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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几本三国人物传记，对曹操、刘备、孙权及诸葛亮等各有褒贬。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甚至有人称我为曹操“铁丝”。其实，我对自己的著作有很多不满意，需要做深入地研究和修改。但基本的思路，自认为是能够成立。
曹操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但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的人物。对于他的功业及为人，意见分歧之大，可谓世所罕有。所有论曹之说，皆属一家之言，不必强求统一。
我对曹操的基本看法，反映在我写的《曹操传》（200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和《曹操评传》（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书中。这里，我将书中涉及到对曹操的基本评价略作概述。
对于汉朝来说，曹操是功臣还是奸贼，一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曹操认为如果没有他，“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然而，站在敌国的角度，就不是这样看问题了。他们骂曹操的为人，揭露他有待机篡汉的野心。袁绍让陈琳起草的《讨曹操檄文》连曹操祖宗三代都骂了，称他是“赘阉遗丑”、“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殄国虐民，毒流人鬼”。周瑜骂他“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刘备则称他“窃执天衡”、“剥乱天下，残毁民物”。敌国之言，意在煽动，每每言不副实，因而不能完全据以评价曹操。况且对一个朝代或君主的忠或不忠，不是评判历史人物的科学标准。
历史记载，曹操死后，在他的统治区域以内，曾有过一度捧曹操热潮。曹植在《武帝诔・序》中说到曹操丧葬时的情景，“华夏饮泪，黎庶含悲。神翳功显，身沉名飞”。可见，确曾举国同悲过一阵子。
魏亡不久，情况便有所不同。曹操的形象不再那么神圣，一些论曹操及三国的书，不仅谈曹操的事功，而且也言曹操的过失及其为人。晋人的著作开始披露曹操诸多酷虐变诈，为人诡谲、忌刻的事实。所以，从晋开始，曹操的形象便再高大。就史家而言，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比较高。他在《三国志?武帝纪》的总评语里高誉曹操是“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不过，陈寿对于曹操的为人也不是全都肯定，书中对其嗜杀、多疑和谲诈本性常有非难之意。另外还有一些高度评价曹操的晋代著作，诸如王沈《魏书》、司马彪《续汉书》等，其中王沈《魏书》可为代表作，影响亦最大。这些书籍大都是魏晋时人所作，因而也大都尊曹魏为正统，称曹操为太祖。但对曹操的态度，却有显著不同。王沈《魏书》等竭力维护曹操，孙盛《异同杂语》和吴人《曹瞒传》等则在讲述曹操事功的同时，不时披露曹操酷虐变诈的一面。
首开曹操“篡逆”之说者当为习凿齿。东晋治史专家习凿齿有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三国时以蜀为正；第二，在继统关系上，他试图把魏抹去，由晋直接承汉，说“皇晋宜越魏继汉”。
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朝，以及唐宋以后，人们对曹操的评价，甚受孙盛、习凿齿等人的影响。但必须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曹操为人谲诈的一面虽然常为人非，但其政治手段却常为人效。历史表明，南北朝常有帝王逼禅的事，而这些逼禅的帝王很喜欢用曹操三让而后受之的程式。他们的辞让表，在形式上也全效曹操。
唐人对曹操的评价，总体来说褒贬不一。不少人推崇曹操。如杜牧很看重曹操的军事才能；杜佑作《通典》重视客观纪事，不没曹操事功；杜甫称曹操为“英雄”。但唐人评操，砝码是不断向贬的一头倾斜的。其中最有影响的评价出于太宗皇帝李世民的笔下。唐太宗说曹操“有无君之迹”。一句话，把曹操钉在了“奸臣”的耻辱柱上。李世民的这篇祭文无形中为唐人评操定了调子。我们看到，唐人善为诗，但言操者少，颂操者更少，偶见几首，大都深寓讥讽之意。史家刘知几，不否定曹操的诸多事功，但说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北宋时，曹操的奸雄形象已经定型，而且已深入民心。苏轼写过《魏武帝论》、《孔北海赞》等文，给曹操的评价很低，甚至鄙之为“鬼蜮之雄”。
赵宋南渡，形同孙、刘偏居一隅。形势所使，南宋人极度仇视曹操。其中如朱熹、陆游等更是视曹操若寇仇。朱熹不像《三国志》、《资治通鉴》那样相对客观，而是更加突显贬损之义，径称曹操为“篡盗”。
据学者们考证，叙说三国故事的话本在宋元时代已经就有。罗贯中《三国演义》就是参照史籍、采摘传说、平话、杂剧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杰出的文艺作品之一。经过艺术加工过的曹操已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曹操。它更突出了曹操诡谲奸诈、残忍少信及其无君之心的一面，这种差距是应该允许的，因为它是文艺作品，是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书。
