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的来历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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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而其真正的发展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最为著名。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这件“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朝最著名的代表作品。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铜鼎则是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礼器。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四足大方鼎。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约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

司母戊鼎形制雄伟,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所剩之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形体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也是仅有的最大古鼎。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

鼎的四个立面中心都是空白素面,周围则布满商代典型的兽面花纹和夔龙花纹。这些兽面纹又称饕餮纹,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综合、夸张等艺术处理手法而创造出的一种神秘的动物形象。

司母戊鼎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的侧面雕刻有两只相对的猛虎,张开巨口,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这种文饰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恐怖的吃人艺术形象,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渲染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以显示统治阶级的无上权威。也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因为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司母戊鼎反映出商代青铜冶铸业具有极高水平。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鼎的发掘十分传奇。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吴培文家的坟地中出土。时值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动侵华战争,安阳已被日本人占领。

1939年3月中旬,吴培文的堂哥在自家坟地里探宝。当探杆探到地下十多米深时,感觉碰到了硬东西。拔出探杆一看,探杆上面带有铜锈。他悄悄回到村里,找吴培文商量。两人对挖还是不挖非常犹豫,“挖的话可能破坏祖坟;不挖的话,已经占领安阳的日本人要是听到风声,就可能自己来挖。”考虑再三,吴培文还是决定挖,不能让日本人来挖。当天晚上,挖到地下近十三米时,传来了鸡叫声。天要亮了,为了防止被日本人发现,把坑填上,等到晚上接着挖。经过两个晚上的连续挖掘,一只少了一个耳朵的大铜鼎露出了全貌。吴培文指挥大家,用三根圆木搭成架子,挂上辘轳当滑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鼎拉了出来。这口鼎就是后来名惊世界的国宝司母戊大方鼎。

数天后的一个黄昏,当时中国最大的古玩商肖寅卿从北平专程来到安阳,他要用二十万大洋买这个鼎。但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为了方便运输,不被日本人发现,肖寅卿又提了一个要求,把鼎切割成十块。按照肖寅卿的要求,村民买来锯条,进行切割。“好在鼎特别结实,锯条都弄断了,也没切割成,仅锯一耳便锯不断,只好作罢(该耳后来丢失)。后来尝试着用锤砸,也没有砸烂,鼎终于逃过了‘分身’的命运。”

由于无法分割,鼎又被埋到了地下,避免被其他人发现。不过日本人很快得到了消息,派军队包围了吴家,强行挖掘。不过因地点有误,大鼎逃过了一劫。吴培文知道日本人不会回来后,立即找人把大鼎转移到东屋的水槽下面埋了起来,并找来一只类似古董的铜夜壶用布包了几层,藏在了床下。几天后鬼手再次来搜。误把铜夜壶当成宝物带走了,铜夜壶救了国宝。

吴培文料想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选择了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吴培文出走后,日本人又来了几次,他们确认吴培文已逃走后,认为宝物也被带走了,才算罢休。吴培文这一走就是十年,鼎也就在他家一直埋藏着。

到了1946年6月,国民党安阳政府将鼎掘出,放到了县政府。同年10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六十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南京解放时,原本准备运送到台湾的鼎被解放军截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馆徽,就是司母戊大方鼎的图形和图案。

据考证,司母戊鼎是商王室重器,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从司母戊的三个字的铭文来分析,所谓司,是祭祀,母是母亲,戊呢,是人名,是个称谓,专家通过查看甲骨文,发现里面提到过好几个戊。那么这个母亲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这个巨鼎又是哪一代商王铸造而成的呢?

考察商鼎,每一个时期的鼎都有不同的造型。就方鼎而言,早期的方鼎,腹部深,腿细长,或细高;晚期的商鼎,腹部变得浅一些,腿也变得粗短一些。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但这个答案还很模糊,无法确定是哪一位商王。

商的人名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现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四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十二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司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再把“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鼎合金配比与司母戊鼎作对比,发现两个合金配比情况极其相似。那么,司母戊鼎就很可能是与“妇好”同时代生产的器物。而史书和甲骨文上都有记载,“妇好”是武丁的王后。武丁还有一个王后,庙号就是“戊”。

这样,研究证据和专家意见大多倾向于,司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这个王后,那么,铸造这个巨鼎的人就应该是戊的儿子,两代商王“祖庚”或者“祖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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