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出“仁”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爱人”。在孔子看来,要“爱人”就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他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前后达十三年,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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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尽管如此,他仍享有73岁高龄。综观其思想言行,其中也不乏闪耀着一些精辟而独到的养生观。
一仁:“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也充分体现于他的养生观点上。
“仁者不忧”“大德必寿”无疑成了其养生之纲领。“君子坦荡荡”,仁爱之人总是注重修养的不断提高和人格的自我完善,心宽胸广、以诚待人,光明磊落、浩气长存,自然就会有益身心、健康长寿。
相反,“小人常戚戚”,无耻之徒由于成天满脑子尽想着如何趋势就利、钻营取巧,从而导致心胸狭窄、优柔寡决、勾心斗角、耗心劳神,于是也就只能止步健康,无缘长寿。
八不 在饮食方面,晚年孔子总结出了“八不食”原则,即“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可以用现代语言进一步将其归纳为2个方面:
色味方面,变色、变味者不可吃;制作方面,烹调不当、佐料不妥者不吃。病从口入,在遥远古代,孔子便如此讲究吃东西,那么,在当今社会,我们自然就更应该有足够的理由,去特别留意和高度重视我们餐桌上的安全了。
三戒:“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年轻时,血气未定,要严禁迷恋女色;壮年时,血气正旺,要严禁争强好斗;年老时,血气衰弱,要严禁贪得无厌。
从中不难看出,孔子这段话的初衷,是要让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心态、权衡利弊选择中庸之道,同时也要杜绝偏激走极端。拥有一颗难得的平常心,才是健康之源,长寿之本。
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维、见得思义”。
分别指,看要想到看明白没有、听要想到听清楚没有、神态要想到是否温和、容貌要想到是否恭敬、言谈要想到是否诚实、处事要想到是否谨慎、疑难要想到是否要求教、愤怒要想到是否有后患、见到有所得到要想到是否理所应得。
可见,无论从日常生活中的视听相貌、言行举止,还是更深一层的思考问题、社交处事等各方面,孔子都提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范和要求。只有完全做到了这些,才能在心灵和肉体方面达到高度的和谐与统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最终成为孔子心目中能真正“长生不老”的理想之人。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孔子的养生观:一仁、八不、三戒、九思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例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他人”、“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长久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联系起来,那怎么能让它有个根基呢?“尊重他人”(“爱他人”)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学”相联系的。如果我们抛弃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天天批判“仁政”,鼓吹“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提倡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你能真止地“尊重他人”吗?你能真正地爱护别人吗?所以任何对人们的社会规范的具体要求它都必须有—套伦理学理论作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内传统积累而成的。
这里不能全面的讨沦儒家的伦理问题,它无疑有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容“爱人”思想无论如何是我们今天仍应继承和发挥的。照我看,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音,人也,亲亲为大。”《论语。学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日克已复礼,大下归仁。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认为,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常有误。(我自已过去的解释也不正确。)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列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谓“克己复礼”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而贡献于人类社会。
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支持中国两千多年有关作人的道理的“仁学”(“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掉了,那么我们的社会如何不混乱,如何还能不发生“精神危机”呢?从这里看,对待传统的伦理思想,我们只能继承它、发展它,使之适合现今社会生活之要求,决不能抛弃它,而另外建立与之对立的“斗争哲学”。当然,在我们继承“传统”的同时,不仅应使“传统”得到发展与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而且还应充分吸收一切适应我们社会发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伦理美德。
