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建筑风格，都有哪些特点？
到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成为西方艺术主流之后，对于这种情调的追求就变成更为完备的哥特式复兴的理论了。在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哥特式复兴还由于反拿破仑斗争而得到很大的推动，这与当地新古典主义后期的希腊复兴的情形十分相同。原来，英国和德国都是反拿破仑的主力，在文艺和建筑领域中，针对拿破仑所提倡的力追古罗马的帝国风格，他们就从古典宝库中拿出古希腊以对抗古罗马，同时赋予哥特式风格以民族风格的意义，以此与反拿破仑战争是民族战争的宣传相联系，遂使哥特式风格的民族意义深入人心，这比希腊复兴更能使人感到亲切。
正是沿着这种思想情绪的发展，从而哥特式的精神不仅是宗教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和政治的。因此，当英国伦敦的国会大厦因失火烧毁而需重建时，选择的方案最终确定为采用哥特式，其结果就是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1795—1860年）设计的既有哥特式的面貌又不失古典严谨的英国国会大厦。英国国会大厦即威斯敏斯特宫坐落于泰晤士河西岸，隔河遥望，呵风叱雨，威风赫赫，给人印象确实难忘。
实际上，为了满足人员日增的国会各个机构的需要，这座大厦的规模是很大的，其中庭院参差，厅堂众多，巴里采用河畔一溜整齐划一长达300多米的楼房显示了布局的统一和风格的雄伟，而哥特式工艺的专家普金（Augustus Pugin，1812—1852年）为建筑细部和雕饰所作的风格加工，更使它的哥特式风韵在精确无误之余又极具时代特色。在这一长溜楼群之中突兀而起且互不对称的几座高大不一的哥特式塔楼，其中包括那座著名的大本钟的塔楼，又以其雄伟秀丽而错落有致的布局显示了自由自在的浪漫精神。
有了英国这座国会大厦作榜样，英国和欧美各国大小城市的政府大厦、法院、礼堂、火车站和大饭店等便纷纷采用这种哥特式风格，一时蔚然成风。与此同时，哥特式复兴的理论研究取得了深入进展，对哥特式建筑的细部装修、结构体系和整体精神也都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所以这时既能设计出相当地道和典型的哥特式教堂，也能翻新花样，建造起中世纪风貌和浪漫气息都很浓烈而又像童话仙境般美丽的城堡，浪漫主义建筑的优势可谓发挥无遗了。
在19世纪前半期西方建筑的发展中，我们见到了新古典主义的恢复古希腊和罗马风格，也看到了浪漫主义的恢复中世纪或哥特式风格，而且各种风格杂然纷呈，各领风骚，既是百花齐放的盛况，也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混乱。从建筑活动本身来看，19世纪是有史以来建筑工程最多也最活跃的时期，因为它正处于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开始大发展，工业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居民区同时成倍地扩大，市政设施也随之重新规划和建设，新的交通工具如铁路和轮船等更是带来了大变革，使旅馆和车站等建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然而，在建筑工程空前增加，新建筑多如牛毛之时，却找不到19世纪本身的建筑。充斥于建筑舞台的是各种复兴的风格，从古希腊和罗马到哥特式的复兴，还有称为新文艺复兴、新巴洛克和新洛可可的各式各样的复兴的风格，就是没有称为19世纪风格的具有这一时代特色的建筑代表。艺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为历史主义、选择主义或风格大战。但从今天来看，它实际上是走向全新的现代建筑的一种必要的迂回，只有经过这番折腾才能使人痛感各种复兴确已失去了其固有的历史意义。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到了19世纪，建筑的工程技术方面已变成一门比较完备的科学，各类建筑皆可按科学的方法考虑有关材料、结构和施工的问题，即使有困难，也可以从技术学的角度加以解决。于是建筑的技术与艺术这两方面开始分手，技术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而艺术性则只涉及外部装饰和内部装修等次要方面。人们甚至普遍认为建筑艺术主要就是起装饰作用，设计的美学问题成为单纯的装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座建筑物（例如一座旅馆）按当时的技术标准设计出来之后，它就可以按业主的选择和建筑家的爱好，甚至流行的时尚而采用任何一种复兴风格。
可是，有抱负的建筑师就会纳闷：真正代表19世纪的当代建筑又在哪儿呢？这种担忧在19世纪初期的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建筑的交叉并存中已经出现，到了19世纪中叶和后半期甚至成为愈演愈烈、难以摆脱的顽症。在风格大战之下，只要业主肯投资，建筑师有雅兴，各种各样的时代风格、地区风格乃至怪异风格都会亮相，使一个新兴的街区乃至城市变成一座建筑风格的博物馆。
当然，理论界也会根据各种风格的内在特质而提出各自的适用范围，例如教堂和法院宜用哥特式，机关和学校宜用古典式，戏院和赌场宜用巴洛克式等，但这种理论在混乱的风格大战面前是苍白无力的。所以有人说，面对19世纪建筑勃兴的大好时机，创建19世纪自身风格的努力却一败涂地。这可能是现代艺术（以及后现代艺术）将面临的众多危机的一个最早的征兆。
不过，我们在百年之后回顾19世纪西方建筑的这段历史，仍会觉得在其"借古颂今"的大潮中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成就。首先，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当时人们对各种历史风格和各个时代建筑历史的了解较以前深入和准确多了，而考古学、历史学和科学测绘以及照相摄影等，则为人们了解过去提供了丰富切实的材料，加上技术水平的提高，建筑家对过去的复兴便透现着前所未有的精确和真诚，这也可以说是19世纪的各种复兴风格的一大特色。
其次，它们虽名为复兴，或者说外表装饰套用过去各个时代的历史风格，但其工程技术、结构和功能却是适应了19世纪的社会需要，反映了当代水平。因此，从建筑设计来看仍有不少创新之处，即使就装饰而论，也有不少仍取得良好的装饰效果。所以我们今天在欧美各个大城市仍能看到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19世纪建筑，它们在坚固、实用和美观上还是达到了相当水平的，而且能把上述学术上的精确与工业化蓬勃开展之际的兴旺精神结合起来。
因此，19世纪中后期的复兴风格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建筑史上也往往以英法两国当时在位的君主而称之为维多利亚女王式和第二帝国式（指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可惜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在此对它们多作评价。但是，有一个杰作还是不能省略的，那就是法国建筑家查尔斯·加尼叶（Charles Garnier，1825—1898年）设计的巴黎歌剧院（Palais Garnier）。这座位于巴黎闹市中心的音乐艺术之宫，一直享有世界最大歌剧院的荣誉，建筑设计可以说是充分发挥了巴洛克式的富丽豪华。它拥有1100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观众席位多达2000个，舞台之大可供450名演员同时登台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