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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妇吟
年代：【唐】 作者：【张籍】 体裁：【】 类别：【】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褥[1]。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持戟明光里[2]。
知君用心如明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注释】
[1]:接受爱情的表示
[2]:良人指丈夫。明光本位汉代宫殿名，这里指宫殿。词句言其丈夫地位高贵。
全诗跌宕起伏，节妇之节，跃然纸上。尤其是最后一句，缱绻细腻，令人把玩嗟叹不已。
--------------------------------
此诗一本题下注云：“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师道是当时藩镇之一的平卢淄青节度使，又冠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其势炙手可热。中唐以还，藩镇割据，用各种手段，勾结、拉拢文人和中央官吏。而一些不得意的文人和官吏也往往去依附他们，韩愈曾作《送董邵南序》一文婉转地加以劝阻。张籍是韩门大弟子，他的主张统一、反对藩镇分裂的立场一如其师。这首诗便是一首为拒绝李师道的勾引而写的名作。通篇运用比兴手法，委婉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单看表面完全是一首抒发男女情事之诗，骨子里却是一首政治诗，题为《节妇吟》，即用以明志。
此诗似从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脱胎而来，但较之前者更委婉含蓄。
首二句说这位既明知我是有夫之妇，还要对我用情，此君非守礼法之士甚明，语气中带微辞，含有谴责之意。这里的“君”，喻指藩镇李师道，“妾”是自比，十字突然而来，直接指出师道的别有用心。
接下去诗句一转，说道：我虽知君不守礼法，然而又为你情意所感，忍不住亲自把君所赠之明珠系在红罗襦上。表面看，是感师道的知己；如果深一层看，话中有文章。
继而又一转，说自己家的富贵气象，良人是执戟明光殿的卫士，身属中央。古典诗词，传统的以夫妇比喻君臣，这两句意谓自己是唐王朝的士大夫。
紧接两句作波澜开合，感情上很矛盾，思想斗争激烈：前一句感谢对方，安慰对方；后一句斩钉截铁地申明己志，“我与丈夫誓同生死”！
最后以深情语作结，一边流泪，一边还珠，言词委婉，而意志坚决。
此诗富有民歌风味，它的一些描写，在心理刻画中显示，写得如此细腻，熨贴，入情入理，短幅中有无限曲折，真所谓“一波三折”。
“你虽有一番‘好意’，我不得不拒绝。”这就是张籍所要表达的，可是它表达得这样委婉，李师道读了，也就无可奈何了。
尴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
2006-11-28 来源: 文化传播网
我们的文学圈子里一直流行这样的一种说法：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一般很少有人花心思去理会文学评论中的所谓前瞻性的言论和说法，认为那是无中生有无稽之谈，或者不愿去拜读那些艰涩的有如天书一般的评论术语；而搞文学评论的人，却认为搞创作的人只懂得抒发个人情感，只懂得埋头写作，但缺少基本的理论性的指导，缺乏对文学现状的整体思考和把握。这两种十分对立的观点始终在双方的心理上占据着很大一块地方，犹如一种心病，久久难以抹去。
我们经常会莫名地陷入这样一种思虑和困境：到底是文学评论的存在泛泛而谈之现象，还是文学创作本身上存在诸多的缺憾呢？难道他们之间的协调与发展仅仅是留在理论上或课本上的一句空话？其实，从文学理论上讲，我们都知晓文学作品的是本体，文学评论是以文学作品作为评论对象，可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又有着指导和制约的协调关系，这种相互依存的互补关系，一直是创作者们所遵循的原则和方针。但我们从客观实际上出发，发现许多文学评论依然是我行我素的人为的成分颇多，由此而导致与文学创作的宏观指导存有脱节的嫌疑。从创作者的方面而言，盲目自大是创作者自己最为可怕的敌人。当然，造成这种各行其事各自为政的格局因素有多种，我想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都走上了一条商业化、私有化和人情化的道路，那种纯乎为了评论而评论的文章，及纯乎为了创作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今天，这样的精品力作可谓是越来越少，而那些媒体编辑们所培养的所谓圈中朋友间的“自留地”却越来越多，这种人情化的“自留地”好像是想给个别创作者足够的创作天空，可实质上是“自留地”上专栏作者整日在家苦思冥想闭门造车赶任务，少了些实地采访的机会，多了些浮躁的成分，直接导致许多专栏作者的创作激情丧失，导致文学作品频出大量的泛泛之作，导致文学创作跌入低谷，进而出现理论与实际、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的相悖现象。
有人说，现在的文学评论只是一个摆设和花瓶，以我个人看来，这一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是吗，正常文人间的针锋相对的文风和锐气没有了，正常文人间的那种大度谦让和优良品质统统不见了，有的都是些世俗的狭隘和偏见，有的都是些自我炒作的小人。即使我们在报刊杂志上偶尔看见为数不多的几篇堪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时，这类文章虽说读来依旧是那么地亲切的和使人奋进，可那毕竟是星星点点一闪而过，大多的文学评论是没有文学味的，这无疑是现行评论界存在的一大弊病和顽疾。我们翻开市场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评论，更多的是泛泛的恭维和推崇，缺乏艺术审美的评判标准，缺少深入领会文学作品的内涵，这是现在评论市场流行的一种可怕的通病。没有评论味文学性的评论去指导文学作品，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和笑谈，也是极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我们知道，文学评论的可贵之处在于评论者以独有的视角去评判作品，去剖析作品，用开拓性的眼光去发现作品中的内在价值和用理性的思考去为文学作品定位及判断和预测该作品未来光明前景。它应是一种睿智的象征，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它散发的应是一种智慧的光芒。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种文学评论光芒折射出的不是犀利和智慧，而是附庸的系列商业化的平庸言语，使人看后大跌眼镜，也使人不得不流露出哭笑不得神情来。