孔子作为多少年来古老中国的精神领袖与思想圣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与血脉。虽然在当今的社会,已没有多少人在把夫子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行为、处事的准则,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孔子的思想已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走向是一种内敛的发展方式。然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儒家文化中的很多命题、范畴与孔子的思想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仅是因为儒家文化经过朝朝代代的变更,已与孔子原初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出入,也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吸收其他领域的文化,对我们固有的思想形成一种冲击。
当今社会利益冲突、物质泛滥,人们对于自身的关怀和对他人的仁爱观念越来越淡,很多中国传统的思想美德流于形式,甚至逐渐沦丧,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为之捶胸顿足之事。在儒家文化影响极深的我们所谓“筷子文化圈”中,孝的思想一直就被奉为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和礼仪。在现时代,众多关于中国文化断代、中国没有精神支柱的说法日益广泛之时,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为广大国人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思想源头。而我看,这一点上最容易被提倡、被认同的就是孔子思想中关于孝道的提法。因为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体会,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这种思想在我们心中也在已经扎根,接受起来更为容易。像孔子当年的思想一样,通过教育人们对自己父母慈孝的亲子之爱,而层层外推,逐渐将着这爱推广到社会每一个人的身上,让人们学会“恻隐”和“不忍”,让它成为化洽天下之诚爱。虽然爱有亲疏、远近,但只要在被教育的人们心中有了推己及彼的爱的观念,则很容易将社会中所有的人融合起来,激发人们对于本民族的内在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使整个民族有了向心力,从而将社会中的所有人员维系起来,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还有和谐。
当然,在孔子提倡的孝道中也有拘泥于表面形式的地方,如严格的要求人们守三年之丧等;缺乏平等民主的思想,如对父母一味的服从等。虽然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待孝道严肃、郑重的态度,但在这些方面,我们当今的人们不必迂腐的固守形式,继承孔子的思想的主体部分,用变通的观点接受他孝的思想的精华,并将其运用到当今社会中,以求得社会更快的向前发展。
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作为他思想核心的“仁”的思想也是也就是他所认为的人的修养中的最高境界,是指导人们生活行动和衡量人们生活行为的最高准则。对于这个标准,孔子定的很高,他认为尧、舜都很难做到,自己更是不敢当,所以多数“仁”的思想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的目标提出,只要求人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孝道被提为“仁”之根本的地位,也足见孔子对孝的思想的重视。况且,孝道也是在孔子思想中能够被实现、被达到的一种行为,体现了人类发展中一种不可推卸的一责任。所以,即使是现在将孝道提出,规范人们的言语、行为,也是具有其深刻的意义的。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还是仁?
《论语》太拘谨了,如果看了《论语·乡党》,感觉跟听金正昆讲社交礼仪差不多,孔子的衣食住行太让人感到无所适从了。我想我很难邀请孔子到我家作客。即使邀请他也非得提前准备数天不可。“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还有其他诸多规范,令人没法去做。他迂腐得连病中见君主也是如此。看来生活在他的周围的确不是一件妙事。
庄子与屈原,感觉味道相似。都带有几分“悲壮”的色彩。比如庄子的《逍遥游》与楚辞的《国殇》,都体现了这种色彩。当然更多的是一种洒脱。像庄子的其他篇章和楚辞的大部分。《孟子》几乎突破了孔子的诸多约束,对于君主不像孔子那么拘谨,更多的是面向下层人民,从人民的立场看问题,他们两个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移,我觉得是一大进步。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我想绝对不是仁。为什么几千年来,孔子思想人们都把他定位到仁字上呢?也许是曾子对他的概括,我想那也只能代表曾子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曾子把孔子思想概括为“一言以蔽之,忠恕而已”。而我们从《论语》中看出,孔子花了大量的篇幅所要阐述的是一个礼字。“克己复礼。”主张的是民众向上级的绝对服从和尊敬。孟子则反其道而行之,把次序调了个个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这个方面看,孟子更多的是“民本思想”,孔子的是“君本思想”。孔子对许多人的尊崇和对其他人的指责都是源于此。
我们看《论语八修》《里仁》《乡党》和其他篇章里面,都能够看出这一点。
他论祭祀,讲究必须恭恭敬敬,记得有一次子贡祭祀时心疼他的羊,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孔子说你心疼你的羊,我心疼我的礼。还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祭祀一是要礼恭必敬,而是讲究秩序,不然,就会失礼。像孔子指责鲁国大夫们就是这样。
