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追本溯源，心理学防忽悠必读！
当然，这是个笑话了。只不过，这说明了心理学还是争议很多，或者处在成熟阶段的科学。
心理学是基于实验的科学（弗洛伊德那套事后分析的玩法不是主流）心理学有两项主要的研究方法，一是客观的统计归纳，二是主观的演绎诠释，这些方法算得上是科学吗？所谓科学，从某些方面看，不也是研究者的主观诠释？
本书《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详细介绍了10个影响深远、广为人知的心理学实验，比较客观的介绍了一些细节和褒贬的观点，建议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同学仔细拜读。在本文中，先介绍其中6个对我而言印象比较深刻的给大家：
斯金纳是美国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动物实验不仅广为人知和抨击，也让世人见识到“报酬”（rewards）与“强化”（reinforcements）对于塑造行为的重大影响，同时奠定了他在心理学界的领导地位。
斯金纳在实验中设计出研究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实验装置——“斯金纳箱”，巧妙地安排食物、控制杆等刺激，使老鼠受到情境暗示，进而出现我们原本认为是自主自发的反应。斯金纳因而认为，人类向来珍视的“自由意志”其实并不存在。他主张通过正强化作用来训练人类或动物完成指定的任务，即所谓的“操作性条件反射”。他毕生致力于钻研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务求其周延完备。
他把女儿养在箱子里的实验，虽然没有人知道小女孩的名字，但他们却信誓旦旦地说，女孩因父亲的实验而身心受创，后来她在旅馆房间以手枪和绳索结束了生命，细节就不清楚了。我们知道，女孩名叫德博拉（Deborah），斯金纳想训练她，所以把她关在箱子里整整两年。在这个狭窄的方形空间里，装设有响铃、食物托盘及各式机关，斯金纳还会适时地给予惩罚与奖赏。他站在网架后观察女孩的进步。女孩长大后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31岁那年，她向法庭控告父亲虐待，但败诉了，最后她在蒙大拿州比灵斯市一家保龄球馆举枪自尽。枪声响起，似乎宣告行为主义的全盛时代就此结束，此后的批评质疑始终未见消退。
但之后却又收到斯金纳之女德博拉的相关资料。有人收到一张棕发中年妇女的照片，图释写着：“我是德博拉，谣传说我已经自杀身亡，其实我还活着。斯金纳的箱子并不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我父亲也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他是位聪明的心理学家，也是位慈爱的父亲。我只想破除那些不实的传说。
20世纪后期，临床学家也依据斯金纳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有系统地使用脱敏法（desensitization）、满灌法（flooding）等技术，治疗恐惧症与焦虑症患者。这些行为疗法目前仍广为应用且效果显著。比如说年轻父母争论的抱孩子的问题，一对父母的谈话：
我说：“也许该让斯金纳来改变她。”他说：“你说什么？”“我们该用斯金纳的理论来改掉她的坏习惯。每次我们过去抱她，她就得到了斯金纳所说的正强化。要消除她这种行为，我们先要减少抱她的次数，到最后，完全不理她。”我们循序渐进，逐渐减少强化，且严格执行。例如，第一次哭，我们抱她三分钟，第二次哭，只抱两分钟。
我们决定要让斯金纳来改变她，因为我们需要休息。一开始这样做很残忍。听她哭喊：“妈妈，妈妈！爸爸！”看着它伸出柔嫩的双臂，我们却将她放回婴儿床。我们还是这样做了，结果宛如魔术一样，或者说是科学吧！不到5天，小朋友就像训练有素的嗜睡症患者，一把她放回婴儿床，脸一碰到床单，她就熟睡10个小时，我们终于可以夜夜安眠了。
我们当中，61%~65%的人会遵照权威下达的指令行事，纵使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人性命，我们也会照做不误。米尔格拉姆先后在耶鲁大学与邻近的布里奇波特市做过同样的实验，结果差不多。世界各地后续的相关研究也都证实这不是无稽之谈。
“我喜欢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有三个小孩……我喜欢在院子里种花，还开辟了一块地种菜，因为我喜欢新鲜蔬果。”这是米尔格拉姆请被试做的自我描述，这两位被试完全听从了主试的指令，对华勒斯施以了最高电压的电击。新鲜蔬果、美丽花朵，实在难以想像。当时米尔格拉姆是耶鲁大学的助理教授，实验前曾做过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多位知名的精神病学家、耶鲁大学学生、纽黑文地区的一般民众。他请这些人预测，被试在他设计的实验情境中会有何反应。所有被调查者的意见相当一致，都认为被试绝不会听命施予电击，就算会，顶多到150伏就会停止。听到对方尖叫哀嚎，却还逐一按下所有按钮的人，必定是近乎病态的虐待狂。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发表至今已40余年，人们似乎依然坚持“不会是我”。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之所以震撼人心，或许正是因为它揭露了想像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巨大落差吧！
