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创作中，最早发端和得到发展的是议论性散文。
由于当时正在展开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种说理的文字就特别发达起来，当时除有很多政治性、社会性的论文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议论文字，象《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李大钊的《青春》、《今》，和陈独秀的《偶象破坏论》、《克林德碑》就是这样的作品。
《新青年》杂志从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起，还增设了“随感录”这个栏目，陆续发表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撰写的短小精悍的议论文字，猛烈地攻讦了封建主义的痼疾。其中，刘半农的文章，在抨击论敌时嬉笑怒骂，寓庄于谐，极尽揶揄与夸张之能事。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重要的报刊杂志也都增设类似的栏目，在这一年12月创刊的《每周评论》和1919年 8月创刊的《新生活》，就都设有“随感录”的栏目。
在这类有关社会和文化思想的评论文字中，有不少都写得生动晓畅，淋漓尽致，很有文学意味，它们的大量出现，促进了议论性散文的发展和繁荣。
在《新青年》“随感录”中最精辟的文字，是由鲁迅所撰写的。
鲁迅还发表了不少篇幅略长的议论性散文，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它所造成的腐化与愚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这些作品充满了深沉而炽热的感情，不仅思想深刻，在艺术上也很有魅力，将议论性散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他终生都撰写这种议论性散文，作为鞭挞反动派以及旧制度、旧思想的武器，以独创的艺术形式，广泛地总结了有关社会与文化思想斗争的经验和规律。
议论性散文是鲁迅的文学遗产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鲁迅参加奠基和开创的这种议论性散文，后来通常都被称为“杂文”。这种文体在现代散文史和现代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抒情性散文在“五四”时期常被称为“美文”，它的出现和成长，对于保卫和繁荣新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证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它的出现稍晚于杂文，然而在后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冰心是较早撰写抒情性散文的作者，她的《笑》、《往事》与《寄小读者》，奠定了她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她经常赞颂的主题是母爱、童心和美好的大自然风光，这本身就是对于冷酷和僵化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冲击。她的文笔也委宛隽秀，清新明媚，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比起冰心来，叶绍钧的散文创作更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他的散文集《剑鞘》（与俞平伯合著）和《脚步集》中那些吟味社会人生的文字，写得谨严切实，朴素隽永。他在“五卅”以后的有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提倡抒情性散文最力的作者，他的《美文》一文对于此类散文的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收录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和《谈虎集》中的抒情小品，写得苍劲古朴，舒徐自如，往往于淡泊之中显出一股凌厉之气，发生过不小的影响。但那些品赏草木虫鱼，沉溺于说理谈玄的作品，却流露出封建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
在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朱自清也是一个重要的散文作家。
他具有多种文字风格，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得绮丽纤秾，情景交融；《荷塘月色》和《绿》，运用对于音乐和色彩的感受，进行巧妙的比喻和联想；《背影》却以白描的文字，勾画了父子离别的凄切场面；《执政府大屠杀记》则是细致曲折地描绘“三·一八”惨案的实况。
朱自清在思想和艺术上作了严肃认真的探索，写出过不少出色的小品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用一种激荡和奔腾的情调，写出了自己在人世的坎坷，控诉社会的罪恶，倾诉内心的悲愤，《星空》、《橄榄》、《水平线下》等集子，所收入的就是这类作品。
郁达夫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影响，《还乡记》、《还乡后记》、《日记九种》等篇章，诅咒丑恶的社会，渴望真挚的情爱，坦率地剖析着内心的苦闷与愤慨，写得清新流畅和富有激情。
他写于30年代的《屐痕处处》、《达夫游记》等作品，则又俊秀圆润，富有神韵和气势，而且还表达出憎恶黑暗现实的沉痛和愤激的感情。
以“新月派”诗人闻名的徐志摩，他的散文在20年代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些作品直抒胸臆，较多表达了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情趣，艺术上刻意追求，注重锤炼字句，但有的内容伤于轻佻，文字也因追求辞藻的华丽而显得过度的铺张繁复。
“五四”以后，还兴起了一种篇幅短小、更多地省略了叙事因素、同时又具有较多诗意的抒情性散文，即散文诗。
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这类创作首次较大的结集，它抒发情怀，探索哲理，既执著人生、谴责黑暗，又怀疑现世、畏惧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追求进步与正义的知识分子，也有着软弱和遁世的一面。
