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生的宝宝要不要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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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德国殖民者把青岛定位为德国巩固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交通口岸。在此基础上制定的1900年城市规划，是青岛城市建设史上的首次规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岛城市形态的基本特征，其规划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殖民特色。城市规划区的范围限定在约十几平方公里以内，容纳约5万人左右。华欧分区的规定，将原来已经形成的自然村落从规划的欧洲人区中外迁；为了满足在团岛建设炮台和兵营的需要，也规划搬迁已经存在的村子。这本身就是一种侵略和掠夺。而这种规定，按照的德国殖民者的说法，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和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聚居可能造成许多生活方面的不便。出于这种理由而分区设置本来就是宗族歧视的借口。而且，中国人居住区与欧洲人城区规划建设标准的巨大差异，小到连道路的名称，也有明显的区别。欧洲人区的道路名称都冠以德国显赫人物的名字，例如：今广西路称亨利亲王大街、今太平路称威廉大街、今曲阜路称柏林大街、今青岛路称维里恩街等等；而中国人区则以中国地名命名，例如：今中山路北段称山东街、今北京路称北京街、今天津路称天津街等等。这一切完全暴露了殖民主义的规划本质。
2.以欧洲人区为中心的城市布局。欧洲人所在的青岛区包括：西起斐迭里街（今中山路），北至后楼威街（今德县路）一线，沿小北山岭经挂旗山（今信号山）至凤台岭（今青岛山），再由此沿各岭至汇泉东侧山岭至海边［2］( p13)。这一区域无论公共设施的配置、道路的密度、建筑的密度、地下排水网还是绿化等方面，都进行了周密而合理的规划。此后多次对于规划的调整和修改也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欧人区上。
3.注重立法和法规。德国殖民者根据城市规划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建筑设计、道路、绿化、环卫等若干严格具体的立法和法规。如：青岛区内屋之高度以18米为限，楼则限于三层以下；建筑面积应占土地面积6/10以下；邻舍中间距离至少3米，有窗之方面至少距离4米。房屋之配置为防冬季之北风，楼梯及附属房屋横置于北方，而寝室横置于东南方；又以东南方夏季多东南风，横置露台以承之；对于强风及湿气亦有适当的防备。又为其有飓风骤雨，故建屋务以坚固为要。胶抚所定之建筑规则，颇重于卫生，交通坚固，防火诸要点，而于外观装饰不甚注重。大鲍岛区建筑面积须占土地面积3/4以下等等。同时欧人区的建筑外形不得重复，应具有欧洲文化特点。［3］( p16-63)
4.在城市规划建设区域内始终遵循基础设施先行的原则。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始终把城市道路、上下水管网、电力照明、绿化等建设放在首位。港口与铁路建设在建城伊始就一直得到德人的重视，是德国政府建设投资的重点。1898年最早预算投入的500万马克，和随之追加的350万马克全部用在港口一期建设方面。工程自1899年开始至1908年基本完工用了整整十年时间。“考虑到设备与香港上海竞争逐条计划”， ［3］( p16-63)大港的配套设施大多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16000吨的浮船坞和150吨的起重机，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流的港口设施。
5.具有一定的保护生态的思想。从规划的选址上看，为了尽量利用适宜建设用地，除军事区外，城市基本设置在信号山以西地形较为平坦地带。规划中将青岛湾沿岸的临海道路进一步贴近海岸，并为此修筑了一道东起青岛村西至栈桥的挡浪坝作为防护海浪侵袭的屏障。同时，利用这条沿岸的海滨道路，将青岛湾美丽蜿蜒的自然海岸线全部敞开，使之成为公共游览的线路。这么做虽然增加了拦海建坝的费用，但结合海岸线修建的滨海道路，使城市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建设更加和谐，体现出青岛的城市特点和城市风貌。而且，按照地势和原有建筑物规划建设的不规则的道路网，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一面。
6.规划体现了德国民族性的普遍特点:“浪漫主义的普世主义思想［4］(p52)。
这种思想形成与德国的近代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信奉天主教的皇帝和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开始分裂，此后的德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落后于英法，国家更迟至1871年才统一。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使德国人曾经因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地位而形成的自大，转变为处处不如人的自卑。为了重新找回国家的、民族的自我，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支配下的德意志复兴，成为德国思想界无可替代的情绪，这种情绪经过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很快将民族自卑转化为民族狂热、英雄崇拜和建功立业的张扬。德国政府并不否认他们占领的胶州湾地区是荒漠贫瘠的土地，同样了解要把胶州湾建设得像香港或上海那样繁荣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们坚持其前途是有希望的。因为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使“德国终于在资本主义的筵席里得到了满意的一席，德国三十余年的梦想和野心终于得到充分的满足。军事扩张所需要的军港，经济侵略所需要的商港和铁路，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和腹地，以及其他诸种特权，现在都已经如愿以偿” ［5］(p157)。
作为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的普世主义思想”反映到具体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方案中，从城市总体布局到单体建筑设计，则为青岛塑造了独特的城市形象。
在1900年城市规划的指导下，青岛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地区势力愈加增强，人口随之增多。城市的综合能力不断提高，对外界的辐射也显示出一定的影响力，不仅各国商人纷纷云集，各国的外交机构也开始插足期间。在1906年至1908年间，美国、英国和俄国相继在青岛设立了领事馆。并随之在欧洲人区建设了各种风格的领事馆建筑，青岛越来越具有各国不同的情调。此时的青岛已不再是一个渔村，而是成为一座拥有港口、铁路、有序的街道和各具风格的建筑物组合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城市。港口和铁路延伸了城市的对外联系空间，在增强辐射能力的同时也增大了这座城市的外围腹地。城市格局和功能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二、德国占领后期（1910年-1914年）
城市迅速膨胀并已越过规划区域向西发展。德国殖民者自诩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的租借权，开始重新对青岛进行定位，青岛从最初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交通口岸，转变为以商业和经济并举，港口、交通、商贸和经济协调并存、共同开发的商埠贸易城市。在此基础上，德国殖民者制定的1910年的《青岛市区扩张规划》，体现出如下的规划思想：
1.对港口和铁路的过分依赖。城市沿港口与铁路呈带形北扩，并与台东镇连片。在港口北部的海泊河海口附近填海造地，扩大港口用地。城市核心区调整至带形结构中部的贮水西坡，一定程度上克服城市核心区偏南的弊端。但由于没有规划与带形结构应的交通系统，致使铁路贯穿整个城区，影响了城市环境质量。
2.依然注重城市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在大港码头的东南方向所规划的住宅区，与台东镇遥相呼应，成为城市的副中心。
这一时期，德国殖民者把青岛定位为德国巩固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交通口岸。在此基础上制定的1900年城市规划，是青岛城市建设史上的首次规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岛城市形态的基本特征，其规划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殖民特色。城市规划区的范围限定在约十几平方公里以内，容纳约5万人左右。华欧分区的规定，将原来已经形成的自然村落从规划的欧洲人区中外迁；为了满足在团岛建设炮台和兵营的需要，也规划搬迁已经存在的村子。这本身就是一种侵略和掠夺。而这种规定，按照的德国殖民者的说法，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和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聚居可能造成许多生活方面的不便。出于这种理由而分区设置本来就是宗族歧视的借口。而且，中国人居住区与欧洲人城区规划建设标准的巨大差异，小到连道路的名称，也有明显的区别。欧洲人区的道路名称都冠以德国显赫人物的名字，例如：今广西路称亨利亲王大街、今太平路称威廉大街、今曲阜路称柏林大街、今青岛路称维里恩街等等；而中国人区则以中国地名命名，例如：今中山路北段称山东街、今北京路称北京街、今天津路称天津街等等。这一切完全暴露了殖民主义的规划本质。
2.以欧洲人区为中心的城市布局。欧洲人所在的青岛区包括：西起斐迭里街（今中山路），北至后楼威街（今德县路）一线，沿小北山岭经挂旗山（今信号山）至凤台岭（今青岛山），再由此沿各岭至汇泉东侧山岭至海边［2］( p13)。这一区域无论公共设施的配置、道路的密度、建筑的密度、地下排水网还是绿化等方面，都进行了周密而合理的规划。此后多次对于规划的调整和修改也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欧人区上。
3.注重立法和法规。德国殖民者根据城市规划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建筑设计、道路、绿化、环卫等若干严格具体的立法和法规。如：青岛区内屋之高度以18米为限，楼则限于三层以下；建筑面积应占土地面积6/10以下；邻舍中间距离至少3米，有窗之方面至少距离4米。房屋之配置为防冬季之北风，楼梯及附属房屋横置于北方，而寝室横置于东南方；又以东南方夏季多东南风，横置露台以承之；对于强风及湿气亦有适当的防备。又为其有飓风骤雨，故建屋务以坚固为要。胶抚所定之建筑规则，颇重于卫生，交通坚固，防火诸要点，而于外观装饰不甚注重。大鲍岛区建筑面积须占土地面积3/4以下等等。同时欧人区的建筑外形不得重复，应具有欧洲文化特点。［3］( p16-63)
4.在城市规划建设区域内始终遵循基础设施先行的原则。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始终把城市道路、上下水管网、电力照明、绿化等建设放在首位。港口与铁路建设在建城伊始就一直得到德人的重视，是德国政府建设投资的重点。1898年最早预算投入的500万马克，和随之追加的350万马克全部用在港口一期建设方面。工程自1899年开始至1908年基本完工用了整整十年时间。“考虑到设备与香港上海竞争逐条计划”， ［3］( p16-63)大港的配套设施大多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16000吨的浮船坞和150吨的起重机，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流的港口设施。
5.具有一定的保护生态的思想。从规划的选址上看，为了尽量利用适宜建设用地，除军事区外，城市基本设置在信号山以西地形较为平坦地带。规划中将青岛湾沿岸的临海道路进一步贴近海岸，并为此修筑了一道东起青岛村西至栈桥的挡浪坝作为防护海浪侵袭的屏障。同时，利用这条沿岸的海滨道路，将青岛湾美丽蜿蜒的自然海岸线全部敞开，使之成为公共游览的线路。这么做虽然增加了拦海建坝的费用，但结合海岸线修建的滨海道路，使城市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建设更加和谐，体现出青岛的城市特点和城市风貌。而且，按照地势和原有建筑物规划建设的不规则的道路网，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一面。
6.规划体现了德国民族性的普遍特点:“浪漫主义的普世主义思想［4］(p52)。
