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盼”为话题的作文，快！！！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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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过年
过年是一种感觉，一种体验，一种遭遇，可能还是一种境界
留在我记忆中最美好的经历是小学时代在河南农村姥姥家过年的日子。那时候，每次过年都是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大事。早早地，刚进入冬天，还没放寒假，我就已经在盼望着过年了。因为，一过年就意味着大人小孩都放假没事儿了，不上班不上学不下地不干活儿，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家尽情地休息尽情地玩儿乐了。当然，我现在已经知道，那只是小孩对生活的误解，可是我至今还非常喜欢这样的误解。
过年的第一个乐趣是人多热闹。我记得有一年的大年初三，刚吃过早饭不大功夫就有亲友来串门，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客人还络绎不绝。二姨三姨姑姥爷舅姥爷姨姥爷表舅表姨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好像全天下的亲戚都在这一天聚集到一起了，中午吃饭时，至少摆了10张桌子，姥姥家五个窑洞那么老大的院子都呆满了人，真有点摩肩接踵人声鼎沸的样子。令我自豪的是，我在院子里和所有的小孩比赛踢毽子，居然打败天下无敌手。
过年的第二件乐趣不用说就是吃。姥姥把收藏多日的红枣、花生、红薯干和柿饼都翻腾出来，姥爷则把放在院子角落里已经盖上一层厚厚白雪的大竹筐掀开盖儿，露出里面冻得鲜红的软得要化了的烘柿。更不用说中午那顿饭了，那是把一辈子的吃食都放在了一起，有白面烙馍、白面蒸馍、炸油角、素丸子、牛肉丸子、鸡肉丸子、扣肉、小酥肉，还有冰糖莲子百合汤等等。那个时候大人小孩都顾不上客气，一盘菜上桌三口两口就被抢光了。因为大家的的肚子都太空了，在平常的日子里连玉米面饼子都吃不上的。所以，碰上能吃饱的时刻谁都顾不上脸面了。
过年的第三件好事是每个小孩都盼望的，那就是压岁钱。但在那些年里，人们一个比一个更穷，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有一年生产队给每一户人家发了5毛钱，说是让大家过年买盐吃。所以，来的客人虽然多，但真正能给我压岁钱的人其实屈指可数。二姨一般会给我两毛钱，三姨给五毛钱，往往是所有亲戚中给得最多的。其他人多数给五分钱或一毛钱，更多的人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的。即使如此，过一个年下来我差不多会收到将近两元钱，那已经是很大一笔财富了。
对于我来说，过年还有一项独特的乐趣，就是放鞭炮。放鞭炮没什么稀罕的，二踢脚、冲天雷谁没放过？我的乐趣在于玩摔炮。那是一种用两三层纸卷上一些火药和火石做成的小炮仗，捏在手指尖里，用一头儿对准地面使劲一摔，“叭”地一声，随时可以吓别人一跳。姥姥家的村子里就有一家兄弟三人都做摔炮卖摔炮。那时，我家住在遥远的东北大城市沈阳。每当过完年从老家回到沈阳，我就把摔炮的种种乐趣和神秘讲给邻居小孩和学校的同学听，有时候我再给他们讲讲在雪地里用箩筐扣鸟，或用竹篾扎灯笼的经历，他们都闻所未闻，眼馋死了。
玩得太高兴就乐不思蜀，有一天爸爸站在高高的崖顶上喊我，该开学了，明天咱们回沈阳吧，我一下子傻在那里，竟当着一大群小孩的面嚎啕大哭起来。
后来，有了许多不同的人生经历，也就有了许多不同的关于过年的人生境遇或体验。