在这之前，鲁迅的《自言自语》、郭沫若的《我的散文诗》和刘半农的《老牛》、《晓》等篇什，都是散文诗创作的最初的尝试。至于鲁迅的《野草》，更是散文诗创作中的名著。王统照当时写的一些散文诗，也以激昂的感情打动过读者。30年代从事散文诗创作的还有丽尼和陆蠡。
“五四”前后的散文创作，大都洋溢着反封建的思想感情，体现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大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主张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在这方面自然表现得更鲜明和突出。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断传播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逐渐高涨，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结合起来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以后，坚持反封建斗争的杂文创作依旧在前进着，1924年创刊的《语丝》（见语丝社）周刊，登载的文字就“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1925年创刊的《莽原》周刊，也是为了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和林语堂也是《语丝》的重要作者，围绕着“三·一八”惨案等事件，他们也曾写过一些很有思想锋芒的杂文。但是与此同时，两人也开始表现出妥协和自由主义的消极情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作家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左翼或进步的文学刊物都重视刊登杂文，在当时还出版过一些以登载杂文为主的刊物。
鲁迅这个时期的杂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严密的文网，他不得不经常变换笔名，写得较为隐晦曲折，虽是“带着枷锁的跳舞”（《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却说明他运用这一武器，达到了熟练的地步。
瞿秋白最早认识到鲁迅杂文的重要意义，认为在“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于鲁迅杂文的成因、特征和社会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这一时期，他自己也写了一些杂文，像《民族的灵魂》和《王道诗话》，就都是精粹的作品。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也写了不少抨击时弊的杂文。由于杂文创作在30年代的广泛发展，从青年作者笔下涌现出不少成功的作品。
像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写得犀利劲遒；柯灵的《市楼独唱》，写得简练深切；徐懋庸的《打杂集》，写得质朴隽永，都为战斗的杂文创作增添了光彩。
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之间，出现了一批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抒情小品作者。
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车箱社会》，洗练流畅，颇具神韵；梁遇春的《春醪集》、《泪与笑》，娓娓而谈，吟味人生；
李广田的《画廊集》，散发出泥土的芳香，显得绚丽而又浑厚；何其芳的《画梦录》，以令人眩目的色彩，勾画着朦胧和缥缈的图景；
陆蠡的《竹刀》，时时在美丽动人的景色中，编织着令人悲愤的故事；
吴伯箫的《羽书》,善于从生动的形象中，展开海阔天空的遐想。还有钟敬文、靳以、丽尼、缪崇群等，也都各具自己的风格。
广阔地反映生活的散文，是由一批著名的小说家写出的。茅盾的《上海的大年夜》、《故乡杂记》，以深切透辟的文笔，描写出中国城乡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走向萧条和败落的情景；
蹇先艾的《城下集》，愤懑地揭露着麻醉和堕落的社会；
鲁彦的《驴子和骡子》、《旅人的心》，以忧郁的调子诉说着苦难的人生；
巴金的《旅途随笔》、《短简》，愤怒地诅咒黑暗和热情地追求光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在舒徐的牧歌情调中，呈现了纷繁的社会小景；
叶紫的《夜的进行曲》、《长江轮上》，象是用皮鞭抽打着腐败和残暴的旧世界；
萧红的《商市街》和《桥》，描写自己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时，闪烁出青春与理想的光芒；
吴组缃的《黄昏》、《泰山风光》，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各种世态，对于性格的勾勒尤其逼真。
在散文创作获得丰收的时候，林语堂于1932年创办《论语》（见论语派），1934年出版《人间世》，1935年刊印《宇宙风》，提倡离开现实斗争的“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小品文，形成一时的风尚。
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及时地批评了他有违于新文学战斗传统的不良倾向，并支持前进的小品文刊物《太白》的工作。
由于时代的需要，叙事性散文也在20年代应运而生，并迅速地产生了比较成熟的作品。
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记载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相，以悲壮的史实、昂扬的诗意、激荡的感情和坦率的内心独白，交织成清新奔放和雄浑沉着的艺术风格，表现了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赤诚追求，是中国出现得较早的报告文学作品。
又如反映“五卅”惨案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叶绍钧）、《暴风雨》（茅盾）、《街血洗去后》（郑振铎），也都满怀激情地描写了这一重要和难忘的历史场面。
