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阅读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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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最终住进了医院,手术后,决定通过文学重新参加战斗。在莫斯科定居,开始写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朋友们说他写得很好。保尔还有秘书——加莉亚。但写作期间曾遗失原稿,只好重写。
保尔的书写完后,母亲把书送到了邮局。州委告知保尔:大作即将出版。保尔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个真正的强者,在面对命运折磨的时候,他们能够挽救自己,他们有坚强的神经,钢铁般的意志。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在索契,德国队拯救了自己的命运。要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在索契疗养的时期,写下了让所有人都记得的那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看《钢铁》时,我笑得最厉害,莫过于读到保尔戏剧性地被“拉达”军官契尔尼亚克上校从监狱中释放,效果之所以这么好,离不开反讽的处理和之前的多处铺垫:监狱中很多无辜的犯人和革命者胡乱关在一起,根本没有人过问。管理监狱的卫戍司令是神父的儿子,虽然自小备受宗教“熏陶”,却只知道滥用职权,强抢民女,先前已经有一个军官(萨洛梅加)当面嘲笑他能力不足且不务正业。契尔尼亚克上校在催促军人整理一片狼藉的内务时,一经副官提醒,就立即去监狱查点犯人,而且根本没指望有什么卷宗案底能用得上,显然他十分清楚卫戍司令是块什么料,而监狱在这样卫戍司令管理下必然十分混乱。因为囚犯大多数是乱抓来的,契尔尼亚克上校仅仅问了几句,就立即把人放掉,保尔和地下党多林尼克也乘机编了很荒唐的入狱理由而混出监狱。有一个酿私酒被抓的老妇人,一个劲祝愿上校“上帝保佑,好人好报”。而上校他释放犯人的举动绝不是突发善心,而是“顾大局”的,当时“拉达”领导人彼得留拉和外国使团在当地参加阅兵,上校必须将“形象工程”做好,否则监狱关满名不副实的犯人,这可能令大头目不满,甚至对外国“援助”有不良影响。在审问犯人时,上校还有“意外收获”,原来一个犹太剃头匠,被捕是因为多了句嘴,问了关于犹太富商为避免当他犹太人再遭“拉达”哥萨克军队屠杀,计划向彼得留拉请愿的事。萨洛梅加原先对卫戍司令说过,屠杀事件是绝对不能被提起的,如果这件事泄露给外国使团知道,会引起严重后果。在上校看来,既然与请愿有关,就必须将剃头匠加强控制,结果,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剃头匠,不但没被释放,反而被上校重点押解到司令部。事后契尔尼亚克上校还不忘骂无能的卫戍司令几句,扬言“要把他关几天禁闭”。
小说中这段故事情节,本来是很平直的叙述,却对读者产生了极强的冲击效果,反讽的艺术手段功不可没。上校的荒唐和自以为是,地方“拉达”的行政管理低效混乱,卫戍司令的无作为和胡作非为,最终导致错放了犯人,固然令人捧腹,而上校继续关押剃头匠,这绝对是神来之笔,将民族主义欺凌少数民族的罪恶、事后试图掩盖证据,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干涉他国内政的丑恶全都揭露了出来,如果读者想到这一层,就又笑不起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次讽刺可谓超高水平,其杀伤面之广令人乍舌。
除了敌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在作品中讥讽了革命后产生的官僚。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对官僚这一套极为反感,因此在小说中对官僚主义的嘲讽相当辛辣。
比如拥有外号“理论家”的团干部屠弗塔。他第一次出现是在党史辩论中,被学习时间不长的保尔轻易驳倒,这不禁使读者诧异,保尔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随着剧情的深入,屠弗塔的形象原来越清晰了。保尔在抢修铁路时负责带队,屠弗塔借保尔与冬妮娅的关系做文章,质疑对保尔的任命,因为“官报私仇”,结果受到上级的训诫处分,被团员们嘲笑。杜巴瓦为了抢运铁轨,截留了公交车,屠弗塔于是写报告要求给杜巴瓦处分,被团委书记阿基姆一顿训斥,又被团员们嘲笑。保尔归队后,屠弗塔拒不恢复保尔的团籍,又被新任的团委书记批评,这次团员们不嘲笑了,要撤他的职……,他处理事情死扣条文,官僚作风严重,对同志的需求也从不热心,其结果是经常损人不利己,他就是这样,一直不被任何人喜欢。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屠弗塔在党史辩论时输给保尔了:并非他的水平比保尔弱,而是因为本本主义者肯定比不过那些理论联系实际的,而他那“理论家”的称号也绝不是褒义的。
不过团委书记也指出他有个“优点”:整理档案比别人强,他也十分热爱这种工作,而且这种工作非他不可。看到这,大伙恐怕又都笑了——因为屠弗塔比别人都“机械”,所以他适合去整档案。
屠弗塔后来被解职,他为了在政坛上翻身而加入托派。在团员辩论中,他的教条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竟然歪曲了列宁的话,为托派主张辩护,而在场青年团员们哪有不知道列宁那句话的来处的,一时辩论会上笑声四起,连同是托派的兹维塔耶夫等人都私下骂他是笨蛋。
除了屠弗塔,奥斯特洛夫斯基还讽刺过一个维持会场秩序的大个子纠察队长,他对丽达前倨后恭的态度,简直又一条“变色龙”。