在明清学人著作中的曹操，依然是个两面形象的人物。但弘历一句话，把曹操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准备收选北宋著名古文家穆修写的《亳州魏武帝帐庙记》。乾隆看到这篇碑记时，不禁大怒，认为穆修“奖篡助逆”，“大乖于名教”。乾隆称操为“篡”为“逆”，视操为巨奸大憝，遂成官方定评，从而成为一条无形的政治戒律，大大影响着清代后期学术，人少敢言曹操之优者。
清室祚尽，共和始兴。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然曹操的奸雄形象却在一段时间内不仅没有因此有所变化，而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戏剧事业的繁荣，而更加妇孺皆知了。一说曹操，人们自然就同奸诈联系起来。“曹操”的词意不再仅仅是人名，而且赋予了奸诈、残忍等特定的含义。此种情形，自然也就引起一些著名学者的重视。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同钱玄同讨论《三国演义》，他说：“其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章太炎是近代第一个试图为曹操“翻案”的人物。他有《魏武帝颂》一文，高赞曹操的武功，称誉曹操礼贤下士、俭朴倡廉，肯定曹操重视农桑及其恤民政策。章太炎还说曹操“虽谲而近正”。这实际是为曹操的诡谲之行辩护，从而全面肯定了曹操。
章太炎全面肯定曹操，没有得到学界和庶民百姓的认同。因为这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鲁迅在给曹操以肯定评价时，留下了余地，所以甚得人们心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鲁迅并不全面肯定曹操，特别是对其动辄杀人，也给予了批判。
20世纪50年代末，郭沫若先后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等文，一改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试图重塑曹操形象。郭沫若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应该高度评价，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
终究如何评价曹操呢？我的基本定性是：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人物。
东汉末年动荡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曹操，为曹操和一大批人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机会。他是汉末军阀混战的参与者，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在他，而在于社会制度本身，在于外戚与宦官斗争的结果和董卓专权。因此，与其说他是军阀混战的参与者，毋宁说他是试图结束军阀混战的有功人。他不辞鞍马，驰骋疆场，摧灭群雄，统一了北方，使北方社会获得了几十年的相对安定，民人得以安居，经济得到一定恢复，民族关系也有了很大缓和。
曹操是一个世所公认的军事家。他自幼“博览群书，特好兵法”；他鞍马劳顿，倥偬一生，御军三十余年。诸家兵法理论帮助他认识战争规律，得知了战略战术之要，从而游刃于战乱之机；战争的实践，加深了他对历代兵家，特别是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从而发展了兵法理论。
曹操是一位集权主义者。他说过：“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不慕虚名”，自始至终都是他为政的指导思想。他主张以军济政，能在不断加强、发展军事势力的同时而不断发展、加强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为了集权的需要，不断地调整政府机构设置，以便把心腹要员安置在重要位置上，进而架空天子；他在政治体制方面，主张废三公而恢复丞相制度。三公制、丞相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历史上反反复复，时而设三公罢丞相，时而废三公复置丞相。形式各异，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实权人物的集权需要。所以，曹操掌政废三公而复丞相，曹丕为帝罢丞相而再置三公。曹操设天子旌旗而不为天子，是典型的不慕虚名而重实权思想的体现。
曹操以“治定礼为首，拨乱刑为先”作为治理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一种霸道与王道杂陈的思想。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稳定当时的社会起了重要作用，更在于此前还没有人表述得这样明确过，所以对后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曹操不信天命之事，并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这种生动而深刻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认识。