叙事性散文进一步繁荣的标志，是30年代出现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就是较为成功的作品，它以明丽和刚健的笔墨，写出了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新人。
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是他游历欧洲的记录，以朴素平易和真挚隽永的文字，写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种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却又肯定它在发展生产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写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虚伪和残缺的一面，却又认为它比尚未摆脱封建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具有无法比拟的民主，表现出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文风。他的这些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游记格调。
这说明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有些游记体裁的作品发生了从侧重于抒情的小品文类型，向侧重于叙事的报告文学类型的转化。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刘思慕的《欧游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以朴实苍劲和议论横生的文字，揭露了当时的黑暗，渲染出日本侵略者强兵压境的危急气氛，激励了许多读者的爱国情绪。他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报道，更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6年是报告文学的丰收年，在当时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中，《包身工》（夏衍）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是尤为出色的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揶揄的笔墨和别致的结构，写出了山西省的反动统治者推行“防共”措施的恐怖统治；
《包身工》则通过几个令人战栗的人物，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对包身工进行压榨和蹂躏的罪行。这两篇作品，将新闻的真实性和报告的文学性结合在一起，长期以来成为报告文学的示范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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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散文的创作演变：
从抗战爆发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时代脉搏的变化，散文创作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虽然整个说来，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成绩较之20、30年代要逊色一些，但仍然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杂文创作继续取得了新的收获。巴人和他周围的一群作者曾在号称“孤岛”的上海，用杂文作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走狗战斗，著有《边鼓集》、《横眉集》等。
在大后方的作者中，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观察犀利，分析透辟，揭露出许多封建主义的痼弊。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跨的日子》，抨击了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造成的精神创伤，颇具哲理。
夏衍的《此时此地集》、《长途》，孟超的《未偃草》，宋云彬的《破戒草》，秦似的《感觉的音响》，朱自清的《标准与尺度》，林默涵的《狮与龙》等杂文集，都尽了抨击黑暗和歌颂革命的任务。
这个时期里杂文写得最多的是郭沫若，有《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黄》等集子，以昂扬的激情，智慧的预见，激励广大读者为民主和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相形之下，这一时期的抒情诗与记叙散文数量较少，但很多有成就的作者依旧写出了一些佳作。茅盾是这方面收获最丰富的作者。他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就是激荡着时代风云，蕴含着哲理意味的作品。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大批作家中，也开始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像孙犁的《识字班》、《织席记》等，写得清新朴素，优美动人，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
这一时期，由于时局的动荡和客观形势的急遽变化，为读者所关心的报告文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散文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样式。
继抗日战争前夕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之后，抗战初期，又出现了梅益等主编的《上海一日》，解放区也曾出现过《五月的延安》、《冀中一日》等报告文学的集体著作。
