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

Answer 1

一般安史之乱被认为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面临三方面的严重困扰，只要有一方处理不好，便会转换成危机。总说唐朝相对其他朝代更加开放，除了对百姓各方面的思想约束减少以外，还对其他民族十分包容，但这也有利有弊。藩镇才是安史之乱的根源，没能处理好藩镇问题是唐朝犯下的最大失误。下面就为大家分析下唐朝由盛转衰的主演原因，感兴趣的话就来看看吧。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至今令人向往不已。它的社会繁荣富庶，它的文化辉煌灿烂，它的武功强盛无匹。如此强大的帝国也难逃衰落、灭亡的结局。那么，大唐帝国从隆盛走向衰败的终极原因是什么?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在他的《中华史纲》中做了详细的分析：

唐代隆盛的原因，可于其制度之健罩昌搭全合理中求得答案。按唐制渊源于隋，隋则承北朝余绪兼及南朝梁、陈之典章制度，至唐太宗时斟酌损益，制定完善，使其健全合理。其最重要者有四：

第一是“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稳定繁荣社会经济的基础，它是由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发展而成的。男子年十八以上者，授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于年满六十归还政府，二十亩为永业田，永远持有。每丁岁纳粟二石，是租;随其乡之所产，岁纳绫绢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是调;每岁为政府服役二十日，不役者，每日纳绢三尺，是庸。加役十五日者免调，加役三十日者租调均免。另定有灾害时减免租庸调的物拿办法。这个制度使田纳租，户输调，身服役，负担均分，而且达到了轻徭薄赋的目的，例如口分田八十亩，只纳二石，等于四十分之一。

第二是府兵制。隋文帝已为府兵制树立规模，唐初略有更张而已。其制是分全国为六百三十四折冲府(府的数目，有许多不同的记载)，关中，亦即首都附近设二百六十一府。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有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由折冲都尉统率。府兵从均田制下的农民中遴选，年二十入选，六十退役，平时种田，冬季由折冲都尉教习阵战，所有武器、用具、粮食均由府兵自备。身为府兵者，租庸调全免除。到长安当宿卫一个月称为“番上”，按距长安之距离定之，五百里为五番，五百里以外六番，千里七番，一千里以外八番，两千里十番，两千里以外十二番。

府兵制有三大优点：(一)政府不耗巨额糈饷以养兵;(二)府兵均殷重农民充任，武器自备，故军纪较佳，武器操练纯熟，战斗力强;(三)无人能拥兵自重形成割据。故唐初百余年，国威远播而库帑不耗竭，军力强大而无军阀。

第三是三省制，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举凡国家军政，均由中书舍人草拟，由中书令及侍郎审订之，咨送至门下省。门下省的主要职掌为对中书省所咨送来之诏令策敕进行审订，若门下省不同意中书省之拟议，可以“封驳”，即驳回重拟之意，如同意，即咨送尚书省。尚书省按门下咨送诏敕之性质，分别由六部尚书主理，六部尚书则下达其诏敕与执掌有关之九卿(寺)，由九寺分别负责执行，并将执行之经过，限期向有关之尚书报告。

三省制是集体领导，有抑制平衡的功能，使大政考虑较周详，奸人不易弄权，皇帝耳目一新，避免偏信独断，实大有裨益于政治之清明。

第四是科举制。隋炀帝是中国科举制的创始人，唐代将这一制度发展完备。

唐代取士之类别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由天子自诏者曰制举。乡贡每年举行一次，任何人均可投牒自进，设立的科目很多，诸如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登科之后如欲为官，尚须经过吏部的“释褐试”，中试后方可任官。平民任官，不仅打破了世族垄断政治的局面，而且平民从此可以凭本领而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

租庸调制、府兵制、三省制与科举制，是唐代辉煌文化的四大柱石。

安史之乱：唐由极盛而始衰的转折点

按唐制，郡县之上设十道按察使(唐玄宗时增至十五道)，监督郡县行政;边疆设六都护府，设大都督，主军事。唐高宗初年，大都督带使持节，即授以全权印信;至唐睿宗二年(711)始有节度使之官名。初任此职者多为厚重名臣，且不久任。唐玄宗时期，政府在陇右、河东、河西、朔方等地置节度使，统管数州军民财政，专制一方之土地人民甲兵。

宰相李林甫嫌同列以军功受尊崇，与己争权，乃请任用胡将，由是诸镇节度使多由胡人充任，镇迅扰兵将亦杂有胡人。唐室原出北朝，胡化很深，太宗即曾说胡人亦人也，何必分彼此。