曹操认为，“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强兵”自不待言。他说他初起义兵“本志有限”，“不欲多之”。这不代表他的本质思想，而是一定条件下的权宜之思。事实证明，他不仅重视军队的数量，而且也很重视军队的素质，强调练兵，发过不少很有针对性的练兵和有关军纪的教令。东汉末年残破的社会经济情况，迫使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不能不重视“吃饭”问题。曹操更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统治区域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试图抑制兼并，“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是他的重要经济思想之一；他在河北推行的按亩计租、按户收绢绵的政策，实开租调制之先；他在广泛的地区内“行屯田以资军食”，虽然不是他独有的经济思想，但他推崇先代的主张，试图取“先代之良式”以为用，亦当是一种重视经济的思想体现。当然，相对来说，由于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军事和巩固权力上，经济思想方面的建树不算丰富。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很有成绩的文学家。他继承了乐府的传统，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开一代诗风。曹操是建安文人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古直悲凉”（钟嵘语）的文学风格影响着“建安七子”。所谓“建安风骨”首先是曹操的风骨。
曹操的诸多言论和行动，都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崇尚仁义礼让，主张以先王之道办教育，并以儒家的学说勾画自己的理想蓝图。他不拘一格用人思想包含着将德才兼备的“贤人君子”作为人才的最高标准的意愿。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重法尚法的一面。他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曹操做事善谋，为人谲诈。多疑、嗜杀的性格，常为历史所非。他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做人信条，应该给予否定。他的两重性的矛盾性格，表现突出，既嗜杀，动辄数万、数十万的杀人，又时而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不念旧恶”（陈寿语），甚至对杀了自己儿子的人如张绣也可以用；但又睚眦必报，不管功劳多大，才能多高，既不我用，即予除之。他甚至把人杀了，还嘘唏流涕，表现出心有不忍。他把人家的儿子杀了，还写信并送去礼物表示慰问。他能够借别人的人头以缓解军士对自己克扣军粮的不满。他竟设下圈套，杀死亲近的身边人，以证明“人欲危己，己辄心动”的诡言。诸此种种，常人殊难理解，但这正是封建时代诸多政治家、术之所在，只不过是他表现得更加典型而已。所以对他的谲诈之行，也要区别情况，作历史的分析：有的出于大局的考虑，有的则为性之所使，有的则兼而有之。
曹操为什么最终没有做皇帝呢？我归结为四点，略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受皇恩”的家世影响是其一；其二，在曹操的思想中存在着某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是他早年形成的有关“废立”问题的一种基本看法，所以条件不具备时，他不会轻易走出这一步。但是，上述两条都不宜视为根本原因。因为，封公建国后不久，曹操的思想急速变化，报汉的话不再讲了，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开始了篡汉的准备。所以最后影响他行动日程的应当是：其三，曹操拥汉扶汉而不篡汉的话说得太多了，实在是不便自食其言。如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领兖州牧表》算起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上书谢策命魏公》，讲了近二十年；直到建安十九年“位在诸侯王之上”以后，才不再说了。此类说词是他一定时期的思想反映，并曾在政治上起过稳定人心的作用，但却束缚了其后来的行动；其四，最根本的是他始终不愿把自己同刘备、孙权摆在同等地位上。如果遽为天子，客观上无异于承认了刘备、孙权割据政权的合法性，无异于把自己降到了一地方政权的位置上。所以当孙权上书“称说天命”时，他便不无诙谐地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当然，这一点的作用，实际也在削弱。他在最后的岁月里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又在洛阳构筑建始殿，实际就是准备篡汉的明确表态和行动。我认为，如果他能多活几年的话，他会自己完成这件事。他死了，其子曹丕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所以加快了步伐，仅用几个月的工夫就把汉献帝赶下了台。
