·春晚》，纳兰性德之《长相思·山一程》，皆以情韵胜。
白居易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陆游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朱庆馀之“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杨万里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均以思韵胜。
境不明、韵不足的佳作，则以意取胜——其中，以气象大或（和）品格高，最为珍贵。有气象或（和）品格的诗词，多以意味胜；然亦有少数，以境韵胜。磊落雄豪，旷达洒脱，则气象易出；爱国悯人，心高志远，则品格易见。同以意味胜，诗词有气象，比有品格，更易混夹境韵，故更高一筹。
所谓气象，即气势与景象：须两者俱佳，气象才大。王氏谓李白，“纯以气象胜”——王之涣，亦是如此，且毫不逊色。盛唐气象，最为宏大；后世诗词，差之甚远。
王之涣之“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昌龄之“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皆以气象胜。而宋词之中，绝少气象；即便有之，也低人一等——如苏轼之《念奴娇·赤壁怀古》，柳永之《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陆游与姜夔之佳作，多因品格高而以意胜，但气象俱小：前者有气势而缺景象，后者有景象而缺气势。文天祥之《过零丁洋》，李绅之《悯农》，柳宗元之《江雪》，于谦之《石灰吟》，均以品格胜。
虽说境高于韵，韵高于意——但是，以韵胜的诗词，未必优于以意胜者，而劣于以境胜者。这恰似田忌与齐威王赛马：相同等级，则不如；以上一等对下一等，则有余。
此外，境韵两者，可以共存：如王湾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杜甫之“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冯延巳之“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李璟之“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须特别说明的是，境界与意韵，既可因情景而生，又可由文字而起。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境界与意韵，谓之文韵。表意文字的文韵，远胜于表音文字；文言文的文韵，远高于白话文。故就诗词而言，中文比外文更美，古代比现代更优。
文韵的来源非常广泛，譬如精美的声调与格律，巧妙的语法现象（如倒装）及修辞手法（如夸张）。此外，文韵也随字而异，即便是含义相同的不同字词，文韵也有高低之别。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因夸张而意味盎然；“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因倒装而去俗见奇。“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若改“终”为“誓”，更显气象；“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如以“淡”易“惯”，更出境界。
人也好，文也罢，平中见奇，方为上品。大家之杰作，刻意求工，而不露痕迹——所用之字，普通如石；所成之文，精美似玉。故境高之文，并无警句：无一句佳，亦无一句不佳。境高之句，并无奇字：无一字妙，亦无一字不妙。
有境界，则易出名篇；有韵趣，则易见名句。境界高于韵趣，故名篇胜于名句。纵观古今诗词大家，多有名句，而少名篇。诗词最忌冗长，否则伤韵，且更损境。长诗长词，罕有名篇；纵是佳作，也常以局部出彩——即便有李杜苏辛之才，亦难驾驭。
张若虚之《春江花月夜》，境韵兼备，为长诗之中，一枝独秀的名篇；其有“孤篇压全唐”的盛誉，可谓名至实归。而今人诗作，文韵不如古时，文才亦不比前人，却既多又长，故味同嚼蜡。
现代诗歌，均少境界；虽有精品，亦以意韵取胜——而这意韵，远不如前。其于中华文化，可谓无足轻重。但是，若剔除古诗词，传统文化必定魅力大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