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变法后的秦国有没有推行？
得益于诸多“教科书”性质的学术著作的推广，诸如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林剑鸣（《秦汉史》）、林甘泉（《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等名家名作，均持商鞅变法施行“重农抑商”政策和秦“抑商”之说，几乎成为战国秦汉史研究的主导性观点，
在此基础上，经诸多“通俗说史者”不求甚解的传播，更在大众之中形成了压倒性的“成见”，甚至衍生出诸多文学想象，比如秦对商业的“制度性歧视”。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一个相当基础的问题就是，在《史记》、《商君书》等关于商鞅变法的第一手资料中，根本没有“抑商”之说。
至于秦对商人的“制度性歧视”，又与大商人吕不韦在秦国政坛长期执政，以及秦始皇对乌氏倮、巴寡妇清的非常礼遇等事实产生抵触，更与《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的自秦国开始关中商运的发达景象相矛盾。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的矛盾，学术界一直有秦“重商”的论断，如瞿兑之（《秦汉史纂》）、何兹全（《秦汉史略》）、翦伯赞（《秦汉史》），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述。
而王子今在《秦“抑商”辨疑：从商君时代到始皇帝时代》（刊于《中国史研究》杂志2016年第3期）一文中对该问题的重新讨论，则是当前对秦的“抑商”、“重商”问题辨析的集合之作。
文章梳理了两派学者的观点，并指出需要依据《商君书》文本，对商鞅变法政策设定的出发点予以关注，尤其是“否定事末利”并非“抑商”，其倾向为“限商”而非“抑商”。
另一方面，强调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于关中“富饶”得益于商运的景象，实则始自秦国，而吕不韦、乌氏倮、巴寡妇清在秦国的尊崇，实则与“秦风”相关，也就是说，秦人世风，绝不“歧视商人”，反而“尊富”。
《商君书》中，提出具体的“抑商”措施的，只有《垦令》一篇：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对于这五条，郑良树在《商鞅及其学派》一书中简单总结为：
第一，商人不得卖粮；第二，提高酒肉价格；第三，废除旅馆经营；第四，加重商品销售税；第五，商家奴仆必须服役。
这之中，第四条的翻译并不准确，关和市，实属两个税种，前者为“过境税”，后者为“市场交易税”，征收的原则不同，结果倒是一样，即交易成本提升，只能在销售价格上转嫁给农民，则使农民对商人不信任。
不过无论如何，《商君书》确实提出了一系列的“抑商”措施，虽然是与对“高爵”、“官吏”和“游士”同列，至少说明曾经有这么回事的理论探讨。
不过，这是不是说明商鞅变法就已经施行了这些政策呢？
答案是否定的。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中有如下记载：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壻後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後，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壻某叟之乃（仍）孙。魏户律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叚（假）门逆旅，赘壻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肴。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魏奔命律
这是两条被秦人沿用的魏国法律，一条是“魏户律”，一条是“魏奔命律”，颁布时间应为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此后被录入秦律沿用，也就意味着秦国律令，此前并没有类似的规定，所以在这之后，照搬了这两条“魏律”，一直沿用到身为秦吏的墓主人死去，一并带入了墓中。
换句话说，相关规定，在商鞅变法（前356年—前338年）到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之间的100年间，在秦律中并不存在，或要“轻”得多。
“魏户律”的条文翻译过来就是，百姓有离开里邑居住郊野的，这也说明魏国的户口管理也是基于“邑”的聚落，“邑”之外即“野”，也就是“脱籍”，而入人孤寡和徼人妇女，意思是男子入居孤寡之家和谋求人家的女性成员，对应的抛弃自己的“本户”而进入他人之户，即“后父”、“赘婿”。这些行为并非国家的旧例。
所以，自今以后，“叚（假）门逆吕（旅）”和“赘婿后父”，都要在户籍上予以惩罚，不允许其单独立户，也不授予田宅， 子孙三代之内禁止入仕，直到三代之后才允许为官，并且还要在其户籍上标明，“故某虑赘婿某叟之仍孙”。
在“魏奔命律”中的条文则对上述“歧视”的理由说得很清楚，翻译过来就是：
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在百姓中带头不耕种劳作，不修治家室的，寡人（魏王）实在看不上，要把他们都杀了，又顾虑他们的宗族兄弟，所以，把他们派到军前，将军不必怜惜他们，杀牛飨士的时候，给他们三分之一的饭吃就够了，不要给他们肉吃，攻城的时候哪里需要就派到哪里，哪怕是填城壕也行。
这两条律文结合在一起看，有巨大的信息含量。
先解释下，“魏户律”中所谓的“仍孙”，乃“七世孙”，见《尔雅·释亲》：
己之子为子，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晜孙，晜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云孙之子为耳孙。
也就是说，上述人群，三代内不得为吏，七代内必须在户籍标明为“赘婿”之后。
由于其余几个身份，也是律文规定的并列主语，也就说，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都是一样的待遇：
1，不许“立户”，不授予田宅，也就是说，“立户”=“授予田宅”；2，三代不得入仕；3，七代内要在户籍内表明祖先“特殊身份”。4，战争动员后，即发“奔命”时，要入军中成为“待遇缩水”、“送死优先”的军人。
学术界对于“赘婿后父”的指代对象，争论不多，“叚（假）门逆吕（旅）”却有着诸多的解释，有解为“商贾、旅馆”的，也有解为“在旅馆借居的游民”，还有解为“里闾外居住的游民”的，各种观点各有依据。
三解个人倾向于简牍整理小组最初的解释，即叚（假）门=商贾之家，逆吕（旅）=私营旅馆。
主要根据是《汉书·爰盎晁错传》的记载：
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这个格式为《汉书》照录的晁错对策原文，具有相当高的可信性，因为晁错对策的时代距离秦朝不远，对策的对象是汉文帝，不谈细节只谈原则也就罢了，如果关于秦朝制度的细节描述不实，就属于典型的自讨苦吃。
也就是说，秦朝发“谪”，第一顺位的是“有罪吏”，紧跟着就是“赘婿”和“贾人”，之后是本人“曾经有‘市籍’者”，再往后是父母、祖父母曾有“市籍”者。这当然是秦国和秦朝对“商人”施行身份歧视的证据，但如果只认识到这一步， 这书就白看了。
“赘婿”和“贾人”作为没有违法的“良民”，在法律地位上只比“犯法吏”高一点，两者的同列，也就意味着，叚（假）门=贾门=贾人的可能性极大，再结合《商君书·垦令》中的说法，“废逆旅”、“商贾少”是同等概念下的“好事”，也在侧面印证“叚（假）门逆吕（旅）”并称的合理性。
而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就是《商君书》中很多议论性的篇目可能确实代表着商鞅的思想和目标，却不代表商鞅变法的实际内容，也就是说，“说”和“做”是两码事儿。
当然，像《境内》这种制度性描述，而非《垦令》中“如果这样做，则‘草必垦’”的句式，则更具现实意义。
所以，“魏户律”和“魏奔命律”的条文，至少告诉我们，在商鞅变法后的100年间，秦国对贾人的管理，并没有达到如上的严苛，更没有达到《商君书·垦令》中期望的“完美形态”。
但是在秦昭襄王五十五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睡虎地秦墓墓主死去），上述律文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法律，通行于秦国、秦朝，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着“秦制”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而是不断吸收关东六国“管理创新手段”的动态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