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运用这种最具战斗性和群众性的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像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对抗战初期硝烟弥漫的气氛、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下级官兵的抗日要求以及敌军的暴行等等，都写得栩栩如生；
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在敌后穿行》，写出了人民群众强烈的抗日要求，以及国民党救亡机构的腐败；萧乾的《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以洒脱、秀丽的文字，反映了战时英国的景象。
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强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揭示真实情况的报告文学曾经一度沉寂下来。抗战胜利后，郭沫若的《南京印象》和茅盾《苏联见闻录》，都是值得注意的报告文学著作。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在蓬勃地发展着，丁玲的《陕北风光》，以朴素、亲切的文字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新生活、新风尚；
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以一种简洁和严峻的风格，写出了很多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故事；
刘白羽的《环行东北》和《历史的暴风雨》，以昂扬的激情抒写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激烈战斗，跃动着振奋人心的时代脉搏。
此外，《日本人的悲剧》（何其芳）、《新人的故事》（叶以群）、《铁骑兵》（杨朔）、《陈赓将军印象记》（荒煤）等，也是引人注意的收获。
沙汀的《随军散记》，以深切感人的抒情气息，绘声绘色地写出了贺龙将军坚韧、豪爽、诚挚、开朗和富于同情心的鲜明性格，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这一时代环境中，还有不少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成长起来，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
象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我看见了八路军》，有着生动的描绘、辛辣的讽喻和充满鼓动力量的政论性，显出了壮阔的气势；华山的《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在描写艰苦的战斗岁月时，洋溢着质朴的泥土气息和诙谐的乐观主义精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现代散文
当代散文同样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形态，以及隐含在语言之中的民族性格、心理、情感、思维方式和浮现于语言之上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人格理想、生活态度、审美观念，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堪称“一部民族文化性格的演变史,一部民族审美性格的变迁史和发展史”。
一、现代
中国现代文学是指1919年－1949年间的文学，中国现代散文也同样如此，在这三十多年中，散文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从五四新文学革命至1927年，这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时期。开创了现代散文关注人生、参与历史变革，其基本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艺术上创建了各式各样；有效表达现代人思想感情，适合现代读者审美需要的散文，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基础，这一时期在中国的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第二阶段1928－1937，以阶段斗争为主题，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的逆转，新文学阵营地也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广大作家的创作面临了新的考验和选择，这一时期散文取材的范围扩展，写实性，战斗性增强，社会政治思想主题深化，使现代散文沿着反帝反封建的方面继续前进，并为下一阶段的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战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阶段，1937－1949，以抗日战争、抗日救亡主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战时大动荡、大变迁的状态，由于这一时期客观上不同政治区域，文化据点不同，作家的创作也因时因地而异，比如上海的“孤岛”时期，国统区，解放区各地的散文创作及特点也有不同。
在“文学革命”的呐喊中就有散文变革的呼声。刘半农首先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周作人率先把文学散文称为“美文”。王统照在《纯散文》一文中，则把文学散文称为“纯散文”且分为五类：
一、历史类的散文，又称叙述的散文；
二、描写的散文，包括状物写景一类的作品；
三、演说类的散文，又称激动的散文；
四、教训的散文，又称说明散文；