这种思想形成与德国的近代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信奉天主教的皇帝和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开始分裂，此后的德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落后于英法，国家更迟至1871年才统一。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使德国人曾经因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地位而形成的自大，转变为处处不如人的自卑。为了重新找回国家的、民族的自我，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支配下的德意志复兴，成为德国思想界无可替代的情绪，这种情绪经过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很快将民族自卑转化为民族狂热、英雄崇拜和建功立业的张扬。德国政府并不否认他们占领的胶州湾地区是荒漠贫瘠的土地，同样了解要把胶州湾建设得像香港或上海那样繁荣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们坚持其前途是有希望的。因为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使“德国终于在资本主义的筵席里得到了满意的一席，德国三十余年的梦想和野心终于得到充分的满足。军事扩张所需要的军港，经济侵略所需要的商港和铁路，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和腹地，以及其他诸种特权，现在都已经如愿以偿” ［5］(p157)。
作为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的普世主义思想”反映到具体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方案中，从城市总体布局到单体建筑设计，则为青岛塑造了独特的城市形象。
在1900年城市规划的指导下，青岛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地区势力愈加增强，人口随之增多。城市的综合能力不断提高，对外界的辐射也显示出一定的影响力，不仅各国商人纷纷云集，各国的外交机构也开始插足期间。在1906年至1908年间，美国、英国和俄国相继在青岛设立了领事馆。并随之在欧洲人区建设了各种风格的领事馆建筑，青岛越来越具有各国不同的情调。此时的青岛已不再是一个渔村，而是成为一座拥有港口、铁路、有序的街道和各具风格的建筑物组合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城市。港口和铁路延伸了城市的对外联系空间，在增强辐射能力的同时也增大了这座城市的外围腹地。城市格局和功能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二、德国占领后期（1910年-1914年）
城市迅速膨胀并已越过规划区域向西发展。德国殖民者自诩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的租借权，开始重新对青岛进行定位，青岛从最初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交通口岸，转变为以商业和经济并举，港口、交通、商贸和经济协调并存、共同开发的商埠贸易城市。在此基础上，德国殖民者制定的1910年的《青岛市区扩张规划》，体现出如下的规划思想：
1.对港口和铁路的过分依赖。城市沿港口与铁路呈带形北扩，并与台东镇连片。在港口北部的海泊河海口附近填海造地，扩大港口用地。城市核心区调整至带形结构中部的贮水西坡，一定程度上克服城市核心区偏南的弊端。但由于没有规划与带形结构应的交通系统，致使铁路贯穿整个城区，影响了城市环境质量。
2.依然注重城市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在大港码头的东南方向所规划的住宅区，与台东镇遥相呼应，成为城市的副中心。
这一时期，德国殖民者把青岛定位为德国巩固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交通口岸。在此基础上制定的1900年城市规划，是青岛城市建设史上的首次规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岛城市形态的基本特征，其规划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殖民特色。城市规划区的范围限定在约十几平方公里以内，容纳约5万人左右。华欧分区的规定，将原来已经形成的自然村落从规划的欧洲人区中外迁；为了满足在团岛建设炮台和兵营的需要，也规划搬迁已经存在的村子。这本身就是一种侵略和掠夺。而这种规定，按照的德国殖民者的说法，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和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聚居可能造成许多生活方面的不便。出于这种理由而分区设置本来就是宗族歧视的借口。而且，中国人居住区与欧洲人城区规划建设标准的巨大差异，小到连道路的名称，也有明显的区别。欧洲人区的道路名称都冠以德国显赫人物的名字，例如：今广西路称亨利亲王大街、今太平路称威廉大街、今曲阜路称柏林大街、今青岛路称维里恩街等等；而中国人区则以中国地名命名，例如：今中山路北段称山东街、今北京路称北京街、今天津路称天津街等等。这一切完全暴露了殖民主义的规划本质。
2.以欧洲人区为中心的城市布局。欧洲人所在的青岛区包括：西起斐迭里街（今中山路），北至后楼威街（今德县路）一线，沿小北山岭经挂旗山（今信号山）至凤台岭（今青岛山），再由此沿各岭至汇泉东侧山岭至海边［2］( p13)。这一区域无论公共设施的配置、道路的密度、建筑的密度、地下排水网还是绿化等方面，都进行了周密而合理的规划。此后多次对于规划的调整和修改也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欧人区上。
3.注重立法和法规。德国殖民者根据城市规划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建筑设计、道路、绿化、环卫等若干严格具体的立法和法规。如：青岛区内屋之高度以18米为限，楼则限于三层以下；建筑面积应占土地面积6/10以下；邻舍中间距离至少3米，有窗之方面至少距离4米。房屋之配置为防冬季之北风，楼梯及附属房屋横置于北方，而寝室横置于东南方；又以东南方夏季多东南风，横置露台以承之；对于强风及湿气亦有适当的防备。又为其有飓风骤雨，故建屋务以坚固为要。胶抚所定之建筑规则，颇重于卫生，交通坚固，防火诸要点，而于外观装饰不甚注重。大鲍岛区建筑面积须占土地面积3/4以下等等。同时欧人区的建筑外形不得重复，应具有欧洲文化特点。［3］( p16-63)
4.在城市规划建设区域内始终遵循基础设施先行的原则。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始终把城市道路、上下水管网、电力照明、绿化等建设放在首位。港口与铁路建设在建城伊始就一直得到德人的重视，是德国政府建设投资的重点。1898年最早预算投入的500万马克，和随之追加的350万马克全部用在港口一期建设方面。工程自1899年开始至1908年基本完工用了整整十年时间。“考虑到设备与香港上海竞争逐条计划”， ［3］( p16-63)大港的配套设施大多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16000吨的浮船坞和150吨的起重机，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流的港口设施。
5.具有一定的保护生态的思想。从规划的选址上看，为了尽量利用适宜建设用地，除军事区外，城市基本设置在信号山以西地形较为平坦地带。规划中将青岛湾沿岸的临海道路进一步贴近海岸，并为此修筑了一道东起青岛村西至栈桥的挡浪坝作为防护海浪侵袭的屏障。同时，利用这条沿岸的海滨道路，将青岛湾美丽蜿蜒的自然海岸线全部敞开，使之成为公共游览的线路。这么做虽然增加了拦海建坝的费用，但结合海岸线修建的滨海道路，使城市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建设更加和谐，体现出青岛的城市特点和城市风貌。而且，按照地势和原有建筑物规划建设的不规则的道路网，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一面。
6.规划体现了德国民族性的普遍特点:“浪漫主义的普世主义思想［4］(p52)。
这种思想形成与德国的近代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信奉天主教的皇帝和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开始分裂，此后的德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落后于英法，国家更迟至1871年才统一。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使德国人曾经因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地位而形成的自大，转变为处处不如人的自卑。为了重新找回国家的、民族的自我，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支配下的德意志复兴，成为德国思想界无可替代的情绪，这种情绪经过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很快将民族自卑转化为民族狂热、英雄崇拜和建功立业的张扬。德国政府并不否认他们占领的胶州湾地区是荒漠贫瘠的土地，同样了解要把胶州湾建设得像香港或上海那样繁荣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们坚持其前途是有希望的。因为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使“德国终于在资本主义的筵席里得到了满意的一席，德国三十余年的梦想和野心终于得到充分的满足。军事扩张所需要的军港，经济侵略所需要的商港和铁路，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和腹地，以及其他诸种特权，现在都已经如愿以偿” ［5］(p157)。
作为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的普世主义思想”反映到具体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方案中，从城市总体布局到单体建筑设计，则为青岛塑造了独特的城市形象。
在1900年城市规划的指导下，青岛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地区势力愈加增强，人口随之增多。城市的综合能力不断提高，对外界的辐射也显示出一定的影响力，不仅各国商人纷纷云集，各国的外交机构也开始插足期间。在1906年至1908年间，美国、英国和俄国相继在青岛设立了领事馆。并随之在欧洲人区建设了各种风格的领事馆建筑，青岛越来越具有各国不同的情调。此时的青岛已不再是一个渔村，而是成为一座拥有港口、铁路、有序的街道和各具风格的建筑物组合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城市。港口和铁路延伸了城市的对外联系空间，在增强辐射能力的同时也增大了这座城市的外围腹地。城市格局和功能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二、德国占领后期（1910年-1914年）
城市迅速膨胀并已越过规划区域向西发展。德国殖民者自诩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的租借权，开始重新对青岛进行定位，青岛从最初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交通口岸，转变为以商业和经济并举，港口、交通、商贸和经济协调并存、共同开发的商埠贸易城市。在此基础上，德国殖民者制定的1910年的《青岛市区扩张规划》，体现出如下的规划思想：
1.对港口和铁路的过分依赖。城市沿港口与铁路呈带形北扩，并与台东镇连片。在港口北部的海泊河海口附近填海造地，扩大港口用地。城市核心区调整至带形结构中部的贮水西坡，一定程度上克服城市核心区偏南的弊端。但由于没有规划与带形结构应的交通系统，致使铁路贯穿整个城区，影响了城市环境质量。
2.依然注重城市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在大港码头的东南方向所规划的住宅区，与台东镇遥相呼应，成为城市的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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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德国殖民者把青岛定位为德国巩固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交通口岸。在此基础上制定的1900年城市规划，是青岛城市建设史上的首次规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岛城市形态的基本特征，其规划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殖民特色。城市规划区的范围限定在约十几平方公里以内，容纳约5万人左右。华欧分区的规定，将原来已经形成的自然村落从规划的欧洲人区中外迁；为了满足在团岛建设炮台和兵营的需要，也规划搬迁已经存在的村子。这本身就是一种侵略和掠夺。而这种规定，按照的德国殖民者的说法，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和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聚居可能造成许多生活方面的不便。出于这种理由而分区设置本来就是宗族歧视的借口。而且，中国人居住区与欧洲人城区规划建设标准的巨大差异，小到连道路的名称，也有明显的区别。欧洲人区的道路名称都冠以德国显赫人物的名字，例如：今广西路称亨利亲王大街、今太平路称威廉大街、今曲阜路称柏林大街、今青岛路称维里恩街等等；而中国人区则以中国地名命名，例如：今中山路北段称山东街、今北京路称北京街、今天津路称天津街等等。这一切完全暴露了殖民主义的规划本质。