我们同时还发现，人们对文学评论的创作目的和动机还存在一种模糊性的认识，这也是评论最终走向末路的原因之一。现在媒体上更注重文学评论的新闻性，不注重文学评论的指导性；注重文学评论的可读性，不注重文学评论的功能性。于是乎，人们把文学评论看成是一种炒作的最佳方式，谁的名气大，那些评论的评论的攻击性言词就对准谁，甚至不惜采取以人身攻击的方式来进行挖苦、讽刺和漫骂，这样为任意满足读者或网民猎奇心理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我们广泛借用文学评论的这样的锐利武器，去进行低俗的炒作，那么，这样的结局是会致使文学评论慢慢变味和走样，会贬低文学评论的正面形象，也会引发那些从事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极度不满。
在此，我个人甚至还认为，文学评论商业化倾向不止是表现在替出书者大呼特呼，还表现在当下很多创作者思想意识有问题，他们不愿去评写高雅的文学艺术作品，偏偏选中现在时尚的明星私生活和明星的花边新闻，且一个劲地加以评说，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决不亚于他们当初对文学艺术的神圣膜拜，这种不同不痒的纯粹为讨好部分读者趣味的娱乐评论，多之，则会让人们以为文学评论式样和格式原来就应该这样去写，文学评论就一定要像娱乐评论一样时尚和流行，就应该要满足更多的读者的兴趣和爱好，就应该让文学评论走进或者说是回归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从表面上看，这个浅显的道理是能站住脚的，可仔细分析一下，人们会意识到文学评论的文学内涵和意义正在一点点地流失，会明显地感悟到因为娱乐评论的大量冲击而使我们的文学评论逐渐变得毫无价值可言。
由此看来，要使文学评论与文学作品达到相互协调和促进，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唯有彻底根除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各自身上的诸多毛病，根除人们思想和言行上对文学艺术所表现出的不尊重不理解，重新认识和发现文学艺术的艺术价值，让文学评论为文学作品服务，让文学作品为大众服务，让彼此间都能释放出各自的光彩，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充实，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幸福更精彩。（征修）
年代：【唐】 作者：【张籍】 体裁：【】 类别：【】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褥[1]。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持戟明光里[2]。
知君用心如明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注释】
[1]:接受爱情的表示
[2]:良人指丈夫。明光本位汉代宫殿名，这里指宫殿。词句言其丈夫地位高贵。
全诗跌宕起伏，节妇之节，跃然纸上。尤其是最后一句，缱绻细腻，令人把玩嗟叹不已。
--------------------------------
此诗一本题下注云：“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师道是当时藩镇之一的平卢淄青节度使，又冠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其势炙手可热。中唐以还，藩镇割据，用各种手段，勾结、拉拢文人和中央官吏。而一些不得意的文人和官吏也往往去依附他们，韩愈曾作《送董邵南序》一文婉转地加以劝阻。张籍是韩门大弟子，他的主张统一、反对藩镇分裂的立场一如其师。这首诗便是一首为拒绝李师道的勾引而写的名作。通篇运用比兴手法，委婉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单看表面完全是一首抒发男女情事之诗，骨子里却是一首政治诗，题为《节妇吟》，即用以明志。
此诗似从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脱胎而来，但较之前者更委婉含蓄。
首二句说这位既明知我是有夫之妇，还要对我用情，此君非守礼法之士甚明，语气中带微辞，含有谴责之意。这里的“君”，喻指藩镇李师道，“妾”是自比，十字突然而来，直接指出师道的别有用心。
接下去诗句一转，说道：我虽知君不守礼法，然而又为你情意所感，忍不住亲自把君所赠之明珠系在红罗襦上。表面看，是感师道的知己；如果深一层看，话中有文章。
继而又一转，说自己家的富贵气象，良人是执戟明光殿的卫士，身属中央。古典诗词，传统的以夫妇比喻君臣，这两句意谓自己是唐王朝的士大夫。
紧接两句作波澜开合，感情上很矛盾，思想斗争激烈：前一句感谢对方，安慰对方；后一句斩钉截铁地申明己志，“我与丈夫誓同生死”！
最后以深情语作结，一边流泪，一边还珠，言词委婉，而意志坚决。
此诗富有民歌风味，它的一些描写，在心理刻画中显示，写得如此细腻，熨贴，入情入理，短幅中有无限曲折，真所谓“一波三折”。
“你虽有一番‘好意’，我不得不拒绝。”这就是张籍所要表达的，可是它表达得这样委婉，李师道读了，也就无可奈何了。
尴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
2006-11-28 来源: 文化传播网
我们的文学圈子里一直流行这样的一种说法：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一般很少有人花心思去理会文学评论中的所谓前瞻性的言论和说法，认为那是无中生有无稽之谈，或者不愿去拜读那些艰涩的有如天书一般的评论术语；而搞文学评论的人，却认为搞创作的人只懂得抒发个人情感，只懂得埋头写作，但缺少基本的理论性的指导，缺乏对文学现状的整体思考和把握。这两种十分对立的观点始终在双方的心理上占据着很大一块地方，犹如一种心病，久久难以抹去。
