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改革开放是什么时候

Answer 1

　改革开放是指1978年以来，我国的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进行的探索和创新，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让中国实现现代化，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一个组合词。按照字面的解释，“改革”是指对现有体制的改良和变革，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开放”与“封闭”相对，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形成同外界的联系。然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改革开放”绝不是两个词汇的简单叠加和组合，而是在特定阶段、特定空间、特定语境下的特定概念。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2]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中,中国是最早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层就在实践中初步意识到了传统体制的弊端,萌发了要变革传统体制的念头,并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和60 年代初期,进行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尝试。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从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

　　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教条主义的藩篱,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改革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城市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进行了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积累了有益经验。农村改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结晶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承包制。这两种新体制的理论基础就是“两权分离”说,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初步探索和思想准备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变到开放,从固守陈规转变到大胆改革。实施这三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转变,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发展和思想解放为鲜明特色的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阶段：以城市为中心全面改革的探索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8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科技、教育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较前一时期有显著进展,故称之为全面改革的探索阶段。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有关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的公布和实施,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最重要的认识成果,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论断,首次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标志着中国改革正在走向深入。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三大。这次大会有两个突出贡献:一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是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内容和实施方案。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

　　第三阶段: 总结经验、整顿调整阶段———从198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策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发表。

　　与其他国家的改革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物价波动较大,市场秩序混乱,重复建设比较严重等。针对这种情况,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目的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调整完善政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这段历程,从实践上看,是整顿调整时期,从理论上看,是总结改革经验时期,以便确立更加全面的改革思路,确保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顺利稳妥地向前推进。

　　第四阶段：整体推进,重点攻坚,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从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到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要思想理论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谈话围绕“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这一主题,从理论上对诸如社会主义本质、判断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和概括,深化了对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邓小平南巡谈话是新一轮改革潮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也为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作了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这是标志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代表作,是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宣言书。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同时,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九个方面,指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发,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过渡的宏伟蓝图,其意义在于把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思想和中共“十四大”精神,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行动纲领。其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改革过程中人们关注的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有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郑重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更加鲜明简洁的概念,作出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样一个重要判断,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毫无疑问,以党章的形式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第二,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把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置于更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为排除各种干扰,澄清种种疑惑,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第三,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有一系列创新,如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论断;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等。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①这是思想上的又一次大解放,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突破,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指明了方向,解除了束缚,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四,把政治体制改革再次提到议事日程。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提出,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路上是一个突破性进展,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的历史经验,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在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二是提出了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执政党建设新思路;三是作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要论断;四是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些新思想和新思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基础。

　　200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六大,这次大会确立了“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地位;提出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特别是提出要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对于今后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意义尤其重大而深远。

　　第五阶段：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发表,对于全面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特殊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制度创新。特别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这次会议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要点有四个:一是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进步;二是强调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即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经济社会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协调;三是强调可持续发展,即要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相适应;四是突出以人为本,即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人的生存环境,提升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观的核心,作为党的执政理念,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值得关注的是:一是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了宪法;二是把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了要注重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

　　2007年10月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认真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以及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概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号召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2008年2月,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标志着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启动。这既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这些新思想的提出和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实施,表明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相应改革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阶段。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经不可能仅在经济领域解决,必须着力解决旧体制遗留的深层体制矛盾,必须在政治体制方面做出创新。

　　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突出特点,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的,改革开放的设计和实施,要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特别是以人为本与统筹兼顾的原则。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经过近30 年的奋力推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应该说改革的理论准备越来越充分,改革思路越来越明确,改革经验也越来越丰富,这就为今后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其关键问题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一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二是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关系;三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四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五是党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六是人治与法治问题。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冲破,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已经在实践中全面推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正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调整;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这表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已经被冲破,中国改革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2]
　　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纳起来,可以列举许多条,择其要点,主要有以下十条:

　　(一)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现实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

　　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若不顾客观条件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固守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僵化体制,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向死胡同,葬送活生生的社会主义事业。相反,如果借改革之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走向资本主义,也难以找到出路。这是中国改革的首要经验。

　　这个基本结论,已经得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实践的证实。在社会主义改革浪潮涌来时,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忌讳改革,拒绝改革,固守已经弊端丛生、僵化过时的体制不放,导致矛盾越积越深,困难越积累越大,最后引发全社会的危机,被人民所唾弃。二是积极地进行改革,也曾一度出现繁荣局面。但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把改革变为“改向”,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所谓“休克疗法”,企图在短时间内全盘照搬欧美的政治经济模式,结果经济滑坡,社会动乱,国家解体,民族分裂。三是既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又注意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把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改革的起点和归宿,从而带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政治稳定,国家繁荣,得到人民的真诚拥护,也赢得了世界的信赖和好评。这方面的代表就是中国,这一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赞赏。