2.以欧洲人区为中心的城市布局。欧洲人所在的青岛区包括：西起斐迭里街（今中山路），北至后楼威街（今德县路）一线，沿小北山岭经挂旗山（今信号山）至凤台岭（今青岛山），再由此沿各岭至汇泉东侧山岭至海边［2］( p13)。这一区域无论公共设施的配置、道路的密度、建筑的密度、地下排水网还是绿化等方面，都进行了周密而合理的规划。此后多次对于规划的调整和修改也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欧人区上。
3.注重立法和法规。德国殖民者根据城市规划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建筑设计、道路、绿化、环卫等若干严格具体的立法和法规。如：青岛区内屋之高度以18米为限，楼则限于三层以下；建筑面积应占土地面积6/10以下；邻舍中间距离至少3米，有窗之方面至少距离4米。房屋之配置为防冬季之北风，楼梯及附属房屋横置于北方，而寝室横置于东南方；又以东南方夏季多东南风，横置露台以承之；对于强风及湿气亦有适当的防备。又为其有飓风骤雨，故建屋务以坚固为要。胶抚所定之建筑规则，颇重于卫生，交通坚固，防火诸要点，而于外观装饰不甚注重。大鲍岛区建筑面积须占土地面积3/4以下等等。同时欧人区的建筑外形不得重复，应具有欧洲文化特点。［3］( p16-63)
4.在城市规划建设区域内始终遵循基础设施先行的原则。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始终把城市道路、上下水管网、电力照明、绿化等建设放在首位。港口与铁路建设在建城伊始就一直得到德人的重视，是德国政府建设投资的重点。1898年最早预算投入的500万马克，和随之追加的350万马克全部用在港口一期建设方面。工程自1899年开始至1908年基本完工用了整整十年时间。“考虑到设备与香港上海竞争逐条计划”， ［3］( p16-63)大港的配套设施大多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16000吨的浮船坞和150吨的起重机，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流的港口设施。
5.具有一定的保护生态的思想。从规划的选址上看，为了尽量利用适宜建设用地，除军事区外，城市基本设置在信号山以西地形较为平坦地带。规划中将青岛湾沿岸的临海道路进一步贴近海岸，并为此修筑了一道东起青岛村西至栈桥的挡浪坝作为防护海浪侵袭的屏障。同时，利用这条沿岸的海滨道路，将青岛湾美丽蜿蜒的自然海岸线全部敞开，使之成为公共游览的线路。这么做虽然增加了拦海建坝的费用，但结合海岸线修建的滨海道路，使城市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建设更加和谐，体现出青岛的城市特点和城市风貌。而且，按照地势和原有建筑物规划建设的不规则的道路网，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一面。
6.规划体现了德国民族性的普遍特点:“浪漫主义的普世主义思想［4］(p52)。
这种思想形成与德国的近代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信奉天主教的皇帝和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开始分裂，此后的德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落后于英法，国家更迟至1871年才统一。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使德国人曾经因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地位而形成的自大，转变为处处不如人的自卑。为了重新找回国家的、民族的自我，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支配下的德意志复兴，成为德国思想界无可替代的情绪，这种情绪经过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很快将民族自卑转化为民族狂热、英雄崇拜和建功立业的张扬。德国政府并不否认他们占领的胶州湾地区是荒漠贫瘠的土地，同样了解要把胶州湾建设得像香港或上海那样繁荣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们坚持其前途是有希望的。因为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使“德国终于在资本主义的筵席里得到了满意的一席，德国三十余年的梦想和野心终于得到充分的满足。军事扩张所需要的军港，经济侵略所需要的商港和铁路，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和腹地，以及其他诸种特权，现在都已经如愿以偿” ［5］(p157)。
作为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的普世主义思想”反映到具体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方案中，从城市总体布局到单体建筑设计，则为青岛塑造了独特的城市形象。
在1900年城市规划的指导下，青岛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地区势力愈加增强，人口随之增多。城市的综合能力不断提高，对外界的辐射也显示出一定的影响力，不仅各国商人纷纷云集，各国的外交机构也开始插足期间。在1906年至1908年间，美国、英国和俄国相继在青岛设立了领事馆。并随之在欧洲人区建设了各种风格的领事馆建筑，青岛越来越具有各国不同的情调。此时的青岛已不再是一个渔村，而是成为一座拥有港口、铁路、有序的街道和各具风格的建筑物组合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城市。港口和铁路延伸了城市的对外联系空间，在增强辐射能力的同时也增大了这座城市的外围腹地。城市格局和功能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二、德国占领后期（1910年-1914年）
城市迅速膨胀并已越过规划区域向西发展。德国殖民者自诩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的租借权，开始重新对青岛进行定位，青岛从最初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交通口岸，转变为以商业和经济并举，港口、交通、商贸和经济协调并存、共同开发的商埠贸易城市。在此基础上，德国殖民者制定的1910年的《青岛市区扩张规划》，体现出如下的规划思想：
1.对港口和铁路的过分依赖。城市沿港口与铁路呈带形北扩，并与台东镇连片。在港口北部的海泊河海口附近填海造地，扩大港口用地。城市核心区调整至带形结构中部的贮水西坡，一定程度上克服城市核心区偏南的弊端。但由于没有规划与带形结构应的交通系统，致使铁路贯穿整个城区，影响了城市环境质量。
2.依然注重城市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在大港码头的东南方向所规划的住宅区，与台东镇遥相呼应，成为城市的副中心。
这一时期，德国殖民者把青岛定位为德国巩固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交通口岸。在此基础上制定的1900年城市规划，是青岛城市建设史上的首次规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岛城市形态的基本特征，其规划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殖民特色。城市规划区的范围限定在约十几平方公里以内，容纳约5万人左右。华欧分区的规定，将原来已经形成的自然村落从规划的欧洲人区中外迁；为了满足在团岛建设炮台和兵营的需要，也规划搬迁已经存在的村子。这本身就是一种侵略和掠夺。而这种规定，按照的德国殖民者的说法，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和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聚居可能造成许多生活方面的不便。出于这种理由而分区设置本来就是宗族歧视的借口。而且，中国人居住区与欧洲人城区规划建设标准的巨大差异，小到连道路的名称，也有明显的区别。欧洲人区的道路名称都冠以德国显赫人物的名字，例如：今广西路称亨利亲王大街、今太平路称威廉大街、今曲阜路称柏林大街、今青岛路称维里恩街等等；而中国人区则以中国地名命名，例如：今中山路北段称山东街、今北京路称北京街、今天津路称天津街等等。这一切完全暴露了殖民主义的规划本质。
2.以欧洲人区为中心的城市布局。欧洲人所在的青岛区包括：西起斐迭里街（今中山路），北至后楼威街（今德县路）一线，沿小北山岭经挂旗山（今信号山）至凤台岭（今青岛山），再由此沿各岭至汇泉东侧山岭至海边［2］( p13)。这一区域无论公共设施的配置、道路的密度、建筑的密度、地下排水网还是绿化等方面，都进行了周密而合理的规划。此后多次对于规划的调整和修改也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欧人区上。
3.注重立法和法规。德国殖民者根据城市规划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建筑设计、道路、绿化、环卫等若干严格具体的立法和法规。如：青岛区内屋之高度以18米为限，楼则限于三层以下；建筑面积应占土地面积6/10以下；邻舍中间距离至少3米，有窗之方面至少距离4米。房屋之配置为防冬季之北风，楼梯及附属房屋横置于北方，而寝室横置于东南方；又以东南方夏季多东南风，横置露台以承之；对于强风及湿气亦有适当的防备。又为其有飓风骤雨，故建屋务以坚固为要。胶抚所定之建筑规则，颇重于卫生，交通坚固，防火诸要点，而于外观装饰不甚注重。大鲍岛区建筑面积须占土地面积3/4以下等等。同时欧人区的建筑外形不得重复，应具有欧洲文化特点。［3］( p16-63)
4.在城市规划建设区域内始终遵循基础设施先行的原则。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始终把城市道路、上下水管网、电力照明、绿化等建设放在首位。港口与铁路建设在建城伊始就一直得到德人的重视，是德国政府建设投资的重点。1898年最早预算投入的500万马克，和随之追加的350万马克全部用在港口一期建设方面。工程自1899年开始至1908年基本完工用了整整十年时间。“考虑到设备与香港上海竞争逐条计划”， ［3］( p16-63)大港的配套设施大多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16000吨的浮船坞和150吨的起重机，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流的港口设施。
5.具有一定的保护生态的思想。从规划的选址上看，为了尽量利用适宜建设用地，除军事区外，城市基本设置在信号山以西地形较为平坦地带。规划中将青岛湾沿岸的临海道路进一步贴近海岸，并为此修筑了一道东起青岛村西至栈桥的挡浪坝作为防护海浪侵袭的屏障。同时，利用这条沿岸的海滨道路，将青岛湾美丽蜿蜒的自然海岸线全部敞开，使之成为公共游览的线路。这么做虽然增加了拦海建坝的费用，但结合海岸线修建的滨海道路，使城市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建设更加和谐，体现出青岛的城市特点和城市风貌。而且，按照地势和原有建筑物规划建设的不规则的道路网，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一面。
6.规划体现了德国民族性的普遍特点:“浪漫主义的普世主义思想［4］(p52)。
这种思想形成与德国的近代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信奉天主教的皇帝和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开始分裂，此后的德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落后于英法，国家更迟至1871年才统一。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使德国人曾经因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地位而形成的自大，转变为处处不如人的自卑。为了重新找回国家的、民族的自我，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支配下的德意志复兴，成为德国思想界无可替代的情绪，这种情绪经过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很快将民族自卑转化为民族狂热、英雄崇拜和建功立业的张扬。德国政府并不否认他们占领的胶州湾地区是荒漠贫瘠的土地，同样了解要把胶州湾建设得像香港或上海那样繁荣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们坚持其前途是有希望的。因为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使“德国终于在资本主义的筵席里得到了满意的一席，德国三十余年的梦想和野心终于得到充分的满足。军事扩张所需要的军港，经济侵略所需要的商港和铁路，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和腹地，以及其他诸种特权，现在都已经如愿以偿” ［5］(p157)。
作为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的普世主义思想”反映到具体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方案中，从城市总体布局到单体建筑设计，则为青岛塑造了独特的城市形象。
在1900年城市规划的指导下，青岛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地区势力愈加增强，人口随之增多。城市的综合能力不断提高，对外界的辐射也显示出一定的影响力，不仅各国商人纷纷云集，各国的外交机构也开始插足期间。在1906年至1908年间，美国、英国和俄国相继在青岛设立了领事馆。并随之在欧洲人区建设了各种风格的领事馆建筑，青岛越来越具有各国不同的情调。此时的青岛已不再是一个渔村，而是成为一座拥有港口、铁路、有序的街道和各具风格的建筑物组合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城市。港口和铁路延伸了城市的对外联系空间，在增强辐射能力的同时也增大了这座城市的外围腹地。城市格局和功能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二、德国占领后期（1910年-1914年）
