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效法朱棣发动叛乱,为什么被明宣宗朱瞻基迅速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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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初一,久存谋逆之心的汉王朱高煦,在其封地乐安终于发动叛乱。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八月二十日朝廷大军包围乐安,二十一日朱高煦出城请罪投降,朱高煦之乱被平定。
“靖难之役”的故事没有重演,一场藩王之乱被明宣宗轻而易举地平息了。
明太祖朱元璋“家天下”意识浓厚,他认为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要靠自己的子孙来捍卫国家。所以他分封的二十五个藩王,都负有保卫国家的军事职权。通常藩王三护卫,藩王可以率领将官都督府都司卫所兵出征,军事职权很大。
而当时的燕王朱棣,兵强马壮,占据险要的地势,经营了北京近三十年,才敢发动“靖难之役”。即便如此,朱棣也差点功败垂成,如果不是遇上懦弱仁慈的建文帝,朱棣也是不会成功的。
明成祖即位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迁都北京,征调部队布置在京城周围,加强了北京的军事力量,经济持续发展,军力强大,明王朝进入了强盛时期。
而朱棣由藩王身份篡位成功后,便积极进行削藩政策。藩王或被削去护卫,或被迁出军事要塞,或被废为庶人,此后藩王难以形成威胁中央皇权的势力。
朱高煦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才就封乐安(今山东惠民县),到宣德元年(1426年)起事也就十年光景,怎能和其父朱棣近三十年的经营相比。
乐安是弹丸之地,无险可据。更何况朱高煦的老爷子在位时就对他进行了制裁,他只有一护卫,封地也只限于王府城内,吃喝拉撒的费用都由朝廷拨给,地方民政也不归他管。
由此看来,朱高煦既没有军队来保障,也没有财政来支持,朱高煦有何实力和朱瞻基叫板?有何实力和整个大明朝对抗?所以说朱高煦的叛乱纯粹是不自量力螳臂挡车之举。
朱瞻基和建文帝虽然都是生在皇城之中,但两人的性情、才干、治国经验等方面都相差很大。
建文帝文弱仁厚寡断,朱瞻基则既有父亲仁厚的一面,又有其祖朱棣英勇果决的一面。起初朱瞻基派阳武侯薛禄去平叛,当杨荣、夏原吉提议御驾亲征时,朱瞻基当机立断,立马同意,避免犯类似建文帝误用李景隆平叛失败的错误。
建文帝的老师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这三位都是受人尊敬的儒家学者,都勇敢、正直和满怀着理想。但他们都是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恰恰这三人建文帝视为心腹,执政后成为依靠。
朱瞻基从小接受的是姚广孝、蹇义、夏原吉、胡广等元老重臣的教导。这些元老重臣都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朱瞻基从中受益匪浅,不仅增长了才干,而且培养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朱瞻基即位后,知人善任,其父朱高炽 留给他的一批老臣杨士奇、杨荣、杨 溥、夏原吉、蹇义和张辅,都受到了重用。这六人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形成了强有力的智囊集团。而且这六人大多是原来朱高炽的东宫官属,或是朱瞻基的辅导老师,和朱高炽父子有患难与共的关系,所以君臣同心,其利断金。