安禄山本杂胡(父胡母突厥)，玄宗于742年任之为平卢节度使，旋即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使今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地均受其统治，拥兵十八万之众。

玄宗四十二年(754)正月，宰相杨国忠言安禄山必反，“试召之，必不来”，安禄山闻命即至，玄宗由是益亲信安禄山。据说安禄山以唐玄宗待之厚，欲其死后始叛，杨国忠数次奏安禄山将反，唐玄宗不听，杨国忠乃数次设法刺激安禄山，“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玄宗四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遂反。

后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部将史思明杀庆绪，史思明复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安史之乱前后长达八年之久(755—762)。经此一乱，社会破坏惨重，肃宗时全国人口已锐减至三百九十三万户，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一百余年来所滋养出的繁荣随风而逝。

历代的政治，就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有三大要素：乐章、指挥者、伴奏者。唐初四大制度(租庸调制、府兵制、三省制与科举制)是乐章，唐太宗是挥舞指挥棒的人，房玄龄、杜如晦、李勣等是演奏不同乐器的乐师。他们根据美好的乐章，奏出了千古赞赏的绝妙佳曲——贞观之治。唐太宗逝世后，承继他的指挥人虽远不如他，但只要能按着旋律演奏，一样清音悦耳，嘹亮不绝。指挥与伴奏均在迭更，只要乐章不变，整个唐代仍然循康庄富强之道前进。一到乐章改变，才出现鼓噪杂乱的音响，令人掩耳。

唐初四大制度自武则天、韦后以迄玄宗，已逐渐腐蚀转化，至安史之乱后，租庸调与府兵制已彻底被改变，三省制与科举制则已变质，弊窦丛生，失却创制本意。柱石腐溃，大厦焉得不倾覆。

租庸调制不仅按耕地、户口与人丁合理分配负担，并有为民置产的命意，实行此制，必须严密调查户籍。唐高祖时即规定每年一制“计账”，即预计下一年的徭役之数，以为庸之张本;另规定每三年一制户籍册，以为租调之根据。户籍册上尚须绘当事人之相貌形状(类似今之照片)，以免奸欺。

但到唐高宗晚年，由于计账户籍失实，农民负担不均，赋役苛重，因此农民逃亡、户籍隐漏的情况日益严重。同时，土地兼并之风亦盛。失掉土地的农民，沦为庄田的雇农或佃农，佃农所纳田租，十倍二十倍于租庸调制。

府兵制亦逐渐变质。唐初为府兵者租庸调全免，故人多乐为之，亦颇受尊重。唐高宗以后，天下承平，府兵不受重视，将领亦视之为厮养，役使如奴仆，府兵地位低落，农民甚至自残肢体以避之。

玄宗时代，均田制崩溃，府兵制失其依据，已至名存实亡的境地。玄宗十二年(723)，宰相张说以番上之府兵羸弱，且逃亡殆尽，乃请用募兵方式，征集拱卫京师之宿卫。安史之乱起，征募之兵皆不战而溃，代而兴者为“禁兵”。

禁军为直属皇帝的武装力量，李隆基曾凭借万骑禁军平定韦后。禁军共有左右十军。唐德宗信任宦官，让宦官统率禁军，宦官用以挟制朝政。

三省制在政治上有抑制平衡与集思广益的功能，但主要靠皇帝英明，能选才任贤。唐玄宗晚年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人，他们滥用亲近，普施官禄以收买人心，中央地方官吏日渐增加，做官成为发财之道。朝廷官僚充斥，阶职繁多，加以唐制中央集权，地方官权位低微，形成重内轻外情形，致使内外政治腐化懈弛。

科举制亦发展出偏差。唐代科举之项目很多，常设者有明经、进士等八科。玄宗晚年，进士科已只重诗赋。进士甚受朝野尊崇，这是促成唐代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但这一批以声韵辞章为学，吟诗作赋为务之进士，一旦为官，酬觞吟和，风流自赏，不懂政事，也不屑于理政事。科举制为百姓开进仕之途，但遴选出的是一批飘逸浮华的文士，使政治败坏。

安史之乱后，有三大新兴的因素出现，即藩镇、宦官与朋党。这三股势力，交互激荡，终于使唐朝走向覆亡之途，中华世界遂由殷庶康庄而逐渐沦入凋零残破。

藩镇是安史之乱的祸源，固非始于安史之乱。唯此事变之后，藩镇变本加厉，根基加深，范围更广，为祸更剧。节度使本由唐初抚驭边疆外族之六都护府演化而来。玄宗时的节度使，除剑南及岭南而外，其余均在西北、东北边境。玄宗时期中央权势显赫，各节度使均极驯服。安史之乱时，唐肃宗亟欲收复两京(长安、洛阳)，未用李泌之策，直捣安史之巢穴，反封其降将为藩镇。故安史之乱虽平，藩镇之祸未已。