城市迅速膨胀并已越过规划区域向西发展。德国殖民者自诩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的租借权，开始重新对青岛进行定位，青岛从最初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交通口岸，转变为以商业和经济并举，港口、交通、商贸和经济协调并存、共同开发的商埠贸易城市。在此基础上，德国殖民者制定的1910年的《青岛市区扩张规划》，体现出如下的规划思想：
1.对港口和铁路的过分依赖。城市沿港口与铁路呈带形北扩，并与台东镇连片。在港口北部的海泊河海口附近填海造地，扩大港口用地。城市核心区调整至带形结构中部的贮水西坡，一定程度上克服城市核心区偏南的弊端。但由于没有规划与带形结构应的交通系统，致使铁路贯穿整个城区，影响了城市环境质量。
2.依然注重城市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在大港码头的东南方向所规划的住宅区，与台东镇遥相呼应，成为城市的副中心。
这一时期，德国殖民者把青岛定位为德国巩固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交通口岸。在此基础上制定的1900年城市规划，是青岛城市建设史上的首次规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岛城市形态的基本特征，其规划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殖民特色。城市规划区的范围限定在约十几平方公里以内，容纳约5万人左右。华欧分区的规定，将原来已经形成的自然村落从规划的欧洲人区中外迁；为了满足在团岛建设炮台和兵营的需要，也规划搬迁已经存在的村子。这本身就是一种侵略和掠夺。而这种规定，按照的德国殖民者的说法，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和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聚居可能造成许多生活方面的不便。出于这种理由而分区设置本来就是宗族歧视的借口。而且，中国人居住区与欧洲人城区规划建设标准的巨大差异，小到连道路的名称，也有明显的区别。欧洲人区的道路名称都冠以德国显赫人物的名字，例如：今广西路称亨利亲王大街、今太平路称威廉大街、今曲阜路称柏林大街、今青岛路称维里恩街等等；而中国人区则以中国地名命名，例如：今中山路北段称山东街、今北京路称北京街、今天津路称天津街等等。这一切完全暴露了殖民主义的规划本质。
2.以欧洲人区为中心的城市布局。欧洲人所在的青岛区包括：西起斐迭里街（今中山路），北至后楼威街（今德县路）一线，沿小北山岭经挂旗山（今信号山）至凤台岭（今青岛山），再由此沿各岭至汇泉东侧山岭至海边［2］( p13)。这一区域无论公共设施的配置、道路的密度、建筑的密度、地下排水网还是绿化等方面，都进行了周密而合理的规划。此后多次对于规划的调整和修改也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欧人区上。
3.注重立法和法规。德国殖民者根据城市规划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建筑设计、道路、绿化、环卫等若干严格具体的立法和法规。如：青岛区内屋之高度以18米为限，楼则限于三层以下；建筑面积应占土地面积6/10以下；邻舍中间距离至少3米，有窗之方面至少距离4米。房屋之配置为防冬季之北风，楼梯及附属房屋横置于北方，而寝室横置于东南方；又以东南方夏季多东南风，横置露台以承之；对于强风及湿气亦有适当的防备。又为其有飓风骤雨，故建屋务以坚固为要。胶抚所定之建筑规则，颇重于卫生，交通坚固，防火诸要点，而于外观装饰不甚注重。大鲍岛区建筑面积须占土地面积3/4以下等等。同时欧人区的建筑外形不得重复，应具有欧洲文化特点。［3］( p16-63)
4.在城市规划建设区域内始终遵循基础设施先行的原则。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始终把城市道路、上下水管网、电力照明、绿化等建设放在首位。港口与铁路建设在建城伊始就一直得到德人的重视，是德国政府建设投资的重点。1898年最早预算投入的500万马克，和随之追加的350万马克全部用在港口一期建设方面。工程自1899年开始至1908年基本完工用了整整十年时间。“考虑到设备与香港上海竞争逐条计划”， ［3］( p16-63)大港的配套设施大多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16000吨的浮船坞和150吨的起重机，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流的港口设施。
5.具有一定的保护生态的思想。从规划的选址上看，为了尽量利用适宜建设用地，除军事区外，城市基本设置在信号山以西地形较为平坦地带。规划中将青岛湾沿岸的临海道路进一步贴近海岸，并为此修筑了一道东起青岛村西至栈桥的挡浪坝作为防护海浪侵袭的屏障。同时，利用这条沿岸的海滨道路，将青岛湾美丽蜿蜒的自然海岸线全部敞开，使之成为公共游览的线路。这么做虽然增加了拦海建坝的费用，但结合海岸线修建的滨海道路，使城市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建设更加和谐，体现出青岛的城市特点和城市风貌。而且，按照地势和原有建筑物规划建设的不规则的道路网，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一面。
6.规划体现了德国民族性的普遍特点:“浪漫主义的普世主义思想［4］(p52)。
这种思想形成与德国的近代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信奉天主教的皇帝和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开始分裂，此后的德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落后于英法，国家更迟至1871年才统一。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使德国人曾经因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地位而形成的自大，转变为处处不如人的自卑。为了重新找回国家的、民族的自我，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支配下的德意志复兴，成为德国思想界无可替代的情绪，这种情绪经过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很快将民族自卑转化为民族狂热、英雄崇拜和建功立业的张扬。德国政府并不否认他们占领的胶州湾地区是荒漠贫瘠的土地，同样了解要把胶州湾建设得像香港或上海那样繁荣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们坚持其前途是有希望的。因为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使“德国终于在资本主义的筵席里得到了满意的一席，德国三十余年的梦想和野心终于得到充分的满足。军事扩张所需要的军港，经济侵略所需要的商港和铁路，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和腹地，以及其他诸种特权，现在都已经如愿以偿” ［5］(p157)。
作为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的普世主义思想”反映到具体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方案中，从城市总体布局到单体建筑设计，则为青岛塑造了独特的城市形象。
在1900年城市规划的指导下，青岛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地区势力愈加增强，人口随之增多。城市的综合能力不断提高，对外界的辐射也显示出一定的影响力，不仅各国商人纷纷云集，各国的外交机构也开始插足期间。在1906年至1908年间，美国、英国和俄国相继在青岛设立了领事馆。并随之在欧洲人区建设了各种风格的领事馆建筑，青岛越来越具有各国不同的情调。此时的青岛已不再是一个渔村，而是成为一座拥有港口、铁路、有序的街道和各具风格的建筑物组合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城市。港口和铁路延伸了城市的对外联系空间，在增强辐射能力的同时也增大了这座城市的外围腹地。城市格局和功能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二、德国占领后期（1910年-1914年）
城市迅速膨胀并已越过规划区域向西发展。德国殖民者自诩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的租借权，开始重新对青岛进行定位，青岛从最初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交通口岸，转变为以商业和经济并举，港口、交通、商贸和经济协调并存、共同开发的商埠贸易城市。在此基础上，德国殖民者制定的1910年的《青岛市区扩张规划》，体现出如下的规划思想：
1.对港口和铁路的过分依赖。城市沿港口与铁路呈带形北扩，并与台东镇连片。在港口北部的海泊河海口附近填海造地，扩大港口用地。城市核心区调整至带形结构中部的贮水西坡，一定程度上克服城市核心区偏南的弊端。但由于没有规划与带形结构应的交通系统，致使铁路贯穿整个城区，影响了城市环境质量。
2.依然注重城市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在大港码头的东南方向所规划的住宅区，与台东镇遥相呼应，成为城市的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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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评价是关系到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核心制度安排。政府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对社会实行必要的政治管理，政府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政府行为的结果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对政府行为绩效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就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政府行为评价体系的建设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着手构建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并有专门的杂志刊载相关学术文章，到了60年代，美国会计总署就率先把对政府工作的审计重心从经济性审计转向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重的审计。为了保证审计的顺利进行，其审计部门是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美国会计总署1994在修订的《政府的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准则》中对绩效审计做出了如下定义：绩效审计就是客观地、系统地检查证据，以实现对政府组织、项目、活动和功能进行独立地评价的目标，以便为改善公共责任性，为有关各方进行决策提供信息。
但由于政府行为的结果包罗万象，不单纯是效率和经济性的问题，要面面俱到对每一项结果进行评价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了避免审计的片面性，美国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由硬性指标和软性指标共同构成，硬性指标是由美国会计总署承担的对政府的绩效审计，软性指标是由社会大众对政府进行评价，定期发布政府支持率，以增强政府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政策的权威性。
2．政府行为评价指标的探索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or IMD）从1989年开始每年6月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or WCY，又称《洛桑报告》）都会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估，内容涉及经济表现（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企业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等4大类指标。它比较强调硬数据（hard data）作为评价的基础，如在最新的200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共有331个基本指标，问卷指标（survey data）只占大约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指标是硬数据指标，这使报告的结论更具客观性。