七十年代初，随父母下乡“走五七道路”，在辽宁省昌图县东嘎公社糜场大队过年。那里过年的主要特色是吃粘豆包、酸菜炖粉条，当然还有猪肉酸菜馅的饺子。年轻人晚上没事就打扑克赌博，赌注是香烟或干豆腐（即千张）。从天黑打到天亮，肚子一饿就先把豆腐干吃掉，到最后谁输了谁掏钱就行了。如果是赌的香烟，那么到天亮时香烟要么已经被吸光要么就被倒来倒去的倒成了空纸筒。无论香烟或干豆腐，不在乎输赢，在乎一乐而已。那时过年，也有鞭炮为伴，但身处异乡，不知何年何日是归程，自有一番淡淡的愁思。
就在下乡的那些年里，有一年我回到沈阳，来到原先居住的那个家属院过年。那天晚上说好了是住在韩叔叔家（我们家下乡后韩叔家就从原来的那套房子搬进了原来属于我们家的这套比较大的房子），但是到了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韩叔叔突然说，他家亲戚来了没有我睡觉的地方了。我虽然已经十七八岁，但毫无社会阅历，一下子浑身冰凉。我到隔壁的王叔叔家去告别。王叔叔是行政干部，平时和我们家交往不多，但他却留住了我。那顿晚饭吃了饺子，我还第一次吃到了早有耳闻未曾见面的山珍“猴头菇”。虽然晚上睡觉是打地铺我还是睡得很温暖。
现在，我好像成了怕过年的人。一个原因是过年就意味着自己又老了一岁，平平淡淡的日子不知怎么就溜走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过年渐渐变得没有了情趣和韵味：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都拒绝串门，即使是住在一个家属院的人也不兴串门；再加上许多城市都有不许放鞭炮的禁令，过年就只剩下日历上的意义了。于是，年轻人干脆去过圣诞节去过感恩节去过情人节了。于是，以节日为纽带为表现形式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就像黄河一样干涸了断流了。
过年是一种情绪的凝聚，是一种情感的融铸交汇，是一种精神的认同，是一种血脉的延续。所以，我很希望能找回儿时的那些感觉：袅袅的炊烟，喧闹的人群，亲友的汇聚，热情的鞭炮，以及带着数千年历史印痕的种种习俗……
过年是一种感觉，一种体验，一种遭遇，可能还是一种境界
留在我记忆中最美好的经历是小学时代在河南农村姥姥家过年的日子。那时候，每次过年都是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大事。早早地，刚进入冬天，还没放寒假，我就已经在盼望着过年了。因为，一过年就意味着大人小孩都放假没事儿了，不上班不上学不下地不干活儿，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家尽情地休息尽情地玩儿乐了。当然，我现在已经知道，那只是小孩对生活的误解，可是我至今还非常喜欢这样的误解。
过年的第一个乐趣是人多热闹。我记得有一年的大年初三，刚吃过早饭不大功夫就有亲友来串门，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客人还络绎不绝。二姨三姨姑姥爷舅姥爷姨姥爷表舅表姨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好像全天下的亲戚都在这一天聚集到一起了，中午吃饭时，至少摆了10张桌子，姥姥家五个窑洞那么老大的院子都呆满了人，真有点摩肩接踵人声鼎沸的样子。令我自豪的是，我在院子里和所有的小孩比赛踢毽子，居然打败天下无敌手。
过年的第二件乐趣不用说就是吃。姥姥把收藏多日的红枣、花生、红薯干和柿饼都翻腾出来，姥爷则把放在院子角落里已经盖上一层厚厚白雪的大竹筐掀开盖儿，露出里面冻得鲜红的软得要化了的烘柿。更不用说中午那顿饭了，那是把一辈子的吃食都放在了一起，有白面烙馍、白面蒸馍、炸油角、素丸子、牛肉丸子、鸡肉丸子、扣肉、小酥肉，还有冰糖莲子百合汤等等。那个时候大人小孩都顾不上客气，一盘菜上桌三口两口就被抢光了。因为大家的的肚子都太空了，在平常的日子里连玉米面饼子都吃不上的。所以，碰上能吃饱的时刻谁都顾不上脸面了。