藩镇之范围逐渐扩大，遍及全国各地，最后连长安附近亦有藩镇。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欲扩大封地，历数大臣过失，且曰：“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唯周智光能之。”藩镇如此专横跋扈，原因有三：

一、宦官专权。唐肃宗以后，宦官李辅国参与军事，权势日大，逐渐掌握藩镇黜陟之大权。皇帝常派遣宦官为“监军”，监督藩镇将领的军事行动。监军不谙军事，但权力大。战胜则宦官急忙向皇帝报捷邀功，战败则宦官对主将百端凌辱。若干忠于朝廷的藩镇，在宦官的淫威之下，自怀二心，藩镇的离心力自日益增加，朝廷讨伐无功，只有“赦之”之一法。如此发展下去，服从中央反可能殒身，实际独立或叛逆则未必获罪。由制裁到姑息，中央完全失去统驭地方的能力。

二、自禁军代替府兵与骑而成为皇帝的唯一武力后，禁军之权，全操在宦官手中。宦官唯借以作威作福，真正作战，则见敌即溃，成为掳掠的主力。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只有江南八道，仅有一百四十万户百姓。养兵之粮糈缺乏，也是禁军战斗力弱的原因，故一有叛乱，只有用听命的藩镇去讨伐叛逆，这些藩镇亦不过利用机会，扩张一己之地盘而已，如此相反相成，藩镇之祸亦愈演愈烈。

三、藩镇总制领域的军政财权。唐德宗初行两税制时，藩镇尚需向中央输三分之一的税收。此后藩镇逐渐抗命，聚敛所得，完全擅自支配。更进而自立名目，征收赋税。藩镇独占盐铁之利，甚至自铸钱币，以增加财源，称霸一方，这与中央之府库耗竭，“赏赉不时，士卒有怨言”适成对照。藩镇经济力量充实，故能养兵以自固，亦能网罗人才为己用。

藩镇是一批有权无识之武夫，他们生活奢靡，只知穷民间财富以自享用，朘削百姓以养军队。所以，农村经济破产，百业萧条。

唐代的第二个祸源是宦官权势之高涨，远超过后汉。唐代宦官干预朝政弄权，始于唐肃宗时之李辅国。唐肃宗崩后，李辅国为中书令，是以宦官拜宰相矣!宦官因统率禁军，藩镇多出身禁军，中央要职亦多其门下，故终唐之势，宦官权势不衰，朝臣敢有稍露反对之意者，辄遭屠戮。宦官不仅对朝臣，对皇帝亦任意废立弑杀。自唐穆宗以后八代皇帝，八十余年间，为宦官所立者七位，两帝被弑(如连唐宪宗在内，则是三帝)，一帝(唐昭宗)被幽。在朝廷用人行政完全受制于宦官后，朝政日益腐化，贪权纳贿之风盛行，百姓更深受其巧取豪夺之苦。

使得唐代衰亡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朋党。唐文宗(826—840在位)尝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足见唐代朝廷党争之剧烈。所谓朋党，实即豪门世族与进士出身两者之间的冲突。科举制打破了世族垄断政治的传统，平民竞进而皆有入仕之机会。官场职位虽多，仍无法餍足求仕者之众，由是结党自固、排挤异己之事自然发生。

出身豪门世族者流，由于家世关系，多数有教养。关陇大世家，均承北朝余绪而重视儒术，故多务实而轻浮华，而且从小耳濡目染，对实际政治较有认知。他们虽也热衷政治，但由于教育及家世关系，不至于不择手段和只求高官厚禄。

进士则“重艺文，习奢靡”，他们猎取高官厚禄不择手段，阿谀逢迎权贵，尤其是宦官和藩镇，且无所不用其极。这类人士，自为阀阅出身的世族所不齿。

一般所谓“牛李党争”的解释是牛僧孺与李德裕朋党争权，实误。李，是指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宗闵两位进士出身的人，依附宦官，排除异己，党同伐异，“使牛、李权势赫于天下”，他们最想打击的是世族李德裕(同时也是进士)。牛李党“纷纭排陷，垂四十年”(大致是809—849年)，中间经历六位皇帝。士大夫勾结宦官，揽权倾轧的结果，朝政自是败坏。

唐玄宗以后，盛唐立国的支柱开始腐蚀变质，加上藩镇、宦官、朋党的无情摧残，大厦已摇摇欲坠。民变再掀起狂风暴雨，唐代倾覆的命运便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