IMD评价的基本原则是确定的，其中评价政府效率的基本原则有四条：第一，国家干预企业活动应当最小化，除非为企业创造竞争环境；第二，政府应当提供一个可预期的、使企业经营弱化风险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第三，政府应当灵活地改变其经济政策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第四，政府应当提供一个适度的、可达到的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并发展知识驱动型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or WEF）从1979年开始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or GCR）是一份对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的综合报告，研究的国家范围较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布的《洛桑报告》更广。它和《洛桑报告》虽然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但却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GCR的数据有大约三分之一是来源于公开可得的统计数据（如联合国统计数据），三分之二来源于执行层意见调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即向各个国家的企业或者商务领导者进行问卷调查。最新的200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问卷调查已经涵盖134个国家及地区，被采样者超过12000人。
GCR的指标中虽然没有专门针对政府行为的评价指标和数据，但是政府行为的效率、规范、执行等方面还是能从它所设计的指标中有所反映。指标由12大支柱（pillar）组成，它们分别是：公共或私营机构（institutions）、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宏观经济稳定性（macroeconomic stability）、健康和初等教育（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高等教育和培训（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物品市场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劳动力市场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金融市场完善度（financial market sophistication）、技术储备（technological readiness）、市场规模（market size）、商务完善度（business sophistication）、革新（innovation）。报告内容涵盖影响每个经济体商务环境的众多因素，并且给出各国主要竞争优势和劣势的详细清单，以利于（政策制定者）识别政策改革的关键优先项目。在2008年GCR的110个指标中，有38个指标为统计数据，即硬指标。
世界银行研究人员Kaufmann，Kraay和Zoido-Lobatón（1999a，1999b）构建了一个全球治理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or WGI)。他们对于涉及政府行为的许多方面做了历时研究，在1999年的研究报告中，数据来源于13个不同组织1997和/或1998年的主观调查数据，比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经济自由调查数据等。来自不同数据库的相关的31个指标经过综合形成三个总体指标：法律规则、政府效力和渎职，以此来反映政府治理的三个基本方面。为了获得综合指标，他们采取了不可观测成份模型（Unobserved Components Model）来估计政府治理指数。其后，Kaufmann，Kraay和 Mastruzzi（2008）不断修正了这种方法，并扩大了数据来源以及数据的覆盖面。在最新的评价报告中，指标体系已经包含有六项综合指标：呼声和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性和暴力免除（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力（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管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律规则（rule of law）以及腐败的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
Kaufmann等人对于政府行为的指标设计和数据采集是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中最为详尽的，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不仅有大量来自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商业信息提供者的专家数据，还包括了世界经济论坛、洛桑管理学院等机构的调研数据，数据总覆盖面达到212个国家和地区。
政府行为评价是关系到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核心制度安排。政府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对社会实行必要的政治管理，政府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政府行为的结果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对政府行为绩效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就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政府行为评价体系的建设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着手构建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并有专门的杂志刊载相关学术文章，到了60年代，美国会计总署就率先把对政府工作的审计重心从经济性审计转向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重的审计。为了保证审计的顺利进行，其审计部门是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美国会计总署1994在修订的《政府的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准则》中对绩效审计做出了如下定义：绩效审计就是客观地、系统地检查证据，以实现对政府组织、项目、活动和功能进行独立地评价的目标，以便为改善公共责任性，为有关各方进行决策提供信息。
但由于政府行为的结果包罗万象，不单纯是效率和经济性的问题，要面面俱到对每一项结果进行评价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了避免审计的片面性，美国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由硬性指标和软性指标共同构成，硬性指标是由美国会计总署承担的对政府的绩效审计，软性指标是由社会大众对政府进行评价，定期发布政府支持率，以增强政府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政策的权威性。
2．政府行为评价指标的探索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or IMD）从1989年开始每年6月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or WCY，又称《洛桑报告》）都会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估，内容涉及经济表现（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企业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等4大类指标。它比较强调硬数据（hard data）作为评价的基础，如在最新的200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共有331个基本指标，问卷指标（survey data）只占大约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指标是硬数据指标，这使报告的结论更具客观性。
IMD评价的基本原则是确定的，其中评价政府效率的基本原则有四条：第一，国家干预企业活动应当最小化，除非为企业创造竞争环境；第二，政府应当提供一个可预期的、使企业经营弱化风险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第三，政府应当灵活地改变其经济政策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第四，政府应当提供一个适度的、可达到的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并发展知识驱动型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or WEF）从1979年开始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or GCR）是一份对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的综合报告，研究的国家范围较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布的《洛桑报告》更广。它和《洛桑报告》虽然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但却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GCR的数据有大约三分之一是来源于公开可得的统计数据（如联合国统计数据），三分之二来源于执行层意见调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即向各个国家的企业或者商务领导者进行问卷调查。最新的200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问卷调查已经涵盖134个国家及地区，被采样者超过12000人。
GCR的指标中虽然没有专门针对政府行为的评价指标和数据，但是政府行为的效率、规范、执行等方面还是能从它所设计的指标中有所反映。指标由12大支柱（pillar）组成，它们分别是：公共或私营机构（institutions）、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宏观经济稳定性（macroeconomic stability）、健康和初等教育（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高等教育和培训（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物品市场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劳动力市场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金融市场完善度（financial market sophistication）、技术储备（technological readiness）、市场规模（market size）、商务完善度（business sophistication）、革新（innovation）。报告内容涵盖影响每个经济体商务环境的众多因素，并且给出各国主要竞争优势和劣势的详细清单，以利于（政策制定者）识别政策改革的关键优先项目。在2008年GCR的110个指标中，有38个指标为统计数据，即硬指标。
世界银行研究人员Kaufmann，Kraay和Zoido-Lobatón（1999a，1999b）构建了一个全球治理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or WGI)。他们对于涉及政府行为的许多方面做了历时研究，在1999年的研究报告中，数据来源于13个不同组织1997和/或1998年的主观调查数据，比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经济自由调查数据等。来自不同数据库的相关的31个指标经过综合形成三个总体指标：法律规则、政府效力和渎职，以此来反映政府治理的三个基本方面。为了获得综合指标，他们采取了不可观测成份模型（Unobserved Components Model）来估计政府治理指数。其后，Kaufmann，Kraay和 Mastruzzi（2008）不断修正了这种方法，并扩大了数据来源以及数据的覆盖面。在最新的评价报告中，指标体系已经包含有六项综合指标：呼声和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性和暴力免除（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力（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管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律规则（rule of law）以及腐败的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