如果把建文帝比作笼中雀,那么朱瞻基就是展翅高飞的雄鹰。朱瞻基自幼机敏,深得明成祖朱棣的喜爱。朱棣特别注重对朱瞻基的培养和教导,常常亲身指导,“巡幸征讨皆从”。永乐七年,朱棣巡幸北京,带朱瞻基同行。永乐八年朱棣北征蒙古,让夏原吉辅佐朱瞻基(12岁)留守北京,处理日常事务。永乐十二年,朱棣带朱瞻基北征蒙古,让他接受军事训练。
通过这些磨练,朱瞻基积累了丰富政治和军事经验。当父皇朱高炽驾崩后,从南京奔丧的朱瞻基机警地躲过了朱高煦的伏杀。御驾亲征途中,当人们对朱高煦的动向众说纷纭时,他准确判断出朱高煦还在乐安,“高煦外夸诈,内实怯,临事狐疑不能断。今敢反者,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不能亲征耳。今闻朕行,已胆落,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朱瞻基文武兼备,论智商和文化修养,在明朝皇帝中当仁不让名列榜首,论军事才能,也仅次于明太祖和明成祖,综合素质当属朱瞻基最高,所以战胜朱高煦不在话下。
朱棣雄才大略,机智神勇。而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也异常勇猛,战功赫赫,朱棣以为“类己”,一度想立他为皇太子。其实朱高煦只是个有勇无谋、毫无城府、狂妄自负的悍将而已。
朱高煦自恃战功和明成祖的宠爱,狂妄自负,经常干些不法之事。他目中无人,常以唐太宗自比,来抒发他要夺位的豪情。永乐二年,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朱高煦封汉王,藩国云南,朱高煦以“我何罪!斥万里”为由,不肯就藩。永乐十三年,朱高煦改封青州,仍然不从。
在滞留南京期间,他私自招募了三千兵士,这些兵士胡作非为,四处劫掠。兵指挥使徐野驴抓了几个来惩治,朱高煦大怒,他竟然用铁瓜把徐野驴敲死了,“手铁瓜挝杀野驴,众莫敢言”。朱高煦得意忘形,“遂僭用乘舆器物。”朱棣听说这些事后,十分生气。永乐十四年,朱棣回京后,把他关在西华门内,想要把他废为庶人,也是多亏太子朱高炽苦苦哀求,朱棣才作罢。削去朱高煦的两护卫,只保留一护卫,以示惩戒。
朱高煦的横行无忌,让他为众人所不齿,也让曾经喜欢他的父皇朱棣厌弃。
永乐十五年,朱棣逼迫朱高煦就藩乐安。“乐安”以前称为“棣州”,朱棣即位后,才改称“乐安”。朱棣把朱高煦改封在乐安,此举也是用心良苦。一方面是希望朱高煦能够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另一方面也是考虑乐安离北京城较近,便于以后朱高炽父子节制。
但朱高煦到了乐安后,并不“乐安”。他“怨望,异谋益急。”
但由于朱高煦的种种恶行,让他“失道寡助”,没有像父亲朱棣那样招揽到人才,在朝廷中也没有内应。手下的护卫也是乌合之众,鱼龙混杂。这些人因管束不严,经常劫掠骚扰百姓,使得民心尽失。民心向背,也注定了朱高煦失败的下场。
以上有关朱高煦叛乱的史实在《明史》、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都有记载,但其史料来源都出自《明太宗实录》和《明宣宗实录》。《明太宗实录》是朱瞻基平定朱高煦之乱后编纂完成的,而《明宣宗实录》的监修官是张辅,总裁是杨士奇、杨荣、杨 溥。他们都是明宣宗的心腹大臣,对于有些史实记载不能不怀疑其客观性和公正性。即便是从他们记载的史实来看,朱高煦叛乱也是疑点重重。
1.朱高煦果真敢以区区数千兵力对抗大明朝吗?如此不自量力、以卵击石的行为,除非朱高煦脑子有病才能做出来。
2.朱高煦的叛乱,未杀地方官吏一人,未戮朝廷一兵一卒,这样能称之为叛乱吗?
3.朱高煦从八月初一叛乱,到八月二十明宣宗御驾亲征兵临城下。在这二十天里,朱高煦的“叛军”竟没有离开“弹丸之地”乐安一步,没有任何攻城拔寨,夺取领土的举动。
4.明朝大军兵临城下时,朱高煦竟然一点抵抗都没有,第二天就出城投降。这怎么像一个“性凶悍”,经历过“靖难之役”考验的猛将所为?
凡此种种反常现象,让人们不得不怀疑朱高煦真的叛乱了吗,明宣宗朱瞻基的御驾亲征是不是以此为借口的削藩而已?