五、时代的散文，又称杂散文。这些理论观点，更新了散文观念，在散文的语言形式、文体格式、思想内容诸方面提出了革故鼎新的任务和要求，对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四”时期的新型散文以性质和功用区分，主要包括议论性散文和记叙抒情散文两大类型。中国现代散文中的记叙抒情文，是以众多的记游之作开头的。游记、通讯一类文体适应社会开放、中外沟通的时代需要而迅速兴起，风行一时，出现了一批游记名家和游记专集，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谢冰心的《寄小读者》，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徐蔚南和王世颖的《龙山梦痕》等。早期游记体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些可称为“漂泊记”、“流浪记”的作品，如郁达夫的《还乡记》、成仿吾的《太湖游记》等。这些作品侧重抒写作者的漂泊生涯、不幸遭遇及其不满现实、崇拜自然的浪漫感伤情绪，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和释愤抒情气息。
抒情性散文小品的勃兴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觉醒的知识分子挣脱封建主义束缚，思想感情获得大解放，他们热烈追求新的人生理想，积极探索个人和社会的出路，但同时也“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鲁迅语），更真切地感到觉醒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更敏锐发觉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的尖锐对立，大多处于梦醒之后而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状态。这种社会心态促成了抒情散文的蓬勃发展。第二个十年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散文诗跨过幼稚的试作阶段，出现了鲁迅《野草》这样的艺术丰碑，和焦菊隐《夜哭》、高长虹《心的探险》、于赓虞《魔鬼的舞蹈》以及不少单篇的成功之作，标志着散文诗这种新创的抒情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鲁迅的散文创作有散文集《野草》（1924－1926）记叙散文《朝花夕拾》。《野草》侧重于展示作家主体的自我内心世界，复杂、尖锐的茅盾和斗争，通过自我的抒怀述志来折射，几乎包括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各个侧面，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间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的心灵历史，是苦闷中求索，失望中抗争，孤独中前进。《朝花夕拾》则围绕自己的生活道路，回忆、记述一些人和事，通过记事怀人来反映时代变迁。其中《野草》在艺术上：广泛采取象征主义的方法（造词）、（结构）……、有时借助于眼前自然景观的象征性描写等，有时借助于梦境，幻境等，有时借助于寓言故事创造等，都体现出从小见大，实中见虚，由一而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形带意的特点；《野草》是鲁迅融化中西文化的艺术创造，“散文诗”“象征主义”概论手法是新文化运动初期从国外引进，鲁迅散文诗受波德莱尔、屠格涅夫等影响，同时，《野草》中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唯其如此，鲁迅才取得艺术手法，探索手法上的极大成功。
冰心《笑》和《往事》，许地山《空山灵雨》，是这时期最早的抒情小品名篇和“美文”佳作。随后，周作人陆续发表了那些影响很大的平和冲淡之作，朱自清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背影》和《荷塘月色》，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忆旧述感，郭沫若在《小品六章》中捕捉“牧歌的情绪”，……在短短五六年间，抒情性散文小品领域就出现了名家辈出、佳作连篇、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盛况。
“五四”记叙抒情散文率先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它为文学散文主体的新的发展格局。这是“五四”散文艺术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散文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人们不仅用白话写作议论文、杂感文，而且用白话创作叙事抒情散文，不仅写得平易畅达，自然活泼，而且也能写得简洁缜密，优美隽永。在20世纪20年代末，杂感短评因为形势严峻，不能不由正面交锋变为旁敲侧击，由锋芒毕露变为隐晦曲折。散文小品领域也发生明显的分化和变化：茅盾等人的抒情小品曲折表达自己对大革命失败的情感经验和理性反思，沉郁顿挫，含蓄蕴藉；周作人等人开始改弦易辙，往闲适、趣味一路发展。游记方面出现了流亡、避祸、销忧之类的新内容。这种种变迁的迹象预示着20世纪30年代散文将迎来一个更为丰富复杂、五光十色的发展前景。
进入30年代，伴随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散文界重新趋于活跃。以1932年底黎烈文接编并改革《申报·自由谈》为重要标志，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兴盛期。专注于散文的刊物有《太白》、《论语》等，1933年和1934年分别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可见极一时之盛。30年代散文创作队伍空前壮大，老作家中，鲁迅、周作人等人，都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仍是这一时期散文界的主干；2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茅盾、丰子恺、鲁彦、沈从文等，到这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有20年代末30年代初陆续涌现的一大批文学新人，如何其芳、李广田等活跃于散文界，成为30年代创作的一支生力军。在新老作家的辛勤耕耘下，30年代散文园地呈现出繁花似锦、全面丰收的动人局面。