Kaufmann等人对于政府行为的指标设计和数据采集是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中最为详尽的，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不仅有大量来自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商业信息提供者的专家数据，还包括了世界经济论坛、洛桑管理学院等机构的调研数据，数据总覆盖面达到212个国家和地区。
政府行为评价是关系到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核心制度安排。政府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对社会实行必要的政治管理，政府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政府行为的结果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对政府行为绩效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就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政府行为评价体系的建设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着手构建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并有专门的杂志刊载相关学术文章，到了60年代，美国会计总署就率先把对政府工作的审计重心从经济性审计转向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重的审计。为了保证审计的顺利进行，其审计部门是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美国会计总署1994在修订的《政府的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准则》中对绩效审计做出了如下定义：绩效审计就是客观地、系统地检查证据，以实现对政府组织、项目、活动和功能进行独立地评价的目标，以便为改善公共责任性，为有关各方进行决策提供信息。
但由于政府行为的结果包罗万象，不单纯是效率和经济性的问题，要面面俱到对每一项结果进行评价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了避免审计的片面性，美国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由硬性指标和软性指标共同构成，硬性指标是由美国会计总署承担的对政府的绩效审计，软性指标是由社会大众对政府进行评价，定期发布政府支持率，以增强政府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政策的权威性。
2．政府行为评价指标的探索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or IMD）从1989年开始每年6月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or WCY，又称《洛桑报告》）都会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估，内容涉及经济表现（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企业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等4大类指标。它比较强调硬数据（hard data）作为评价的基础，如在最新的200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共有331个基本指标，问卷指标（survey data）只占大约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指标是硬数据指标，这使报告的结论更具客观性。
IMD评价的基本原则是确定的，其中评价政府效率的基本原则有四条：第一，国家干预企业活动应当最小化，除非为企业创造竞争环境；第二，政府应当提供一个可预期的、使企业经营弱化风险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第三，政府应当灵活地改变其经济政策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第四，政府应当提供一个适度的、可达到的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并发展知识驱动型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or WEF）从1979年开始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or GCR）是一份对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的综合报告，研究的国家范围较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布的《洛桑报告》更广。它和《洛桑报告》虽然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但却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GCR的数据有大约三分之一是来源于公开可得的统计数据（如联合国统计数据），三分之二来源于执行层意见调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即向各个国家的企业或者商务领导者进行问卷调查。最新的200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问卷调查已经涵盖134个国家及地区，被采样者超过12000人。
GCR的指标中虽然没有专门针对政府行为的评价指标和数据，但是政府行为的效率、规范、执行等方面还是能从它所设计的指标中有所反映。指标由12大支柱（pillar）组成，它们分别是：公共或私营机构（institutions）、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宏观经济稳定性（macroeconomic stability）、健康和初等教育（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高等教育和培训（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物品市场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劳动力市场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金融市场完善度（financial market sophistication）、技术储备（technological readiness）、市场规模（market size）、商务完善度（business sophistication）、革新（innovation）。报告内容涵盖影响每个经济体商务环境的众多因素，并且给出各国主要竞争优势和劣势的详细清单，以利于（政策制定者）识别政策改革的关键优先项目。在2008年GCR的110个指标中，有38个指标为统计数据，即硬指标。
世界银行研究人员Kaufmann，Kraay和Zoido-Lobatón（1999a，1999b）构建了一个全球治理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or WGI)。他们对于涉及政府行为的许多方面做了历时研究，在1999年的研究报告中，数据来源于13个不同组织1997和/或1998年的主观调查数据，比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经济自由调查数据等。来自不同数据库的相关的31个指标经过综合形成三个总体指标：法律规则、政府效力和渎职，以此来反映政府治理的三个基本方面。为了获得综合指标，他们采取了不可观测成份模型（Unobserved Components Model）来估计政府治理指数。其后，Kaufmann，Kraay和 Mastruzzi（2008）不断修正了这种方法，并扩大了数据来源以及数据的覆盖面。在最新的评价报告中，指标体系已经包含有六项综合指标：呼声和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性和暴力免除（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力（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管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律规则（rule of law）以及腐败的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
Kaufmann等人对于政府行为的指标设计和数据采集是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中最为详尽的，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不仅有大量来自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商业信息提供者的专家数据，还包括了世界经济论坛、洛桑管理学院等机构的调研数据，数据总覆盖面达到212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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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评价是关系到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核心制度安排。政府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对社会实行必要的政治管理，政府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政府行为的结果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对政府行为绩效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就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政府行为评价体系的建设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着手构建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并有专门的杂志刊载相关学术文章，到了60年代，美国会计总署就率先把对政府工作的审计重心从经济性审计转向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重的审计。为了保证审计的顺利进行，其审计部门是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美国会计总署1994在修订的《政府的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准则》中对绩效审计做出了如下定义：绩效审计就是客观地、系统地检查证据，以实现对政府组织、项目、活动和功能进行独立地评价的目标，以便为改善公共责任性，为有关各方进行决策提供信息。
但由于政府行为的结果包罗万象，不单纯是效率和经济性的问题，要面面俱到对每一项结果进行评价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了避免审计的片面性，美国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由硬性指标和软性指标共同构成，硬性指标是由美国会计总署承担的对政府的绩效审计，软性指标是由社会大众对政府进行评价，定期发布政府支持率，以增强政府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政策的权威性。
2．政府行为评价指标的探索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or IMD）从1989年开始每年6月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or WCY，又称《洛桑报告》）都会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估，内容涉及经济表现（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企业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等4大类指标。它比较强调硬数据（hard data）作为评价的基础，如在最新的200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共有331个基本指标，问卷指标（survey data）只占大约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指标是硬数据指标，这使报告的结论更具客观性。
