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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正在被人们认识。陈荒煤在《冬去春来》一文中说道：“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团结作家的面很广，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翼作家的作品。这套丛刊实际展示三十年代开始了一个创作繁荣的新时代，这是现代文学史异常光辉的一页，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在复旦中文系简陋的办公室，巴金评论家陈思和对记者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价值比他本人再写几部书更重要。”
巴金自己又如何看待这段时间的工作？1982年，巴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14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他还说道：“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的，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
巴金的故事：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1954年，徐钤由部队转业来到上海文联，在对外友协，负责作家、音乐家的联络工作。今天，徐钤两鬓染白，早已离休。然而，每星期他总有几天，从远离市中心的莘庄，坐上地铁和公交车，花去一个多小时的时辰，来到医院，探望巴金先生，顺便为巴金处理一些事情。
这一生，徐钤接触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惟有对巴金的感情最深。他是在一些细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这是徐钤对巴金的深刻印象之一。
二楼，巴金书房，北墙处有一尊褐色巴金铜像。这是50年代中期苏联雕塑家谢里汉诺夫雕铸的。徐钤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幕。那会儿，谢里汉诺夫同时为上海好几位文化名人塑像。按中苏两国的协议，谢里汉诺夫在沪的吃、住等费用，由上海方面一次付清。因此，他在为文化人塑像期间的用餐，由自己解决。
那一天，轮到巴金了。从小见到拍照就躲，不喜欢出头露面的巴金，“乖乖”地当了回“模特”。在巴金的不自在中，时间流过去了，到了中午时分。谢里汉诺夫在收拾着工具，巴金问道：“中午是休息，还是继续做？”谢说：“都可以。由你定。”巴金关切地问道：“你中午干什么？”谢里汉诺夫答道：“我带了面包，吃一点就可以了。”巴金听后，十分不安，说道：“我也要吃饭，我请你，一起去吃吧。”这样，巴金的塑像雕了3天，巴金请谢里汉诺夫吃了3天的饭。
徐钤说：“巴金就是这样一个厚道的人，总想着别人。”
那会儿，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宾的礼品，都是由公家买的。甚至，一些头儿或名人，在家里接待客人，连茶水、点心，都是由公家买好后送了去的。只有巴金从不这样，所有接待外宾的费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礼品都由夫人萧珊买，会面结束时，拿出来送客人。
巴金的这一“习惯”，保持到今天，反映在方方面面。1960年，巴金回到故乡成都，四川歌舞团正在上演《刘三姐》。一天，巴金请沙汀代买8张票，请大家看戏。有关方面知道了，决定送票给巴金。巴金坚决不要，说道：“我请人看戏，必须自己花钱。”80年代，巴金有过几次出国机会。每次回来后，都是由巴金出钱，请大家吃一顿后再“散伙”。那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同行的有冰心、艾芜、杜鹏程等人。回国后，在上海作总结。按理，会后应该由中国作协请大家吃饭。但是，没有。还是由巴金出钱，在静安宾馆订了二桌，请大家吃了一顿，尔后各奔东西。
徐钤说：“巴老就是这么一个人，从不揩公家的油。所以，我敬佩他，愿意终身为他服务。”
巴金的故事五：你是巴金的儿子？
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来访。走进巴金寓所，陈铁迪看到自己属下的工作人员李小棠，便有点奇怪地说了一句：“你怎么也来了？”这时，有人赶紧告诉她：小棠是巴金的儿子。
“你是巴金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陈铁迪惊异地问起来。
陈铁迪当然不知道。在小棠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名人之后的影子。他自己也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起父亲。在这个家里，凡需要“出头露面”的事，小棠一概推到了姐姐小林的身上，他总是躲在幕后。巴金年迈后，出访时需要家人陪伴左右，方便照料，这时也都是姐姐出面，他不参与。总之，在以巴金为主的公众活动中，难以看到小棠的身影。以至于，有人玩笑地说：“见小棠比见巴金都难。”
小棠在复旦大学读书4年，学校许多领导都不知道他是巴金的儿子。毕业分配时，很多人为子女能分到一个好单位，这里托人，那儿找人，千方百计搞关系，走后门。惟有巴金，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小棠的很多同学，这个留在了学校，那个到了中央大单位，这个进了报社，那个去了电视台……通俗点说，在那时，很多人分配的工作都比小棠好。而小棠来到上海市政协文史室工作，这一干就是20多年，没有一点怨言。