孔子鄙视下层人民。努力维持贵族生活。孔子后期本来很贫困了,但是他还是舍不得卖掉自己的车,即使自己的儿子死了,有棺无椁,他也就葬了。后来颜路的儿子颜回死了后,颜路曾经向他请求过,颜回是他最疼爱的弟子,我想并非只是因为颜回安贫的缘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乐道”,“道”是什么呢?就是克己复礼。所以孔子在评价子贡跟颜回的时候,说子贡是比不上颜回的。颜回是君子不器,子贡是宝器,而评价管仲的时候,则说是小器。为什么说管仲是小器呢,就是因为他不讲礼,处处模仿齐桓公。齐管仲不安贫乐道,反而处处暨越。对这种情形是孔子最不能容忍的。
孔子有时是不主张仁的。因为行“仁”得分时候。孔子有时也是主张“法”的,因为这样有利于维持秩序。比如有一次,季康子要做一个工程,孔子的弟子,也就是季氏的家臣子路,事先就做好了饭,请那些人来吃。子路觉得他把自己的钱谷拿出来给百姓以恩惠,是秉持了孔子教给他的做人的“道”,没想到反而遭到了孔子的严辞批评。为什么孔子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子路违反了做臣子的礼节。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不应该由子路来完成的。孔子有句话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说得就是这种情况。后来果然季康子就派人来质问子路了。子路行仁不仅没有博得老师的赞赏,反而挨了批评,还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孔子也是因此而对齐国的田成子等人持否定意见。因为虽然他们行“仁政”,但是骨子里是一种不尊礼,不按秩序办事的。是“在其位而谋其政”。是大不敬。
孔子也主张“法治”。孔子不是东郭先生,后人的讽剌是站不住脚的。儒家主张仁被人说成了东郭先生。其实不是的。孔子主张的核心思想是“礼”,而仁只是一种手段。不然,季康子和田成子就可以说是行仁政的优秀“君主”了。当然他们只能说是大臣。孔子做鲁国大夫时,一次王宫失火,百鹿竞走。一些人在扑火,一些人却不顾鲁王的命令和行赏,去打猎去了。不管火情。这时孔子就严令取消行赏,对不救火的人采取重罚,于是才使得那些人转过身来扑火。前面看到有人发过孔子也杀人的帖,孔子杀过谁呢?我只知道他杀过少正卯,那么他为什么要杀人呢?就是因为他看不得别人暨越,所以要杀。那么杀人的核心是为什么?就是一个“礼”字。
孔子晚年的生活,是穷困的。但虽然穷困,他不会卖掉自己的车,而且他还有自己的车库(马厩)。他曾经生过一次病,他的弟子们都以为他要死了,于是安排后事,以他的弟子作家臣,按封君的礼节来安葬他,后来他病好后,遭到了他的严辞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既越行为。
总忘了说一句话,他依然要坐车,是因为他做过大夫。他说他做过大夫后,就不能步行了。而在他做大夫的时候,总是接到了上级下达的命令,不等备好车就马上步行着去。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他主张”礼”的确证。
我敬重的是孔子的学识和他的一点人文关怀。比如他家有一次遭了火灾。马厩被烧了。他回来后,先问的是伤着人了马,而丝毫不提马的事情。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很重人轻马的。对自己的财产他会毫不吝惜的捐献出来。他的一个弟子,曾一直做他家的主管。后来过年时给了他90斗米,他们家都说这太多了,你们家的财产本身就不多。“有事弟子服其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孔子说你的生活也不容易啊,而且我对你的工作很满意,这是你应该收下的。无论如何都要收下。
但是孔子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过惯了士大夫生活的他,很鄙视家事。樊稠学稼,他批评他是没有追求,没有出息。而他本身的这一生活状态,也被别人批评。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也难得孔子的弟子也把他照数收到《论语》里面,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孔子的形象。
从这方面看,他的“君本思想”和“臣本位”,都是为礼服务的,是以礼的方式来维持一种秩序。从这点看,跟法家的目的是一致的。从史料看,大部分的法家几乎都脱胎于儒家,并多数都是儒家的弟子或后学。有的主张“礼”,有的主张“法”,有的主张“礼法并重”。而孟子的思想是“民本思想”,是“民本位”的,主张与民同乐。但是他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秩序的。从这一点看也是跟孔子的目标是一致的。
颜回曾经问仁于孔子,孔子说“克己复礼谓之仁”,可是我们再看他对管仲的议论,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了。在孔子看来,管仲是一个仁人,但另一方面,孔子严厉批评管仲是一个不知礼的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而当另一个人问他“鲁昭公知礼吗?”他刻意回避。说“知”。而当时所有人对鲁昭公的评价是“鲁昭公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后来也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他又为什么这样做呢?也是为了“礼”,为人臣者不言君之恶,为人子者不言父子恶,也就是“亲亲相隐”。
关于“亲亲相隐”到现在法律方面依然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不过我私下认为孔子这样做是不对的,他提倡这样也是不对的。)当然这个现在在法律方面,也跟外国人一样主张同一家庭成员不出庭举证,这在以前是属于包庇罪,现在大概也属于法律许可的了。
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是主张礼的。我想即使是昏君或者暴君,他也会尽力维护他的形象的。那和“仁”有什么关系呢?
管仲不克己不复礼,但孔子认为他是“仁”人,孔子在评价鲁君时,则是“克己复礼”的,但如果人人都这样,反而不“仁”了。所以克己复礼与仁之间,有点关系,但不是必然的联系。孔子评价人主要是从“礼”的角度评价的,而不是“仁”。“仁”是次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