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戏剧如何表现?其理念 结构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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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悲剧和喜剧的理论分歧及对古典戏曲美学特征的误读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和西方戏剧理论是有差别的。中国古代戏曲及其悲喜剧理论出现的时间较晚,古代戏曲理论主要是按人物角色、题材和品第等进行分类的。如把杂剧分为“旦本”“末本”“花旦杂剧”“驾头杂剧”“闺怨杂剧”“绿林杂剧”等。
近代西学东渐,西方戏剧理论也随之传入。我国最早使用“悲剧”一词言说中国古典戏曲的是晚清的外交官陈季同。我国的悲剧理论概念则是从王国维运用近代悲剧理论研究《红楼梦》而建立起来的。陈季同对中国戏曲颇感自豪,他在介绍《琵琶记》在法国首演时写道:“……迷人的中国气味俘获了全巴黎,天朝征服了全巴黎!”⑵其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一位大国外交官对祖国文化的自豪与热爱!
清末民初,悲剧问题便成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之一。王国维对中国戏剧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⑶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戏曲,更多的是从否定立场来评析的。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的《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明确表示旧戏既野蛮,又有害“世道人心”。以胡适为代表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达成一个普遍共识:中国古典戏曲中没有悲剧,或者是没有成功的悲剧。这是由于当时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需要用文学来振奋民志,而中国古典戏剧的结局几乎都是美满的,胡适称这种戏剧文学为“说谎的文学”。然而,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要求戏剧改良是正确的,但他们对中国古典戏剧的评价却不够客观,完全用西方理论标准来否定中国古典戏曲,难免失之偏颇。
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朱光潜和钱钟书对中国古典戏曲的悲剧问题也有了相关论著。他们的观点不像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那样偏激,但对中国古典戏曲也基本持否定态度。
朱光潜在《悲剧心里学》中有这样一段话:“悲剧这种戏剧形式和这个术语,都起源于希腊。这种文学体裁几乎世界其他各大民族都没有……都没有产生过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悲剧。”⑷ 显然朱光潜认为中国没有悲剧。 钱钟书对中国古典戏曲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给读者留下的仅有个人同情,而无充分地悲剧体验。
尽管朱光潜和钱钟书从美学、心理学等角度细致地比较研究了中西戏剧,消除中外批评家对中国戏剧的成见并把中国戏剧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但还是可以看出,朱、钱两位学者也认为中国没有悲剧。其原因是他们以西方悲剧理论标准来看待中国古典戏曲,这是对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特征的误读,所以这种方法不科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中西古典戏剧的比较研究也逐渐深入。许多专家学者对中国悲剧持肯定态度,王季思主编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他在前言中写到,“在我国丰富多彩的古典戏剧中,悲剧是最能扣人心弦,动人肺腑的剧目。它是我国民族创作的艺术珍品之一。
中国古代戏曲无悲喜之分。在中国古典曲学中是不讲悲剧、喜剧的,讲的是悲欢离合、善恶相报、苦尽甘来。⑸中国古典戏曲无西方文艺理论悲剧与喜剧的分别。悲剧和喜剧概念都是舶来词。用舶来词定义中国本土戏曲是不会准确的。
2.中国古典戏曲圆形结构的审美特点
之所以不能直接套用西方悲剧和戏剧评价中国古典戏曲,是因为中国古代戏曲呈现出的一种由悲到喜、由离到合的“圆形”结构,蕴涵着独特的中华民族美学意蕴。
首先,从人物命运上看,不管主角的处境多么悲惨,受始于悲者终于喜观念影响,结尾一定皆大欢喜,耐人寻味的只是他们如何转危为安。如《琵琶记》,赵五娘想与蔡伯喈过幸福生活,然而其夫赶考后又遇饥荒,随着情节的演进,赵五娘的处境越来越悲惨,相继安葬去世的公婆后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终夫妻团聚,圆满收场。
其次,从故事情节上看,无论情节如何变化,受始于离者终于合思想的影响,结局一定是圆满的,扣人心弦的只是主角如何为圆满结局而奋斗。如《西厢记》,尽管崔、张二人的爱情经历了多重波折,但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再如《赵氏孤儿》,尽管整部剧情充满了悲壮的气氛,然而作品最后以赵氏孤儿杀了屠岸贾、赵家恢复爵位、程婴得到奖赏结局,善恶终有报,结尾呈现出了一种喜剧性色彩。
由此可见,具有圆形结构特点的中国古代戏曲,被认定是悲剧的作品似乎都带有喜剧性的色彩,而被认定是喜剧的作品也都有了悲剧性的色彩。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和西方戏剧理论是有差别的。中国古代戏曲及其悲喜剧理论出现的时间较晚,古代戏曲理论主要是按人物角色、题材和品第等进行分类的。如把杂剧分为“旦本”“末本”“花旦杂剧”“驾头杂剧”“闺怨杂剧”“绿林杂剧”等。
近代西学东渐,西方戏剧理论也随之传入。我国最早使用“悲剧”一词言说中国古典戏曲的是晚清的外交官陈季同。我国的悲剧理论概念则是从王国维运用近代悲剧理论研究《红楼梦》而建立起来的。陈季同对中国戏曲颇感自豪,他在介绍《琵琶记》在法国首演时写道:“……迷人的中国气味俘获了全巴黎,天朝征服了全巴黎!”⑵其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一位大国外交官对祖国文化的自豪与热爱!