以上就是我对待曹操的基本态度和评价。总的倾向可以概括为：肯定其事功和诸多有影响的思想，有区别的对待其诡谲之情，非议其嗜杀以及酷虐变诈的为人。至于置评是否得当，只有虚待方家之言了。（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曹操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但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的人物。对于他的功业及为人，意见分歧之大，可谓世所罕有。所有论曹之说，皆属一家之言，不必强求统一。
我对曹操的基本看法，反映在我写的《曹操传》（200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和《曹操评传》（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书中。这里，我将书中涉及到对曹操的基本评价略作概述。
对于汉朝来说，曹操是功臣还是奸贼，一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曹操认为如果没有他，“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然而，站在敌国的角度，就不是这样看问题了。他们骂曹操的为人，揭露他有待机篡汉的野心。袁绍让陈琳起草的《讨曹操檄文》连曹操祖宗三代都骂了，称他是“赘阉遗丑”、“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殄国虐民，毒流人鬼”。周瑜骂他“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刘备则称他“窃执天衡”、“剥乱天下，残毁民物”。敌国之言，意在煽动，每每言不副实，因而不能完全据以评价曹操。况且对一个朝代或君主的忠或不忠，不是评判历史人物的科学标准。
历史记载，曹操死后，在他的统治区域以内，曾有过一度捧曹操热潮。曹植在《武帝诔・序》中说到曹操丧葬时的情景，“华夏饮泪，黎庶含悲。神翳功显，身沉名飞”。可见，确曾举国同悲过一阵子。
魏亡不久，情况便有所不同。曹操的形象不再那么神圣，一些论曹操及三国的书，不仅谈曹操的事功，而且也言曹操的过失及其为人。晋人的著作开始披露曹操诸多酷虐变诈，为人诡谲、忌刻的事实。所以，从晋开始，曹操的形象便再高大。就史家而言，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比较高。他在《三国志?武帝纪》的总评语里高誉曹操是“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不过，陈寿对于曹操的为人也不是全都肯定，书中对其嗜杀、多疑和谲诈本性常有非难之意。另外还有一些高度评价曹操的晋代著作，诸如王沈《魏书》、司马彪《续汉书》等，其中王沈《魏书》可为代表作，影响亦最大。这些书籍大都是魏晋时人所作，因而也大都尊曹魏为正统，称曹操为太祖。但对曹操的态度，却有显著不同。王沈《魏书》等竭力维护曹操，孙盛《异同杂语》和吴人《曹瞒传》等则在讲述曹操事功的同时，不时披露曹操酷虐变诈的一面。
首开曹操“篡逆”之说者当为习凿齿。东晋治史专家习凿齿有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三国时以蜀为正；第二，在继统关系上，他试图把魏抹去，由晋直接承汉，说“皇晋宜越魏继汉”。
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朝，以及唐宋以后，人们对曹操的评价，甚受孙盛、习凿齿等人的影响。但必须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曹操为人谲诈的一面虽然常为人非，但其政治手段却常为人效。历史表明，南北朝常有帝王逼禅的事，而这些逼禅的帝王很喜欢用曹操三让而后受之的程式。他们的辞让表，在形式上也全效曹操。
唐人对曹操的评价，总体来说褒贬不一。不少人推崇曹操。如杜牧很看重曹操的军事才能；杜佑作《通典》重视客观纪事，不没曹操事功；杜甫称曹操为“英雄”。但唐人评操，砝码是不断向贬的一头倾斜的。其中最有影响的评价出于太宗皇帝李世民的笔下。唐太宗说曹操“有无君之迹”。一句话，把曹操钉在了“奸臣”的耻辱柱上。李世民的这篇祭文无形中为唐人评操定了调子。我们看到，唐人善为诗，但言操者少，颂操者更少，偶见几首，大都深寓讥讽之意。史家刘知几，不否定曹操的诸多事功，但说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北宋时，曹操的奸雄形象已经定型，而且已深入民心。苏轼写过《魏武帝论》、《孔北海赞》等文，给曹操的评价很低，甚至鄙之为“鬼蜮之雄”。
赵宋南渡，形同孙、刘偏居一隅。形势所使，南宋人极度仇视曹操。其中如朱熹、陆游等更是视曹操若寇仇。朱熹不像《三国志》、《资治通鉴》那样相对客观，而是更加突显贬损之义，径称曹操为“篡盗”。
据学者们考证，叙说三国故事的话本在宋元时代已经就有。罗贯中《三国演义》就是参照史籍、采摘传说、平话、杂剧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杰出的文艺作品之一。经过艺术加工过的曹操已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曹操。它更突出了曹操诡谲奸诈、残忍少信及其无君之心的一面，这种差距是应该允许的，因为它是文艺作品，是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书。