我们经常会莫名地陷入这样一种思虑和困境：到底是文学评论的存在泛泛而谈之现象，还是文学创作本身上存在诸多的缺憾呢？难道他们之间的协调与发展仅仅是留在理论上或课本上的一句空话？其实，从文学理论上讲，我们都知晓文学作品的是本体，文学评论是以文学作品作为评论对象，可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又有着指导和制约的协调关系，这种相互依存的互补关系，一直是创作者们所遵循的原则和方针。但我们从客观实际上出发，发现许多文学评论依然是我行我素的人为的成分颇多，由此而导致与文学创作的宏观指导存有脱节的嫌疑。从创作者的方面而言，盲目自大是创作者自己最为可怕的敌人。当然，造成这种各行其事各自为政的格局因素有多种，我想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都走上了一条商业化、私有化和人情化的道路，那种纯乎为了评论而评论的文章，及纯乎为了创作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今天，这样的精品力作可谓是越来越少，而那些媒体编辑们所培养的所谓圈中朋友间的“自留地”却越来越多，这种人情化的“自留地”好像是想给个别创作者足够的创作天空，可实质上是“自留地”上专栏作者整日在家苦思冥想闭门造车赶任务，少了些实地采访的机会，多了些浮躁的成分，直接导致许多专栏作者的创作激情丧失，导致文学作品频出大量的泛泛之作，导致文学创作跌入低谷，进而出现理论与实际、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的相悖现象。
有人说，现在的文学评论只是一个摆设和花瓶，以我个人看来，这一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是吗，正常文人间的针锋相对的文风和锐气没有了，正常文人间的那种大度谦让和优良品质统统不见了，有的都是些世俗的狭隘和偏见，有的都是些自我炒作的小人。即使我们在报刊杂志上偶尔看见为数不多的几篇堪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时，这类文章虽说读来依旧是那么地亲切的和使人奋进，可那毕竟是星星点点一闪而过，大多的文学评论是没有文学味的，这无疑是现行评论界存在的一大弊病和顽疾。我们翻开市场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评论，更多的是泛泛的恭维和推崇，缺乏艺术审美的评判标准，缺少深入领会文学作品的内涵，这是现在评论市场流行的一种可怕的通病。没有评论味文学性的评论去指导文学作品，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和笑谈，也是极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我们知道，文学评论的可贵之处在于评论者以独有的视角去评判作品，去剖析作品，用开拓性的眼光去发现作品中的内在价值和用理性的思考去为文学作品定位及判断和预测该作品未来光明前景。它应是一种睿智的象征，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它散发的应是一种智慧的光芒。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种文学评论光芒折射出的不是犀利和智慧，而是附庸的系列商业化的平庸言语，使人看后大跌眼镜，也使人不得不流露出哭笑不得神情来。
我们同时还发现，人们对文学评论的创作目的和动机还存在一种模糊性的认识，这也是评论最终走向末路的原因之一。现在媒体上更注重文学评论的新闻性，不注重文学评论的指导性；注重文学评论的可读性，不注重文学评论的功能性。于是乎，人们把文学评论看成是一种炒作的最佳方式，谁的名气大，那些评论的评论的攻击性言词就对准谁，甚至不惜采取以人身攻击的方式来进行挖苦、讽刺和漫骂，这样为任意满足读者或网民猎奇心理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我们广泛借用文学评论的这样的锐利武器，去进行低俗的炒作，那么，这样的结局是会致使文学评论慢慢变味和走样，会贬低文学评论的正面形象，也会引发那些从事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极度不满。
在此，我个人甚至还认为，文学评论商业化倾向不止是表现在替出书者大呼特呼，还表现在当下很多创作者思想意识有问题，他们不愿去评写高雅的文学艺术作品，偏偏选中现在时尚的明星私生活和明星的花边新闻，且一个劲地加以评说，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决不亚于他们当初对文学艺术的神圣膜拜，这种不同不痒的纯粹为讨好部分读者趣味的娱乐评论，多之，则会让人们以为文学评论式样和格式原来就应该这样去写，文学评论就一定要像娱乐评论一样时尚和流行，就应该要满足更多的读者的兴趣和爱好，就应该让文学评论走进或者说是回归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从表面上看，这个浅显的道理是能站住脚的，可仔细分析一下，人们会意识到文学评论的文学内涵和意义正在一点点地流失，会明显地感悟到因为娱乐评论的大量冲击而使我们的文学评论逐渐变得毫无价值可言。
由此看来，要使文学评论与文学作品达到相互协调和促进，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唯有彻底根除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各自身上的诸多毛病，根除人们思想和言行上对文学艺术所表现出的不尊重不理解，重新认识和发现文学艺术的艺术价值，让文学评论为文学作品服务，让文学作品为大众服务，让彼此间都能释放出各自的光彩，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充实，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幸福更精彩。（征修）
参考资料： （钱仲联 徐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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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水浒传》的作者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早在明代，就有三种说法：罗贯中编；
施耐庵编；罗、施二人合编。例如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
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