清末民初,悲剧问题便成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之一。王国维对中国戏剧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⑶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戏曲,更多的是从否定立场来评析的。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的《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明确表示旧戏既野蛮,又有害“世道人心”。以胡适为代表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达成一个普遍共识:中国古典戏曲中没有悲剧,或者是没有成功的悲剧。这是由于当时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需要用文学来振奋民志,而中国古典戏剧的结局几乎都是美满的,胡适称这种戏剧文学为“说谎的文学”。然而,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要求戏剧改良是正确的,但他们对中国古典戏剧的评价却不够客观,完全用西方理论标准来否定中国古典戏曲,难免失之偏颇。
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朱光潜和钱钟书对中国古典戏曲的悲剧问题也有了相关论著。他们的观点不像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那样偏激,但对中国古典戏曲也基本持否定态度。
朱光潜在《悲剧心里学》中有这样一段话:“悲剧这种戏剧形式和这个术语,都起源于希腊。这种文学体裁几乎世界其他各大民族都没有……都没有产生过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悲剧。”⑷ 显然朱光潜认为中国没有悲剧。 钱钟书对中国古典戏曲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给读者留下的仅有个人同情,而无充分地悲剧体验。
尽管朱光潜和钱钟书从美学、心理学等角度细致地比较研究了中西戏剧,消除中外批评家对中国戏剧的成见并把中国戏剧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但还是可以看出,朱、钱两位学者也认为中国没有悲剧。其原因是他们以西方悲剧理论标准来看待中国古典戏曲,这是对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特征的误读,所以这种方法不科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中西古典戏剧的比较研究也逐渐深入。许多专家学者对中国悲剧持肯定态度,王季思主编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他在前言中写到,“在我国丰富多彩的古典戏剧中,悲剧是最能扣人心弦,动人肺腑的剧目。它是我国民族创作的艺术珍品之一。
中国古代戏曲无悲喜之分。在中国古典曲学中是不讲悲剧、喜剧的,讲的是悲欢离合、善恶相报、苦尽甘来。⑸中国古典戏曲无西方文艺理论悲剧与喜剧的分别。悲剧和喜剧概念都是舶来词。用舶来词定义中国本土戏曲是不会准确的。
2.中国古典戏曲圆形结构的审美特点
之所以不能直接套用西方悲剧和戏剧评价中国古典戏曲,是因为中国古代戏曲呈现出的一种由悲到喜、由离到合的“圆形”结构,蕴涵着独特的中华民族美学意蕴。
首先,从人物命运上看,不管主角的处境多么悲惨,受始于悲者终于喜观念影响,结尾一定皆大欢喜,耐人寻味的只是他们如何转危为安。如《琵琶记》,赵五娘想与蔡伯喈过幸福生活,然而其夫赶考后又遇饥荒,随着情节的演进,赵五娘的处境越来越悲惨,相继安葬去世的公婆后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终夫妻团聚,圆满收场。
其次,从故事情节上看,无论情节如何变化,受始于离者终于合思想的影响,结局一定是圆满的,扣人心弦的只是主角如何为圆满结局而奋斗。如《西厢记》,尽管崔、张二人的爱情经历了多重波折,但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再如《赵氏孤儿》,尽管整部剧情充满了悲壮的气氛,然而作品最后以赵氏孤儿杀了屠岸贾、赵家恢复爵位、程婴得到奖赏结局,善恶终有报,结尾呈现出了一种喜剧性色彩。
由此可见,具有圆形结构特点的中国古代戏曲,被认定是悲剧的作品似乎都带有喜剧性的色彩,而被认定是喜剧的作品也都有了悲剧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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