过年的第三件好事是每个小孩都盼望的，那就是压岁钱。但在那些年里，人们一个比一个更穷，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有一年生产队给每一户人家发了5毛钱，说是让大家过年买盐吃。所以，来的客人虽然多，但真正能给我压岁钱的人其实屈指可数。二姨一般会给我两毛钱，三姨给五毛钱，往往是所有亲戚中给得最多的。其他人多数给五分钱或一毛钱，更多的人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的。即使如此，过一个年下来我差不多会收到将近两元钱，那已经是很大一笔财富了。
对于我来说，过年还有一项独特的乐趣，就是放鞭炮。放鞭炮没什么稀罕的，二踢脚、冲天雷谁没放过？我的乐趣在于玩摔炮。那是一种用两三层纸卷上一些火药和火石做成的小炮仗，捏在手指尖里，用一头儿对准地面使劲一摔，“叭”地一声，随时可以吓别人一跳。姥姥家的村子里就有一家兄弟三人都做摔炮卖摔炮。那时，我家住在遥远的东北大城市沈阳。每当过完年从老家回到沈阳，我就把摔炮的种种乐趣和神秘讲给邻居小孩和学校的同学听，有时候我再给他们讲讲在雪地里用箩筐扣鸟，或用竹篾扎灯笼的经历，他们都闻所未闻，眼馋死了。
玩得太高兴就乐不思蜀，有一天爸爸站在高高的崖顶上喊我，该开学了，明天咱们回沈阳吧，我一下子傻在那里，竟当着一大群小孩的面嚎啕大哭起来。
后来，有了许多不同的人生经历，也就有了许多不同的关于过年的人生境遇或体验。
七十年代初，随父母下乡“走五七道路”，在辽宁省昌图县东嘎公社糜场大队过年。那里过年的主要特色是吃粘豆包、酸菜炖粉条，当然还有猪肉酸菜馅的饺子。年轻人晚上没事就打扑克赌博，赌注是香烟或干豆腐（即千张）。从天黑打到天亮，肚子一饿就先把豆腐干吃掉，到最后谁输了谁掏钱就行了。如果是赌的香烟，那么到天亮时香烟要么已经被吸光要么就被倒来倒去的倒成了空纸筒。无论香烟或干豆腐，不在乎输赢，在乎一乐而已。那时过年，也有鞭炮为伴，但身处异乡，不知何年何日是归程，自有一番淡淡的愁思。
就在下乡的那些年里，有一年我回到沈阳，来到原先居住的那个家属院过年。那天晚上说好了是住在韩叔叔家（我们家下乡后韩叔家就从原来的那套房子搬进了原来属于我们家的这套比较大的房子），但是到了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韩叔叔突然说，他家亲戚来了没有我睡觉的地方了。我虽然已经十七八岁，但毫无社会阅历，一下子浑身冰凉。我到隔壁的王叔叔家去告别。王叔叔是行政干部，平时和我们家交往不多，但他却留住了我。那顿晚饭吃了饺子，我还第一次吃到了早有耳闻未曾见面的山珍“猴头菇”。虽然晚上睡觉是打地铺我还是睡得很温暖。
现在，我好像成了怕过年的人。一个原因是过年就意味着自己又老了一岁，平平淡淡的日子不知怎么就溜走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过年渐渐变得没有了情趣和韵味：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都拒绝串门，即使是住在一个家属院的人也不兴串门；再加上许多城市都有不许放鞭炮的禁令，过年就只剩下日历上的意义了。于是，年轻人干脆去过圣诞节去过感恩节去过情人节了。于是，以节日为纽带为表现形式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就像黄河一样干涸了断流了。
过年是一种情绪的凝聚，是一种情感的融铸交汇，是一种精神的认同，是一种血脉的延续。所以，我很希望能找回儿时的那些感觉：袅袅的炊烟，喧闹的人群，亲友的汇聚，热情的鞭炮，以及带着数千年历史印痕的种种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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