另外，在20世纪30年代这热闹繁杂的散文界，存在着两种主要艺术倾向、两种流派的鲜明对立，即“论语派”和“太白派”的抗争：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和“趣味小品”；继而创办《人间世》，打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后来还创办了《宇宙风》，从而形成了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他们在趣味、游戏、幽默、闲适中改变了20年代散文“问世”的路径，从意兴湍扬的激扬文字走向了沉潜适世的生命关怀与日常人生的吟味咀嚼。所谓“太白派”，指的是团结在《太白》杂志周围，以左翼作家为骨干，包括鲁迅、茅盾、陈望道、胡风、聂绀弩、曹聚仁、徐懋庸、唐弢、陈子展、夏征农等。他们支持创办了《涛声》、《新语林》、《太白》、《芒种》、《中流》等刊物，积极提倡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新的小品文”，促进了30年代散文写实精神的发展和深化。
超然于“论语派”和“太白派”之外，有些名作家独自拓展个人的创作道路，如朱自清、谢冰心等，或絮语家常琐事，领略人生情趣；或记述异域文化风习，陶写古国山水名胜；或回忆个人经历，怀念师友亲人；大多回避政治性题材和尖锐问题，但又不流入消闲玩世之类，主要以益人心智的知识、情趣和自然美吸引读者，在随笔、游记、传记和抒情散文等方面取得很高艺术成就。
平津一带文坛新崛起的一批年青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丽尼、陆蠡等，他们专注于叙事抒情散文的创作，力图把散文作为“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何其芳语），刻意追求散文艺术本身的圆满完美。这种有意追求散文艺术性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所谓“小说家的散文”和“诗人的散文”两类作品里。
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的散文创作以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斗争和自身的逃难经历为主要内容，充满着血泪的控诉、悲愤的呼号和对白山黑水、父老同胞的刻骨镂心的思念，开了抗战文学的先声。
二、当代散文
新时期散文的创作在内陆主要继承了四十年代解放区以记实为主的记实性散文和古典散文，导致建国初期“通讯”、“报告”极盛一时，后者则促成六十年代“诗”化的散文创作的热潮，在前二十七年的时间里，散文创作缓慢而有限地发展，无论创作方法，艺术个性，还是品种样式，风格流派，都比较单调，甚至趋于雷同化、模式化、公式化。为了摆脱这样的框架和模式，一辈散文作者回归“五四”散文创作传统，他们在作品中高扬个性意识、文体品位和文体意识，使现代散文得以薪火相传，只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个性的解放，封闭体制的打破，艺术视野的扩大，才使大陆散文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与停滞之后，迎来了真正的转机，散文创作形成热潮。
在台湾，散文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化余韵，成为台湾文坛最能保持中国传统中国气派的一种文体，台湾早期散文出现软硬两种主要倾向。“硬性散文”即是带有强烈反共意识，文章中有口号式的宣言；“软性散文”即继承冰心《寄小读者》风格的“闺秀散文”,“其内容则是爱心、真理、哲言、梦幻。其文风则是怀旧、感伤、浪漫、纯情与唯美。其文字情调则是刻意雕镂，潜心修饰，充满文绉绉的软性腔调”。八十年代末期，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言论尺度大为开放。随着政治禁忌的减少,散文中意识形态的杂然并呈,实为七十年来所未见，出现了“山林/乡土散文”、“生态环保散文”、“政治散文”和“私散文”。
正是在振兴散文创作的诉求下，一直被认为是超稳定结构的散文文体从八十年代开始在台海两岸掀起变革热潮。在大陆，首先是一批老作家突破了散文“简约”、“抒情”的审美规范，接着是一批学者、小说家、诗人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散文”的理论主张，重新恢复散文的大度和洒脱。真正给传统散文美学观念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并在散文文体的创新发展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唐敏、赵玫、黄一鸾、斯妤等女作家和曹明华、胡晓梦、元元、苇岸、钟鸣、张锐锋等新生代散文家。
在台湾，散文文体求变革新的追求一直未曾中断。早在六十年代，余光中就提倡过“散文革命”，他的散文文体革新，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都比较全面。到了八十年代，余光中仍然不忘提倡散文文体的开拓与变通，主张“众体兼擅”。在余光中之后，林燿德、简媜、杜十三、张启疆、周志文等人的都市散文则被认为是摆脱感性散文的形式与内容的“一只突起的异军”。八十年代兴起的都市散文不再耽溺于以抒情为主流的叙述模式，突破抒情散文第一人称的主体中心，改以知性的角度观察人生的感官世界，发掘其背后潜藏的多重形而上意义，因而越来越趋近于当代小说形构的思维，并明显地寓言化。
内陆作家在散文文体实践上最大胆也最有创新的是钟鸣，他在1998年推出150万字的三卷本《旁观者》一书，文体纵横交错，新颖复杂，作者熔随笔、小说、诗歌、文论、传记、注释、翻译、文献、新闻、摄影、手稿等于一炉，通过“自由的文体展示出自由的精神”，体验了“一次飘逸而精致的文本解放”。这部极富实验精神和先锋意味的书甫一问世，立即引起出版界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旁观者》被认为“是九十年代以来最具个性的散文作品之一”。
进入九十年代，一股散文文体革命潮正悄然勃兴于台海两岸文坛，这就是文类的跨越与整合。台湾的罗智成，相继推出《无法归类的专辑》及《无法归类的专辑2》,有人称罗智成是“一个无法归类为散文家、诗人或插画者、摄影者的作者”，郑明娳认为他“不满既有散文文类的单纯性，蓄意向其他文类寻求营养，以突破类型界限，希望藉此别创一格，开拓一超越文类的新局面”。
第二个十年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来源：中国散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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