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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读后感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袁术之间的战争.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了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曹操于公元214和217年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并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个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不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三国演义》这部书内容跨越90多年，书中对各种人物及故事情节的描写，确实精彩，除了民间熟知的刘、关、张、赵等人物写得很生动之外，还有一些人物，不经意的几笔，就展现在人们面前：愚蠢而又自作聪明的蒋干；昏庸、低能、“乐不思蜀”的刘禅；富有政治、军事才干却残忍、阴毒异常的曹操…等，给人深刻的印象。书中武将们金戈铁马厮杀之馀，文官谋士更是大显身手，各派势力的谋士勾心斗角，什么二虎竟食、驱虎吞狼、借刀杀人、疏不间亲、美人之计、连环之计…不一而足，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各样阴险狠毒手段全部用上，如果有心人收集起来，整部书足以编写一部《阴谋大全》！

这些读书心得，是在读《三国演义》之时，结合读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有关章节写成的，选摘若干。

空城计，司马懿中计了吗

提出这个问题，首先要有思想准备：准备给人骂个狗血喷头！千多年来，诸葛亮一直被人们崇拜为智慧的化身，空城计，更是智慧中的智慧，以致《三十六计》之中，空城计列乎其中，因此，提这个问题，似乎不智。

但还是要问：司马懿真的中计吗？

答案很简单，司马懿根本没有中计，是他故意放走诸葛亮，指导他这一行为的，是司马懿的一个巨大政治阴谋。

为使分析较有条理，先从两位当事主角诸葛亮和司马懿及他们所代表的二个政权蜀国和魏国作一番介绍，自能得出结论。

建安十三年，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对》，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外交、内政作出一番展望和行动计划，确定了以蜀地为立身之本，然后向中原发展的设想，经过十来年的经营，到建安二十四年，终于拥有两川之地，实现了《隆中对》前半部的战略计划：“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这是正确战略，也实现了。然而，《隆中对》后半部战略却是错误的，隐形的错，钳形攻势是正确的，把主力与偏师位置放倒置，故说为“隐形的错”：“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表面看，完全符合战场规则，让敌军两面作战，但要命的是主力与偏师用错方向，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

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自汉献帝迁许都后，秦川已失去号召全国的政治地位；经过战乱，“丘墟遍野、十室九空”的经济民生，无法支持大部队行动；大部队远离后方，中间隔着崇山峻岭，给养无法及时供应，军粮辎重长途穿行崇山峻岭中，一旦被断，大部队危险异常。所以只宜用精干小部队，在防袭的前提下，到处突击，牵制敌方力量，作用如此而已。这是秦川方向的情形。荆州方向则不同，荆州地处长江边，与益、荆、扬分别坐镇长江上、中、下游之战略要地，占有荆州，则益州与荆州全盘皆活，军事上可顺流而东。更何况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战略位置上逼宛、洛，下控江南，所谓“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故是兵家必争之地。“荆州与国连接，若据有之，此帝王之资也”，（《资治通鉴》卷十三），但因荆州地方狭小，缺乏纵深，又两面受敌，因而诸葛亮一再告诫关羽要做到“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以免两面受敌，即使如此，一旦小部队受压，后援又未至，则处境极其危险，故关羽失荆州后，兵败被杀。所以宜动用大部队，通过连续施加军事压力，达到牢牢控制战略要地目的，则是可进可退，行动自如。

可惜，诸葛亮在这里弄错主次，对荆州不予重视，关羽失荆州后，蜀汉从此不可能“顺流而东”，而秦川方向则无法打通，只能坐困两川之地。

当诸葛亮意识到这一点时已太迟了，他面临决择：是主动进攻，还是被动防守？

他清楚自己的分量，在《后出师表》中，他说：“量臣之才，故知伐贼，才弱敌强也”。本身才干如此，如不主动进取，则：“然不伐贼，王业也亡，惟坐而亡，孰与伐之？”这是因为“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如若要进取，手中力量又是怎样？自入主汉中以来，经彝陵之战（火烧连营）后，几年功夫，共有70馀名善于冲锋陷阵的将领和一千多军事骨干死亡，这批军事骨干是经数十年积聚培养而来的，倘若再经数年，将再损失三分之二，已明显表明兵力不足。假如坐守，等候敌方进攻，所付出代价，与主动进攻是相等的。所谓：“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这是诸葛亮个人见识，是比较客观的。

古今中外，打仗表面是打军事仗，其实是打后勤战，旷日持久之仗，更是打国家综合实力战。蜀国综合国力如何呢？一组来自正史《三国志》的数字可说明：蜀亡时，“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军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馀万（斤、石？），金银各二千斤…”。可以说，库存到了扫砖缝地步，这是一个国家的物资储备！从数字中，还可看到，平均每9人要养一个兵，每七户要养一个官。（予按：今之为政者当鉴之！）这种情形，即使在诸葛亮初次北伐之际，（时已经彝陵之战）情势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别说要“北定中原，恢复汉室”。那怕自保已是很难的了。难怪诸葛亮又承认：“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料也”。

蜀国的情形是这样，诸葛亮也认识到了，作为当时政治家和军事家且怀有政治阴谋的司马懿，当然非常了解周边其他二国的情形。他故意夸大对方力量，危言耸听，为的是要牢牢掌握魏国武装力量之大权，以期一旦时机成熟，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夺取魏国政权。

司马懿背后的魏国情况如何？以魏国方面而言，自曹操占有中原之地后，削平境内各路豪强，平定北方，势力直达辽东半岛。采取安定境内政策，屯田兴学，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人口增殖，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全境已初步安定，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他虽挂名为汉朝宰相,实则牢牢掌握国家权力,事权归一,并且以汉朝正统名义号令全国,体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政治才能.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曹丕代汉立国称为魏,七年后,曹丕死,子曹睿为魏王,司马懿被任命为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骠骑大将军。对于司马懿这个政治野心家来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良机！但司马懿自身衡量，要夺取魏国政权时机尚未成熟：曹操死去才七年，原来一批忠实手下尚在；自己的羽翼未丰满；朝廷重臣对自己有诸多猜疑…。于是以退为进，上书曹睿，要到西凉屯兵，表面上是守雍、凉二州，实则拥重兵不放，扶植军事爪牙，守候时机。

两篇 三国演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