在明清学人著作中的曹操，依然是个两面形象的人物。但弘历一句话，把曹操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准备收选北宋著名古文家穆修写的《亳州魏武帝帐庙记》。乾隆看到这篇碑记时，不禁大怒，认为穆修“奖篡助逆”，“大乖于名教”。乾隆称操为“篡”为“逆”，视操为巨奸大憝，遂成官方定评，从而成为一条无形的政治戒律，大大影响着清代后期学术，人少敢言曹操之优者。
清室祚尽，共和始兴。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然曹操的奸雄形象却在一段时间内不仅没有因此有所变化，而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戏剧事业的繁荣，而更加妇孺皆知了。一说曹操，人们自然就同奸诈联系起来。“曹操”的词意不再仅仅是人名，而且赋予了奸诈、残忍等特定的含义。此种情形，自然也就引起一些著名学者的重视。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同钱玄同讨论《三国演义》，他说：“其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章太炎是近代第一个试图为曹操“翻案”的人物。他有《魏武帝颂》一文，高赞曹操的武功，称誉曹操礼贤下士、俭朴倡廉，肯定曹操重视农桑及其恤民政策。章太炎还说曹操“虽谲而近正”。这实际是为曹操的诡谲之行辩护，从而全面肯定了曹操。
章太炎全面肯定曹操，没有得到学界和庶民百姓的认同。因为这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鲁迅在给曹操以肯定评价时，留下了余地，所以甚得人们心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鲁迅并不全面肯定曹操，特别是对其动辄杀人，也给予了批判。
20世纪50年代末，郭沫若先后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等文，一改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试图重塑曹操形象。郭沫若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应该高度评价，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
终究如何评价曹操呢？我的基本定性是：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人物。
东汉末年动荡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曹操，为曹操和一大批人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机会。他是汉末军阀混战的参与者，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在他，而在于社会制度本身，在于外戚与宦官斗争的结果和董卓专权。因此，与其说他是军阀混战的参与者，毋宁说他是试图结束军阀混战的有功人。他不辞鞍马，驰骋疆场，摧灭群雄，统一了北方，使北方社会获得了几十年的相对安定，民人得以安居，经济得到一定恢复，民族关系也有了很大缓和。
曹操是一个世所公认的军事家。他自幼“博览群书，特好兵法”；他鞍马劳顿，倥偬一生，御军三十余年。诸家兵法理论帮助他认识战争规律，得知了战略战术之要，从而游刃于战乱之机；战争的实践，加深了他对历代兵家，特别是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从而发展了兵法理论。
曹操是一位集权主义者。他说过：“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不慕虚名”，自始至终都是他为政的指导思想。他主张以军济政，能在不断加强、发展军事势力的同时而不断发展、加强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为了集权的需要，不断地调整政府机构设置，以便把心腹要员安置在重要位置上，进而架空天子；他在政治体制方面，主张废三公而恢复丞相制度。三公制、丞相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历史上反反复复，时而设三公罢丞相，时而废三公复置丞相。形式各异，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实权人物的集权需要。所以，曹操掌政废三公而复丞相，曹丕为帝罢丞相而再置三公。曹操设天子旌旗而不为天子，是典型的不慕虚名而重实权思想的体现。
曹操以“治定礼为首，拨乱刑为先”作为治理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一种霸道与王道杂陈的思想。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稳定当时的社会起了重要作用，更在于此前还没有人表述得这样明确过，所以对后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曹操不信天命之事，并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这种生动而深刻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认识。