　　(二)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前提,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清除思想障碍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力量作为支柱,没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都是难以生存的。对于一个正在实施现代化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有一种精神力量作为民族的凝聚力,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个在精神上空虚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振兴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事业,没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一股积极进取、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是难以想像的。这就必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放开手脚,大胆创新。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其实,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大胆探索,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改革每前进一步,就要消除一个思想障碍,每消除一个思想障碍,改革就前进一步。这些思想障碍,主要是“左”的障碍,即某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市场经济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还有些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土壤,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所谓的私有化。

　　可见,不解放思想,不冲破传统观念,不打破思想枷锁,不抛弃“左”的教条,改革就无从谈起。

　　(三)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要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上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之所以还要进行被邓小平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权力过分集中,所有制结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妨碍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压抑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失去了活力。改革的实质和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在推进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改革成败和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把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始终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

　　正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实践,动员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焕发出了蓬勃生机,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解决或缓解了多年积累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若没有1978年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将不堪设想。

　　(四)改革的实施要遵循从易到难,由点到面,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

　　当代中国是被“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历史灾难逼上改革之路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进行改革准备的充裕时间。因此,改革之初,我国改革开放的领航人就反复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大胆探索,注重实效,边实践,边总结经验。改革之初只是确定一个大致的思路:这就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具体改革方略是:先从比较容易推进并能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入手,即首先从农村改革入手,然后推进到城市改革,同时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然后推进到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并且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开。即自上而下,从小到大,从易到难,考虑各方面的承受程度,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积少成多,逐步推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在渐进过程中,经过反复考虑,反复比较,并经过多年的思考试验后才逐步形成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一目标的确立,经历了长达14年激烈的争论,其争论的激烈程度,在中国发展史上是罕见的。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才把这场争论画了一个句号。这种“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总结,在改革实践中逐步确立改革目标的做法,有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逐步深入,同时又防止出现大的挫折。

　　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各个领域改革的相互配合。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五)以开放带动改革,改革促进开放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改革和开放同时并举。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改革和开放,就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必须与开放紧密结合,是因为在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历史一再证明,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吃过这个苦头。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之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的开放。以后关起门来,影响了中国发展。中国要获得发展,不开放不行,这是一个大政策。

　　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中国的开放也是全面的。是向全世界的开放,是对所有类型的国家开放。其中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因为对外开放的实质就是要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切成果,特别是当今世界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以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我们的对外开放,包括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对内开放,就是打破地区壁垒,实现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之一。这就需要对现行体制进行根本变革。不实施改革,开放也难以实施,中国也就发展不起来。而开放的实行,特别是对外开放又势必推动国内的体制改革。因此,改革与开放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

　　(六)要正确处理发展、改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大胆开拓,又要步子稳妥,还要方式适当。特别要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急躁冒进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急躁冒进也没有一次成功的先例。在稳定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寻求稳定,这是战后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经过长期经济建设获得的宝贵经验,也是一些后来居上的国家成功之要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在稳定中寻求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教训就是急躁冒进。形势不好时,头脑还比较冷静,形势一好,头脑就发热。这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曾经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这方面的教训要牢牢记住。

　　这里所说的稳中求进,是就改革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而言,关键是要处理好发展、改革和稳定之间的关系。稳定是前提,发展是目的,改革是途径和动力。

　　我们所寻求的稳定,不是停滞的稳定,而是动态的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是为了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这里,骑自行车原理会给我们一些启示。自行车骑得太快,易栽跟头,若骑得太慢或者不动,最终也会摔下来。只有保持一个合适的速度,才能稳步前进。

　　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改革的领导核心清醒地认识和把握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发展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是改革和稳定的目的;改革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发展和稳定的重要保证;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不稳定,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七)正确处理破和立的关系,尽可能缩短新旧体制之间的过渡时期,把新旧体制转轨期间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改革,是新旧体制的一种转换,无疑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既然如此,改革就要破字当头,敢于革除和摈弃种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但破只是手段,立才是目的。破要服从立,服务于立。即使破,也有不同的破法。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先破后立;二是边破边立;三是先立后破。具体采取哪种方式,要视其具体情况。鉴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还是先立后破为好。新的体制建立起来了,旧体制不攻自破,新的机制运转起来了,旧的机制自然会退出历史舞台。某些国家全盘否定原有体制,搞什么“休克疗法”,盲目照搬某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搞成没有商品的商品经济,没有市场的市场调节,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旧的体制和联系破坏了,新的体制和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必然导致混乱和无序,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我国前些年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经济过热、宏观失控和某些秩序混乱等社会问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没有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旧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破坏了,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又未能及时地建立并正常地运转起来,留下了一系列的权力真空、政策真空和法规真空,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导致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腐败现象滋长、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困扰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以至于不得不花很大的气力进行治理整顿。

　　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新旧体制

Answer 2

改革开放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Answer 3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在城市，国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得到了明显改善。

Answer 4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Answer 5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