川志书》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
水浒传》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现代人则大都认定是施耐庵所编。不管是施、
是罗还是施罗二人合作，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力创作，而是根据前人的零散单
本稿件进行统一编纂，再加以发挥扩充，则是一致的。因为在最早的《水浒传》出版之前，
就已经有宋江故事流传并有书籍出版了。
因此，《水浒传》只有“编著者”，也就是郎瑛所说的“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编者的姓名，目前一般认定是施耐庵，少数人以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编，并认为罗贯中
是施耐庵的学生；更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
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
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
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造个元代人名字随意加上去的。
用今天的读者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是有版权的，那么作者为什么不愿意署名呢？
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中国古代，
“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里说，低级的只能在
马路边说，跟要饭的也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
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他们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
闯荡江湖，有许多社会知识和素材，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
自己讲，或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
敢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名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诗词歌赋的
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人”。例如明代的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
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
思想陈腐一些，而且有些夸耀才华，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
资格，就是明证。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孽，要受到责骂、
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
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
篇图说》中说得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撰《西楼
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梦》，终生困厄。
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
且绝嗣。”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来污蔑小说家的地步了。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
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
强盗，作者不敢署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里咱们姑且按照一般的说法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罗贯中。那么咱们
先来看看这两个人的生平历史如何。
遗憾的是：关于这两个人的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
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目前一
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
淮安，元代至顺年间(1330-1332)中的进士，曾在钱塘当官两年，后终生不仕，立志著书。
生卒年月大约
①袁于令——1592-1674,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吴县人，清初曾任荆州知府。
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西楼记》是他的代表作。
②高兰墅——高鹗(1738?-1815?)，字兰墅，别署红楼外史，是《红楼梦》后四十回
的续作者或编撰者。他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在“清水衙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所以说
他“终生困厄”。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早在明代，就有三种说法：罗贯中编；
施耐庵编；罗、施二人合编。例如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
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
川志书》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