曹操认为，“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强兵”自不待言。他说他初起义兵“本志有限”，“不欲多之”。这不代表他的本质思想，而是一定条件下的权宜之思。事实证明，他不仅重视军队的数量，而且也很重视军队的素质，强调练兵，发过不少很有针对性的练兵和有关军纪的教令。东汉末年残破的社会经济情况，迫使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不能不重视“吃饭”问题。曹操更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统治区域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试图抑制兼并，“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是他的重要经济思想之一；他在河北推行的按亩计租、按户收绢绵的政策，实开租调制之先；他在广泛的地区内“行屯田以资军食”，虽然不是他独有的经济思想，但他推崇先代的主张，试图取“先代之良式”以为用，亦当是一种重视经济的思想体现。当然，相对来说，由于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军事和巩固权力上，经济思想方面的建树不算丰富。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很有成绩的文学家。他继承了乐府的传统，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开一代诗风。曹操是建安文人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古直悲凉”（钟嵘语）的文学风格影响着“建安七子”。所谓“建安风骨”首先是曹操的风骨。
曹操的诸多言论和行动，都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崇尚仁义礼让，主张以先王之道办教育，并以儒家的学说勾画自己的理想蓝图。他不拘一格用人思想包含着将德才兼备的“贤人君子”作为人才的最高标准的意愿。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重法尚法的一面。他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曹操做事善谋，为人谲诈。多疑、嗜杀的性格，常为历史所非。他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做人信条，应该给予否定。他的两重性的矛盾性格，表现突出，既嗜杀，动辄数万、数十万的杀人，又时而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不念旧恶”（陈寿语），甚至对杀了自己儿子的人如张绣也可以用；但又睚眦必报，不管功劳多大，才能多高，既不我用，即予除之。他甚至把人杀了，还嘘唏流涕，表现出心有不忍。他把人家的儿子杀了，还写信并送去礼物表示慰问。他能够借别人的人头以缓解军士对自己克扣军粮的不满。他竟设下圈套，杀死亲近的身边人，以证明“人欲危己，己辄心动”的诡言。诸此种种，常人殊难理解，但这正是封建时代诸多政治家、术之所在，只不过是他表现得更加典型而已。所以对他的谲诈之行，也要区别情况，作历史的分析：有的出于大局的考虑，有的则为性之所使，有的则兼而有之。
曹操为什么最终没有做皇帝呢？我归结为四点，略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受皇恩”的家世影响是其一；其二，在曹操的思想中存在着某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是他早年形成的有关“废立”问题的一种基本看法，所以条件不具备时，他不会轻易走出这一步。但是，上述两条都不宜视为根本原因。因为，封公建国后不久，曹操的思想急速变化，报汉的话不再讲了，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开始了篡汉的准备。所以最后影响他行动日程的应当是：其三，曹操拥汉扶汉而不篡汉的话说得太多了，实在是不便自食其言。如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领兖州牧表》算起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上书谢策命魏公》，讲了近二十年；直到建安十九年“位在诸侯王之上”以后，才不再说了。此类说词是他一定时期的思想反映，并曾在政治上起过稳定人心的作用，但却束缚了其后来的行动；其四，最根本的是他始终不愿把自己同刘备、孙权摆在同等地位上。如果遽为天子，客观上无异于承认了刘备、孙权割据政权的合法性，无异于把自己降到了一地方政权的位置上。所以当孙权上书“称说天命”时，他便不无诙谐地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当然，这一点的作用，实际也在削弱。他在最后的岁月里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又在洛阳构筑建始殿，实际就是准备篡汉的明确表态和行动。我认为，如果他能多活几年的话，他会自己完成这件事。他死了，其子曹丕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所以加快了步伐，仅用几个月的工夫就把汉献帝赶下了台。
以上就是我对待曹操的基本态度和评价。总的倾向可以概括为：肯定其事功和诸多有影响的思想，有区别的对待其诡谲之情，非议其嗜杀以及酷虐变诈的为人。至于置评是否得当，只有虚待方家之言了。（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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