IMD评价的基本原则是确定的，其中评价政府效率的基本原则有四条：第一，国家干预企业活动应当最小化，除非为企业创造竞争环境；第二，政府应当提供一个可预期的、使企业经营弱化风险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第三，政府应当灵活地改变其经济政策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第四，政府应当提供一个适度的、可达到的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并发展知识驱动型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or WEF）从1979年开始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or GCR）是一份对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的综合报告，研究的国家范围较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布的《洛桑报告》更广。它和《洛桑报告》虽然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但却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GCR的数据有大约三分之一是来源于公开可得的统计数据（如联合国统计数据），三分之二来源于执行层意见调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即向各个国家的企业或者商务领导者进行问卷调查。最新的200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问卷调查已经涵盖134个国家及地区，被采样者超过12000人。
GCR的指标中虽然没有专门针对政府行为的评价指标和数据，但是政府行为的效率、规范、执行等方面还是能从它所设计的指标中有所反映。指标由12大支柱（pillar）组成，它们分别是：公共或私营机构（institutions）、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宏观经济稳定性（macroeconomic stability）、健康和初等教育（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高等教育和培训（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物品市场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劳动力市场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金融市场完善度（financial market sophistication）、技术储备（technological readiness）、市场规模（market size）、商务完善度（business sophistication）、革新（innovation）。报告内容涵盖影响每个经济体商务环境的众多因素，并且给出各国主要竞争优势和劣势的详细清单，以利于（政策制定者）识别政策改革的关键优先项目。在2008年GCR的110个指标中，有38个指标为统计数据，即硬指标。
世界银行研究人员Kaufmann，Kraay和Zoido-Lobatón（1999a，1999b）构建了一个全球治理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or WGI)。他们对于涉及政府行为的许多方面做了历时研究，在1999年的研究报告中，数据来源于13个不同组织1997和/或1998年的主观调查数据，比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经济自由调查数据等。来自不同数据库的相关的31个指标经过综合形成三个总体指标：法律规则、政府效力和渎职，以此来反映政府治理的三个基本方面。为了获得综合指标，他们采取了不可观测成份模型（Unobserved Components Model）来估计政府治理指数。其后，Kaufmann，Kraay和 Mastruzzi（2008）不断修正了这种方法，并扩大了数据来源以及数据的覆盖面。在最新的评价报告中，指标体系已经包含有六项综合指标：呼声和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性和暴力免除（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力（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管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律规则（rule of law）以及腐败的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
Kaufmann等人对于政府行为的指标设计和数据采集是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中最为详尽的，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不仅有大量来自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商业信息提供者的专家数据，还包括了世界经济论坛、洛桑管理学院等机构的调研数据，数据总覆盖面达到212个国家和地区。
政府行为评价是关系到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核心制度安排。政府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对社会实行必要的政治管理，政府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政府行为的结果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对政府行为绩效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就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政府行为评价体系的建设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着手构建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并有专门的杂志刊载相关学术文章，到了60年代，美国会计总署就率先把对政府工作的审计重心从经济性审计转向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重的审计。为了保证审计的顺利进行，其审计部门是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美国会计总署1994在修订的《政府的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准则》中对绩效审计做出了如下定义：绩效审计就是客观地、系统地检查证据，以实现对政府组织、项目、活动和功能进行独立地评价的目标，以便为改善公共责任性，为有关各方进行决策提供信息。
但由于政府行为的结果包罗万象，不单纯是效率和经济性的问题，要面面俱到对每一项结果进行评价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了避免审计的片面性，美国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由硬性指标和软性指标共同构成，硬性指标是由美国会计总署承担的对政府的绩效审计，软性指标是由社会大众对政府进行评价，定期发布政府支持率，以增强政府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政策的权威性。
2．政府行为评价指标的探索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or IMD）从1989年开始每年6月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or WCY，又称《洛桑报告》）都会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估，内容涉及经济表现（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企业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等4大类指标。它比较强调硬数据（hard data）作为评价的基础，如在最新的200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共有331个基本指标，问卷指标（survey data）只占大约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指标是硬数据指标，这使报告的结论更具客观性。
IMD评价的基本原则是确定的，其中评价政府效率的基本原则有四条：第一，国家干预企业活动应当最小化，除非为企业创造竞争环境；第二，政府应当提供一个可预期的、使企业经营弱化风险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第三，政府应当灵活地改变其经济政策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第四，政府应当提供一个适度的、可达到的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并发展知识驱动型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or WEF）从1979年开始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or GCR）是一份对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的综合报告，研究的国家范围较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布的《洛桑报告》更广。它和《洛桑报告》虽然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但却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GCR的数据有大约三分之一是来源于公开可得的统计数据（如联合国统计数据），三分之二来源于执行层意见调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即向各个国家的企业或者商务领导者进行问卷调查。最新的200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问卷调查已经涵盖134个国家及地区，被采样者超过12000人。
GCR的指标中虽然没有专门针对政府行为的评价指标和数据，但是政府行为的效率、规范、执行等方面还是能从它所设计的指标中有所反映。指标由12大支柱（pillar）组成，它们分别是：公共或私营机构（institutions）、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宏观经济稳定性（macroeconomic stability）、健康和初等教育（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高等教育和培训（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物品市场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劳动力市场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金融市场完善度（financial market sophistication）、技术储备（technological readiness）、市场规模（market size）、商务完善度（business sophistication）、革新（innovation）。报告内容涵盖影响每个经济体商务环境的众多因素，并且给出各国主要竞争优势和劣势的详细清单，以利于（政策制定者）识别政策改革的关键优先项目。在2008年GCR的110个指标中，有38个指标为统计数据，即硬指标。
世界银行研究人员Kaufmann，Kraay和Zoido-Lobatón（1999a，1999b）构建了一个全球治理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or WGI)。他们对于涉及政府行为的许多方面做了历时研究，在1999年的研究报告中，数据来源于13个不同组织1997和/或1998年的主观调查数据，比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经济自由调查数据等。来自不同数据库的相关的31个指标经过综合形成三个总体指标：法律规则、政府效力和渎职，以此来反映政府治理的三个基本方面。为了获得综合指标，他们采取了不可观测成份模型（Unobserved Components Model）来估计政府治理指数。其后，Kaufmann，Kraay和 Mastruzzi（2008）不断修正了这种方法，并扩大了数据来源以及数据的覆盖面。在最新的评价报告中，指标体系已经包含有六项综合指标：呼声和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性和暴力免除（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力（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管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律规则（rule of law）以及腐败的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
Kaufmann等人对于政府行为的指标设计和数据采集是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中最为详尽的，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不仅有大量来自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商业信息提供者的专家数据，还包括了世界经济论坛、洛桑管理学院等机构的调研数据，数据总覆盖面达到212个国家和地区。