水浒传》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现代人则大都认定是施耐庵所编。不管是施、
是罗还是施罗二人合作，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力创作，而是根据前人的零散单
本稿件进行统一编纂，再加以发挥扩充，则是一致的。因为在最早的《水浒传》出版之前，
就已经有宋江故事流传并有书籍出版了。
因此，《水浒传》只有“编著者”，也就是郎瑛所说的“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编者的姓名，目前一般认定是施耐庵，少数人以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编，并认为罗贯中
是施耐庵的学生；更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
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
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
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造个元代人名字随意加上去的。
用今天的读者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是有版权的，那么作者为什么不愿意署名呢？
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中国古代，
“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里说，低级的只能在
马路边说，跟要饭的也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
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他们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
闯荡江湖，有许多社会知识和素材，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
自己讲，或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
敢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名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诗词歌赋的
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人”。例如明代的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
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
思想陈腐一些，而且有些夸耀才华，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
资格，就是明证。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孽，要受到责骂、
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
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
篇图说》中说得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撰《西楼
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梦》，终生困厄。
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
且绝嗣。”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来污蔑小说家的地步了。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
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
强盗，作者不敢署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里咱们姑且按照一般的说法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罗贯中。那么咱们
先来看看这两个人的生平历史如何。
遗憾的是：关于这两个人的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
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目前一
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
淮安，元代至顺年间(1330-1332)中的进士，曾在钱塘当官两年，后终生不仕，立志著书。
生卒年月大约
①袁于令——1592-1674,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吴县人，清初曾任荆州知府。
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西楼记》是他的代表作。
②高兰墅——高鹗(1738?-1815?)，字兰墅，别署红楼外史，是《红楼梦》后四十回
的续作者或编撰者。他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在“清水衙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所以说
他“终生困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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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你多大呀？要不我怎么知道你适合什么样的呀！
汗。。。
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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