明宣宗平定叛乱后,改乐安为武定州,废朱高煦及其诸子为庶人,关押在皇城西安门内。宣德四年的一天,朱瞻基去看望叔父朱高煦。朱高煦一脚扫倒了朱瞻基,朱瞻基大怒,命人抬了个三百斤的铜缸扣住朱高煦,朱高煦力气大,竟顶起了铜缸。朱瞻基又让人在铜缸上堆满木炭点燃,朱高煦浴火焚身,一切恩怨,化为灰烬。
“靖难之役”的故事没有重演,一场藩王之乱被明宣宗轻而易举地平息了。
明太祖朱元璋“家天下”意识浓厚,他认为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要靠自己的子孙来捍卫国家。所以他分封的二十五个藩王,都负有保卫国家的军事职权。通常藩王三护卫,藩王可以率领将官都督府都司卫所兵出征,军事职权很大。
而当时的燕王朱棣,兵强马壮,占据险要的地势,经营了北京近三十年,才敢发动“靖难之役”。即便如此,朱棣也差点功败垂成,如果不是遇上懦弱仁慈的建文帝,朱棣也是不会成功的。
明成祖即位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迁都北京,征调部队布置在京城周围,加强了北京的军事力量,经济持续发展,军力强大,明王朝进入了强盛时期。
而朱棣由藩王身份篡位成功后,便积极进行削藩政策。藩王或被削去护卫,或被迁出军事要塞,或被废为庶人,此后藩王难以形成威胁中央皇权的势力。
朱高煦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才就封乐安(今山东惠民县),到宣德元年(1426年)起事也就十年光景,怎能和其父朱棣近三十年的经营相比。
乐安是弹丸之地,无险可据。更何况朱高煦的老爷子在位时就对他进行了制裁,他只有一护卫,封地也只限于王府城内,吃喝拉撒的费用都由朝廷拨给,地方民政也不归他管。
由此看来,朱高煦既没有军队来保障,也没有财政来支持,朱高煦有何实力和朱瞻基叫板?有何实力和整个大明朝对抗?所以说朱高煦的叛乱纯粹是不自量力螳臂挡车之举。
朱瞻基和建文帝虽然都是生在皇城之中,但两人的性情、才干、治国经验等方面都相差很大。
建文帝文弱仁厚寡断,朱瞻基则既有父亲仁厚的一面,又有其祖朱棣英勇果决的一面。起初朱瞻基派阳武侯薛禄去平叛,当杨荣、夏原吉提议御驾亲征时,朱瞻基当机立断,立马同意,避免犯类似建文帝误用李景隆平叛失败的错误。
建文帝的老师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这三位都是受人尊敬的儒家学者,都勇敢、正直和满怀着理想。但他们都是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恰恰这三人建文帝视为心腹,执政后成为依靠。
朱瞻基从小接受的是姚广孝、蹇义、夏原吉、胡广等元老重臣的教导。这些元老重臣都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朱瞻基从中受益匪浅,不仅增长了才干,而且培养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朱瞻基即位后,知人善任,其父朱高炽 留给他的一批老臣杨士奇、杨荣、杨 溥、夏原吉、蹇义和张辅,都受到了重用。这六人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形成了强有力的智囊集团。而且这六人大多是原来朱高炽的东宫官属,或是朱瞻基的辅导老师,和朱高炽父子有患难与共的关系,所以君臣同心,其利断金。
如果把建文帝比作笼中雀,那么朱瞻基就是展翅高飞的雄鹰。朱瞻基自幼机敏,深得明成祖朱棣的喜爱。朱棣特别注重对朱瞻基的培养和教导,常常亲身指导,“巡幸征讨皆从”。永乐七年,朱棣巡幸北京,带朱瞻基同行。永乐八年朱棣北征蒙古,让夏原吉辅佐朱瞻基(12岁)留守北京,处理日常事务。永乐十二年,朱棣带朱瞻基北征蒙古,让他接受军事训练。