政府行为评价是关系到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核心制度安排。政府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对社会实行必要的政治管理，政府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政府行为的结果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对政府行为绩效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就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政府行为评价体系的建设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着手构建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并有专门的杂志刊载相关学术文章，到了60年代，美国会计总署就率先把对政府工作的审计重心从经济性审计转向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重的审计。为了保证审计的顺利进行，其审计部门是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美国会计总署1994在修订的《政府的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准则》中对绩效审计做出了如下定义：绩效审计就是客观地、系统地检查证据，以实现对政府组织、项目、活动和功能进行独立地评价的目标，以便为改善公共责任性，为有关各方进行决策提供信息。
但由于政府行为的结果包罗万象，不单纯是效率和经济性的问题，要面面俱到对每一项结果进行评价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了避免审计的片面性，美国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由硬性指标和软性指标共同构成，硬性指标是由美国会计总署承担的对政府的绩效审计，软性指标是由社会大众对政府进行评价，定期发布政府支持率，以增强政府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政策的权威性。
2．政府行为评价指标的探索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or IMD）从1989年开始每年6月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or WCY，又称《洛桑报告》）都会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估，内容涉及经济表现（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企业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等4大类指标。它比较强调硬数据（hard data）作为评价的基础，如在最新的200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共有331个基本指标，问卷指标（survey data）只占大约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指标是硬数据指标，这使报告的结论更具客观性。
IMD评价的基本原则是确定的，其中评价政府效率的基本原则有四条：第一，国家干预企业活动应当最小化，除非为企业创造竞争环境；第二，政府应当提供一个可预期的、使企业经营弱化风险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第三，政府应当灵活地改变其经济政策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第四，政府应当提供一个适度的、可达到的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并发展知识驱动型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or WEF）从1979年开始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or GCR）是一份对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的综合报告，研究的国家范围较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布的《洛桑报告》更广。它和《洛桑报告》虽然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但却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GCR的数据有大约三分之一是来源于公开可得的统计数据（如联合国统计数据），三分之二来源于执行层意见调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即向各个国家的企业或者商务领导者进行问卷调查。最新的200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问卷调查已经涵盖134个国家及地区，被采样者超过12000人。
GCR的指标中虽然没有专门针对政府行为的评价指标和数据，但是政府行为的效率、规范、执行等方面还是能从它所设计的指标中有所反映。指标由12大支柱（pillar）组成，它们分别是：公共或私营机构（institutions）、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宏观经济稳定性（macroeconomic stability）、健康和初等教育（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高等教育和培训（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物品市场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劳动力市场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金融市场完善度（financial market sophistication）、技术储备（technological readiness）、市场规模（market size）、商务完善度（business sophistication）、革新（innovation）。报告内容涵盖影响每个经济体商务环境的众多因素，并且给出各国主要竞争优势和劣势的详细清单，以利于（政策制定者）识别政策改革的关键优先项目。在2008年GCR的110个指标中，有38个指标为统计数据，即硬指标。
世界银行研究人员Kaufmann，Kraay和Zoido-Lobatón（1999a，1999b）构建了一个全球治理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or WGI)。他们对于涉及政府行为的许多方面做了历时研究，在1999年的研究报告中，数据来源于13个不同组织1997和/或1998年的主观调查数据，比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经济自由调查数据等。来自不同数据库的相关的31个指标经过综合形成三个总体指标：法律规则、政府效力和渎职，以此来反映政府治理的三个基本方面。为了获得综合指标，他们采取了不可观测成份模型（Unobserved Components Model）来估计政府治理指数。其后，Kaufmann，Kraay和 Mastruzzi（2008）不断修正了这种方法，并扩大了数据来源以及数据的覆盖面。在最新的评价报告中，指标体系已经包含有六项综合指标：呼声和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性和暴力免除（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力（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管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律规则（rule of law）以及腐败的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
Kaufmann等人对于政府行为的指标设计和数据采集是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中最为详尽的，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不仅有大量来自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商业信息提供者的专家数据，还包括了世界经济论坛、洛桑管理学院等机构的调研数据，数据总覆盖面达到212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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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购买保险的一般原则：
1、先大人，后小孩
2、先保障，后理财
3、投保顺序一般为：意外 医疗 重疾 教育金 养老金（投资理财）
4、年保费支出为年收入的10-20%
5、不一定一次购买到位，看经济条件先给家庭支柱购买，再逐步完善。
二、给孩子购买保险的建议：
1、保费支出不要因为初为父母的欣喜而过于盲目，原则上以自己感觉承受无压力为好，还有孩子刚出生，以后生活花费会大幅加大，应有心理准备。
2、孩子，出生刚不久，意外险和一般的住院医疗险，很多保险公司不单独提供，请注意选择少儿类的医疗险和意外险，最好是主险可单独购买的。一般出生满30天，方可投保，保障到孩子17岁（也许有的更长）。
首先先完善社区儿童医保，其次普通小疾病医疗根据大人的单位福利状况（是否有宝宝的跟随报销情况），来适当补充。
最后，由于宝宝的活泼好动，意外伤害中的磕磕碰碰，烧伤、烫伤、猫抓狗咬的事情也在所难免；由于环境的污染，装修的污染、食品的安全问题导致未成年人的重大疾病的发病几率也越来越高，所以关于宝宝的意外医疗和少儿重大疾病要及时补充。
3、给孩子尽量考虑定期类的保险，到孩子长大成人则可，孩子长大后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及经济来源，无需考虑太多。
教育储备金方面：孩子未来在社会上是否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在于成年前是否接受到良好的综合教育。所以准备好充足的定期类的高中、大学或留学储备金是当务之急。
虽然保险不是储备宝宝教育金的唯一渠道，但是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强制储蓄，专款专用，其中还带有大人的保费免交功能（即给宝宝办了保险，万一有一天大人有风险，未来未交的费用不用再交，宝宝的保障依然有效，可以保证固定领取教育上学基金的，此点是大人为宝宝考虑保障时的注意点。）。
4、初为人父母，本身也是自身家庭责任的加大，应给自己更多一点的保障（比如意外险和重疾险），父母是孩子最本质的保障，所以应该先保障自己。
5、保险不要求一步到位，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和保险需求层次，做适当的平衡和选择，在以后的生活中，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保险需求结构上的变化）作保险保障的补充、调整和完善。
1、先大人，后小孩
2、先保障，后理财
3、投保顺序一般为：意外 医疗 重疾 教育金 养老金（投资理财）
4、年保费支出为年收入的10-20%
5、不一定一次购买到位，看经济条件先给家庭支柱购买，再逐步完善。
二、给孩子购买保险的建议：
1、保费支出不要因为初为父母的欣喜而过于盲目，原则上以自己感觉承受无压力为好，还有孩子刚出生，以后生活花费会大幅加大，应有心理准备。
2、孩子，出生刚不久，意外险和一般的住院医疗险，很多保险公司不单独提供，请注意选择少儿类的医疗险和意外险，最好是主险可单独购买的。一般出生满30天，方可投保，保障到孩子17岁（也许有的更长）。
首先先完善社区儿童医保，其次普通小疾病医疗根据大人的单位福利状况（是否有宝宝的跟随报销情况），来适当补充。
最后，由于宝宝的活泼好动，意外伤害中的磕磕碰碰，烧伤、烫伤、猫抓狗咬的事情也在所难免；由于环境的污染，装修的污染、食品的安全问题导致未成年人的重大疾病的发病几率也越来越高，所以关于宝宝的意外医疗和少儿重大疾病要及时补充。
3、给孩子尽量考虑定期类的保险，到孩子长大成人则可，孩子长大后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及经济来源，无需考虑太多。
教育储备金方面：孩子未来在社会上是否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在于成年前是否接受到良好的综合教育。所以准备好充足的定期类的高中、大学或留学储备金是当务之急。
虽然保险不是储备宝宝教育金的唯一渠道，但是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强制储蓄，专款专用，其中还带有大人的保费免交功能（即给宝宝办了保险，万一有一天大人有风险，未来未交的费用不用再交，宝宝的保障依然有效，可以保证固定领取教育上学基金的，此点是大人为宝宝考虑保障时的注意点。）。
4、初为人父母，本身也是自身家庭责任的加大，应给自己更多一点的保障（比如意外险和重疾险），父母是孩子最本质的保障，所以应该先保障自己。
5、保险不要求一步到位，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和保险需求层次，做适当的平衡和选择，在以后的生活中，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保险需求结构上的变化）作保险保障的补充、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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