在儿子的身上，可以看到巴金的许多影子。和父亲一样，小棠外表沉稳，不善言谈，不喜张扬，但不乏幽默。有一年，巴金在杭州休息，小棠去看父亲，钱包不慎在火车上被人扒了。到了巴金住所，小棠说了钱包被偷的事，完了，把手一摊，对巴金说：“老巴金，赔我钱。”巴金可不“糊涂”，说道：“你的钱被人偷了，为啥子要我赔。”“我是来看你，才被人偷的。我没有钱，要你赔。”小棠“强词夺理”。巴金“回敬”道：“你多写几部电视剧，钱就有了。”看着他们父子“唇枪舌剑”，一旁的工作人员都乐了。
巴金自己又如何看待这段时间的工作？1982年，巴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14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他还说道：“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的，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
巴金的故事：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1954年，徐钤由部队转业来到上海文联，在对外友协，负责作家、音乐家的联络工作。今天，徐钤两鬓染白，早已离休。然而，每星期他总有几天，从远离市中心的莘庄，坐上地铁和公交车，花去一个多小时的时辰，来到医院，探望巴金先生，顺便为巴金处理一些事情。
这一生，徐钤接触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惟有对巴金的感情最深。他是在一些细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这是徐钤对巴金的深刻印象之一。
二楼，巴金书房，北墙处有一尊褐色巴金铜像。这是50年代中期苏联雕塑家谢里汉诺夫雕铸的。徐钤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幕。那会儿，谢里汉诺夫同时为上海好几位文化名人塑像。按中苏两国的协议，谢里汉诺夫在沪的吃、住等费用，由上海方面一次付清。因此，他在为文化人塑像期间的用餐，由自己解决。
那一天，轮到巴金了。从小见到拍照就躲，不喜欢出头露面的巴金，“乖乖”地当了回“模特”。在巴金的不自在中，时间流过去了，到了中午时分。谢里汉诺夫在收拾着工具，巴金问道：“中午是休息，还是继续做？”谢说：“都可以。由你定。”巴金关切地问道：“你中午干什么？”谢里汉诺夫答道：“我带了面包，吃一点就可以了。”巴金听后，十分不安，说道：“我也要吃饭，我请你，一起去吃吧。”这样，巴金的塑像雕了3天，巴金请谢里汉诺夫吃了3天的饭。
徐钤说：“巴金就是这样一个厚道的人，总想着别人。”
那会儿，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宾的礼品，都是由公家买的。甚至，一些头儿或名人，在家里接待客人，连茶水、点心，都是由公家买好后送了去的。只有巴金从不这样，所有接待外宾的费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礼品都由夫人萧珊买，会面结束时，拿出来送客人。
巴金的这一“习惯”，保持到今天，反映在方方面面。1960年，巴金回到故乡成都，四川歌舞团正在上演《刘三姐》。一天，巴金请沙汀代买8张票，请大家看戏。有关方面知道了，决定送票给巴金。巴金坚决不要，说道：“我请人看戏，必须自己花钱。”80年代，巴金有过几次出国机会。每次回来后，都是由巴金出钱，请大家吃一顿后再“散伙”。那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同行的有冰心、艾芜、杜鹏程等人。回国后，在上海作总结。按理，会后应该由中国作协请大家吃饭。但是，没有。还是由巴金出钱，在静安宾馆订了二桌，请大家吃了一顿，尔后各奔东西。
徐钤说：“巴老就是这么一个人，从不揩公家的油。所以，我敬佩他，愿意终身为他服务。”
巴金的故事五：你是巴金的儿子？
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来访。走进巴金寓所，陈铁迪看到自己属下的工作人员李小棠，便有点奇怪地说了一句：“你怎么也来了？”这时，有人赶紧告诉她：小棠是巴金的儿子。
“你是巴金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陈铁迪惊异地问起来。
陈铁迪当然不知道。在小棠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名人之后的影子。他自己也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起父亲。在这个家里，凡需要“出头露面”的事，小棠一概推到了姐姐小林的身上，他总是躲在幕后。巴金年迈后，出访时需要家人陪伴左右，方便照料，这时也都是姐姐出面，他不参与。总之，在以巴金为主的公众活动中，难以看到小棠的身影。以至于，有人玩笑地说：“见小棠比见巴金都难。”
小棠在复旦大学读书4年，学校许多领导都不知道他是巴金的儿子。毕业分配时，很多人为子女能分到一个好单位，这里托人，那儿找人，千方百计搞关系，走后门。惟有巴金，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小棠的很多同学，这个留在了学校，那个到了中央大单位，这个进了报社，那个去了电视台……通俗点说，在那时，很多人分配的工作都比小棠好。而小棠来到上海市政协文史室工作，这一干就是20多年，没有一点怨言。
在儿子的身上，可以看到巴金的许多影子。和父亲一样，小棠外表沉稳，不善言谈，不喜张扬，但不乏幽默。有一年，巴金在杭州休息，小棠去看父亲，钱包不慎在火车上被人扒了。到了巴金住所，小棠说了钱包被偷的事，完了，把手一摊，对巴金说：“老巴金，赔我钱。”巴金可不“糊涂”，说道：“你的钱被人偷了，为啥子要我赔。”“我是来看你，才被人偷的。我没有钱，要你赔。”小棠“强词夺理”。巴金“回敬”道：“你多写几部电视剧，钱就有了。”看着他们父子“唇枪舌剑”，一旁的工作人员都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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