通过这些磨练,朱瞻基积累了丰富政治和军事经验。当父皇朱高炽驾崩后,从南京奔丧的朱瞻基机警地躲过了朱高煦的伏杀。御驾亲征途中,当人们对朱高煦的动向众说纷纭时,他准确判断出朱高煦还在乐安,“高煦外夸诈,内实怯,临事狐疑不能断。今敢反者,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不能亲征耳。今闻朕行,已胆落,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朱瞻基文武兼备,论智商和文化修养,在明朝皇帝中当仁不让名列榜首,论军事才能,也仅次于明太祖和明成祖,综合素质当属朱瞻基最高,所以战胜朱高煦不在话下。
朱棣雄才大略,机智神勇。而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也异常勇猛,战功赫赫,朱棣以为“类己”,一度想立他为皇太子。其实朱高煦只是个有勇无谋、毫无城府、狂妄自负的悍将而已。
朱高煦自恃战功和明成祖的宠爱,狂妄自负,经常干些不法之事。他目中无人,常以唐太宗自比,来抒发他要夺位的豪情。永乐二年,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朱高煦封汉王,藩国云南,朱高煦以“我何罪!斥万里”为由,不肯就藩。永乐十三年,朱高煦改封青州,仍然不从。
在滞留南京期间,他私自招募了三千兵士,这些兵士胡作非为,四处劫掠。兵指挥使徐野驴抓了几个来惩治,朱高煦大怒,他竟然用铁瓜把徐野驴敲死了,“手铁瓜挝杀野驴,众莫敢言”。朱高煦得意忘形,“遂僭用乘舆器物。”朱棣听说这些事后,十分生气。永乐十四年,朱棣回京后,把他关在西华门内,想要把他废为庶人,也是多亏太子朱高炽苦苦哀求,朱棣才作罢。削去朱高煦的两护卫,只保留一护卫,以示惩戒。
朱高煦的横行无忌,让他为众人所不齿,也让曾经喜欢他的父皇朱棣厌弃。
永乐十五年,朱棣逼迫朱高煦就藩乐安。“乐安”以前称为“棣州”,朱棣即位后,才改称“乐安”。朱棣把朱高煦改封在乐安,此举也是用心良苦。一方面是希望朱高煦能够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另一方面也是考虑乐安离北京城较近,便于以后朱高炽父子节制。
但朱高煦到了乐安后,并不“乐安”。他“怨望,异谋益急。”
但由于朱高煦的种种恶行,让他“失道寡助”,没有像父亲朱棣那样招揽到人才,在朝廷中也没有内应。手下的护卫也是乌合之众,鱼龙混杂。这些人因管束不严,经常劫掠骚扰百姓,使得民心尽失。民心向背,也注定了朱高煦失败的下场。
以上有关朱高煦叛乱的史实在《明史》、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都有记载,但其史料来源都出自《明太宗实录》和《明宣宗实录》。《明太宗实录》是朱瞻基平定朱高煦之乱后编纂完成的,而《明宣宗实录》的监修官是张辅,总裁是杨士奇、杨荣、杨 溥。他们都是明宣宗的心腹大臣,对于有些史实记载不能不怀疑其客观性和公正性。即便是从他们记载的史实来看,朱高煦叛乱也是疑点重重。
1.朱高煦果真敢以区区数千兵力对抗大明朝吗?如此不自量力、以卵击石的行为,除非朱高煦脑子有病才能做出来。
2.朱高煦的叛乱,未杀地方官吏一人,未戮朝廷一兵一卒,这样能称之为叛乱吗?
3.朱高煦从八月初一叛乱,到八月二十明宣宗御驾亲征兵临城下。在这二十天里,朱高煦的“叛军”竟没有离开“弹丸之地”乐安一步,没有任何攻城拔寨,夺取领土的举动。
4.明朝大军兵临城下时,朱高煦竟然一点抵抗都没有,第二天就出城投降。这怎么像一个“性凶悍”,经历过“靖难之役”考验的猛将所为?
凡此种种反常现象,让人们不得不怀疑朱高煦真的叛乱了吗,明宣宗朱瞻基的御驾亲征是不是以此为借口的削藩而已?
明宣宗平定叛乱后,改乐安为武定州,废朱高煦及其诸子为庶人,关押在皇城西安门内。宣德四年的一天,朱瞻基去看望叔父朱高煦。朱高煦一脚扫倒了朱瞻基,朱瞻基大怒,命人抬了个三百斤的铜缸扣住朱高煦,朱高煦力气大,竟顶起了铜缸。朱瞻基又让人在铜缸上堆满木炭点燃,朱高煦浴火焚身,一切恩怨,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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