事隔多年，社会心理学家仍旧极力强调，关键在于情境，而非人格。
并不是说因为人格不具有稳定性，所以人类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不受人格特质的影响。而是因为人格特质往往不敌时间、地点、同伴等环境因素。”换言之，罗斯等人主张，人类行为只有部分源于稳定的内在人格，绝大部分随外在力量的改变而变化。
“我怕我的心脏受不了。”我复述他的话：“心脏受不了？”查芬转头看着我，说：“我怕这实验会让我太紧张，导致心脏病发作。”他好像想到什么，补上一句：“我也不想伤害那个人。”
所有艺术杰作都独特出众，撼动人心，当然也难免会有瑕疵，从这一点来看，罗森汉的实验或许也算得上是艺术。我还是认为罗森汉的实验结果揭示了若干事实：一是标签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观感。二是如果精神病学可以称得上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必定还处在起步阶段。
罗森汉的研究结果让他们更加惶恐不安。这项实验让精神病学界群情激愤，最后更演变为双方的斗法。有一所精神病院的医生自信满满地大声宣称：“好！你以为我们徒有虚名，其实你们才愚昧无知。我们就来试试看，接下来的3个月，假病人随你派来，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放马过来吧！”战帖已下，准备开火。
罗森汉天生不服输，毅然接受挑战。他表示会在3个月内指派若干假病人至该医院就诊。医护人员必须诊断出那些病人其实精神正常。这等于是原先实验的反向操作。3个月过去了。医院极有信心地表示，这段时间他们发现了41名罗森汉派来的假病人。然而罗森汉一个人也没有派。实验到此结束，精神病学自取其辱。
在对于一位夜归妇女遇害，而周围邻居居然没有伸出人手的案件初发时，《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地方版仅以4行字报导这一案件。不久之后，该版主编罗森塔尔得知，当时有许多人目击整起案件，却袖手旁观，因而写下《38名目击者：珍诺维斯命案》（Thirty-Eight Witnesses: The Kitty Genovese Case），《纽约时报》不仅报导了整起案件，还陆续发表了几篇报导，提及这些旁观者的奇异行径，文章引发全美民众哗然，讨伐之声四起。众多读者写信给纽约时报。有位读者说：“我认为贵报应该设法取得这些目击者的名单，并公之于众。这些人坐视不管而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理当受到社会谴责。”一名教授夫人写道：“他们的沉默，甚至是懦弱、冷漠，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假如现行的纽约州法律不能给予这些人惩处，我们认为贵报应该敦促纽约州议会尽快修订法律。此外，既然这38位目击者对道德义务置之不理，我们认为贵报应公布其姓名地址，以示惩戒。”纽约大学的达利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拉丹和许多纽约人，都看过这些读者的反馈，也都想知道为何没有人伸出援手。是冷漠？还是因为其他心理因素？各领域的专家纷纷提出假设来解释这些目击者的反应。纽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社会学系教授福克思（Renee Claire Fox）认为，这些目击者的行为是“假性否认”（affect denial）的结果；换言之，他们因为极度惊吓以致无法反应，甚至毫无感觉。巴内教授（Ralph S. Banay）则认为电视应是罪魁祸首，美国人深受电视影响，早已习惯于层出不穷的暴力，因而分不清电视与现实。巴内还以当时流行的心理分析理论解释这一现象，他说：“这些人（目击者）受到外界刺激的催眠，耳朵手脚都不管用了。成熟且人格健全者就不会这样。”十多年后，罗森汉发表了假精神病人实验的结果，着使巴内的说法遭到强烈质疑。知名心理学家门宁格（Karl Menninger）则认为：“群体的冷漠就是一种侵害。”
对于这种指责，心理学家做了一些列实验，让被试在一个屋子，听到（但看不到）边上另一个被试（实际上是工作人员）的求救，看被试的反应。被试听到有人发病，全都惊慌失措。尽管他们没有采取行动，但也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无动于衷。主试从麦克风中听到被试说：“天呀，他发作了！”有人不停喘气，有人只说得出：“糟了！”有人说：“天呀！我该怎么办？”假装发病后6分钟，如果被试仍未采取任何援助行动，主试便会进入其所在的房间。被试无不汗流浃背，全身发抖，开口就问：“他没事吧？有人照顾吗？”神情沮丧难过。
我们可以想像，那些目击了《纽约时报》报道杀人事件的人内心应该也饱受煎熬，袖手旁观多半是因为惶恐犹豫，以致手足无措，而非一般所认为的都市人惯有的冷漠无情在作祟。
达利与拉丹推测，没有采取行动的被试并非冷酷无情，而是“还没下定决心要行动”。 他们内心充满矛盾，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反应。这种情绪反映了其内心持续不断的冲突。相对而言，其他采取行动的被试的内心就不会出现矛盾冲突。
拉丹发现，群体规模与采取行动的比率相关。越多人目睹一起事件，个别目击者会自觉责任越少，因为有越多人分摊责任。两人将这种当时还无人知晓的现象，称之为“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并提出的助人行为五阶段。
1975年费斯汀格发表了其最著名的论著《认知不协调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他在书中写道：“个体如果同时持有相互抵触的观念（即认知结果），那么思想对立的最终结果就是衍生出一股力量，进而改变个体的行为或态度。个体有时未必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改变行为以符合信念，反而可能改变信念，使其能合理地解释行为。”
认知不协调理论席卷美国心理学界。阿伦森说：“就像暴风横扫一切。只有认知不协调理论能够圆满解释这种令人不解的行为。这就是答案。”我们总认为，洗脑要能奏效，一定得借助酷刑威胁或重金利诱。但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某人从事与其信念相抵触的行为，所得的奖赏越微薄，此人越有可能改变原先的信念。
研究珍诺维斯命案与烟雾实验时的某个星期天，我发现在第一位信众还没拿到捐款篮之前，里头就已经放了一些钞票。几个星期后，在酒吧当调酒师的姐姐告诉我，她每晚都会先放几张钞票在装小费的高脚杯中，“这样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小费。顾客以为前面的人给过了，就会跟着做”。模仿是人的本能。
鸦片这种奇特的物质，萃取自细长的罂粟花，它浑圆的果实中满是种子。19世纪英国妇女以罂粟子泡茶喝，并以此安抚哭闹不停的小孩。当年在烟雾迷漫的伦敦街头，鸦片可以公开售卖，号称“婴儿镇定剂”、“温斯洛太太的抚慰糖浆”。鸦片可能是最早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也是今日常见的中枢神经兴奋剂利他林（Ritalin）的前身。
于是他到温哥华一家治疗药物滥用的医院实习，在那里，他首度从非药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成瘾行为。“有位病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的工作是在圣诞节前后在某家购物中心扮演圣诞老人。他若不吸食海洛因，就无法工作。只要吸了海洛因，他马上精神抖擞，穿上圣诞老人的服装，套上黑色橡皮靴，一连微笑6个小时都不累。我那时候开始思考，也许有关药物滥用的理论都错了。人类使用药物，并非药物成分致使其不得不一再服用，而是服用药物可以让自己适应环境的苛刻考验。”
这样的解释简单易懂，但不够明确，也不科学。有些研究者于是从药理学角度切入，提出相当有趣的理论。人脑中有一个药物工厂，生产各种化学药物：作用如同鸦片的内啡肽（endorphins）是人体天然的止痛剂，多巴胺（dopamine）、血清素（serotonin）具有安定心神的作用。人脑会根据实际状况，自动调节生产少量的药物，让我们感到舒适，渡过难关。然而一旦我们开始从外界输入药物，如，吸食大麻或纯可卡因，原本处于平衡状态的血液，受到外来药物作用的影响而释放信息，让身体停止生产天然化学物质，而依赖外在供给。
实验到此还不完整。亚历山大、柯姆斯、哈达韦三人顺利证实了，即使是药性最强的药物，如果它会影响得到满足的机会，被试老鼠也会抗拒。不过三人又有另一个疑问：已经形成的瘾又是怎么回事？三人试图让老鼠乐园里的老鼠对某种物质成瘾，结果都失败了。持反对意见者则轻松反驳：“好吧！老鼠享受着五星级豪华饭店的高级设施，随时都能满足性需求，它们当然不会上瘾。可是现实世界里，人类更为脆弱，可能会在人生低潮时开始服用药物，一旦成瘾，就停不下来了。戒除过程相当痛苦，瘾头一再复发，几乎没有例外。
亚历山大的研究意味着，成瘾反应事实上可以受自由意志所控制。老鼠、人类都可以成功戒断，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无法放手，并不是因为某些物质难以抗拒，而是因为动物发现在特定的环境中，没有比慢性自我毁灭更好的抉择。亚历山大所谓的成瘾，是一种因应生活方式而采取的策略。而所有人为建构的策略，都可以通过教育、转移注意力等加以改变。会不会上瘾，我们可以抉择。
要找出证据反驳老鼠乐园的实验结果并不难。各种需求都能满足的有钱人常是药物滥用者，还有证据显示，持续接触类鸦片药物或可卡因，确实会造成脑部明显的变化，致使自由意志丧失。亚历山大对此自有解释。有钱人也像平常人一样，受制于社会规范与冲突；脑部断层扫描显示的脑部变化，只能证明两者确有关联，而非因果关系。
迈杰
2024-11-30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