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在作品中嘲讽了一下小市民。
有一个人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在保尔在与冬妮娅交往中,起了垫脚石作用的苏哈尔克。他的家境还不错,父亲是调车场的头。苏哈尔克利己自私,毫无理想,贪图享乐,恃强凌弱,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他知道冬妮娅爱读书,但对冬妮娅为什么爱读书根本不能理解。为了追美人,他赶了一次时髦,给冬妮娅些情书,还抄了不少爱情诗,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荒唐举动使冬妮娅十分反感。为了在冬妮娅面前逞英雄,他无故欺凌小他两岁,家境贫寒的保尔,结果自作自受,被保尔一拳打进河里,摔成了落汤鸡。
后来阿廖沙向保尔介绍考中学的经过,提到他一起考学的几个市民家庭的同乡青年,苏哈尔克也在其中,这几个青年虽家境富裕,有机会学习,却不学无术,他们考不上中学,竟然欺骗学习优良的阿廖沙,说他没有通过考试,幸亏阿廖沙没上当。苏哈尔克等人后来上了不用选拔的技工学校,总算能暂时应付一下家人的希望了,但他们仍然每天喝酒赌博,不思进取,受教育的机会也就白白浪费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上过技校,1920年因前方吃紧,辍学参军,血洒疆场。1922年,他曾经短时间重返学校,学校生源的乱象使他不满,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学,而像苏哈尔克这样家境殷实,却虚度人生的青年为数不少,他们挤占了有限的学习资源,对社会、对自己都没有一点好处。奥斯特洛夫斯基给女友别莲富斯的信中,对他所在的两年制技校加严学员入学筛选的做法很赞同,但他本人原想直接上二年级,这样一来只能重新从一年级上,感觉非常亏。信中这种矛盾心情令人忍俊不禁。
除了讽刺,小说中也用了揶揄。因为人和社会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时善意嘲笑一下光明面的不足之处,是完全可以的。比如朱赫来听工人们讲给工地弄取暖设施的经过,对提到的投机倒把干部只能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还有保尔在火车上抢座、丽达写“出轨宣言”,以及冬妮娅搞感情预备队等。
给人印象较深的,是保尔毒打玩弄女性的法伊洛后的危机处理。在党的法庭上,法伊洛被开除。本来保尔也应该因打人受警告的,结果保尔的朋友出示了保尔的健康证明,说保尔的一时暴怒与解放战争受的伤有关。这说法本来也就是骗小孩的,但大家本来都赞同保尔教训法伊洛,甚至有的心里还嫌打得不过瘾,这份健康证明又使人想起了保尔昔日的付出和功绩,结果裁决组认为辩护有效,做出了明显偏袒保尔的裁决——不予处分。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很古老的命题:要理性还是要情感,我从不认为保尔会因为迷信权威变成机器人,因为保尔思想独立,不迷信权威。但保尔在时间和学习中,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了,真让人担心照这样下去,保尔还是会变成机器人。不过这一次,保尔对法伊洛这一空前恶劣的行为表现出的强烈痛恨,以致一时失控,出手伤人,证明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裁决组的集体偏袒,也证明他们也是有义愤、有感情的人。奥斯特洛夫斯基从不提倡禁欲主义,认为革命者既要理性,又要有感情。
但整件事上作者只做了这一次揶揄,因为总基调很沉重,让人根本乐不起来。
据记载,法伊洛的原型并非只是脑袋上开个口,再开个除,事就这么轻易地结束了。被他欺骗的女青年用枪把他爆了头,女青年事后被判了刑(缓刑)。奥斯特洛夫斯基出于对女当事人的保护,改写这一事件,让保尔替她出头,同时将这件丑闻的注意点转到党员的道德作风上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疗养院养病期间,曾听到一些干部在阳台上吹嘘自己的恨人经历,感觉像进了下水道一样,作者认为这类败坏的作风会导致危机,必需严惩和制止,该经历也同时写进了小说的这段情节里。
2018.7.19
保尔的书写完后,母亲把书送到了邮局。州委告知保尔:大作即将出版。保尔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个真正的强者,在面对命运折磨的时候,他们能够挽救自己,他们有坚强的神经,钢铁般的意志。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在索契,德国队拯救了自己的命运。要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在索契疗养的时期,写下了让所有人都记得的那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看《钢铁》时,我笑得最厉害,莫过于读到保尔戏剧性地被“拉达”军官契尔尼亚克上校从监狱中释放,效果之所以这么好,离不开反讽的处理和之前的多处铺垫:监狱中很多无辜的犯人和革命者胡乱关在一起,根本没有人过问。管理监狱的卫戍司令是神父的儿子,虽然自小备受宗教“熏陶”,却只知道滥用职权,强抢民女,先前已经有一个军官(萨洛梅加)当面嘲笑他能力不足且不务正业。契尔尼亚克上校在催促军人整理一片狼藉的内务时,一经副官提醒,就立即去监狱查点犯人,而且根本没指望有什么卷宗案底能用得上,显然他十分清楚卫戍司令是块什么料,而监狱在这样卫戍司令管理下必然十分混乱。因为囚犯大多数是乱抓来的,契尔尼亚克上校仅仅问了几句,就立即把人放掉,保尔和地下党多林尼克也乘机编了很荒唐的入狱理由而混出监狱。有一个酿私酒被抓的老妇人,一个劲祝愿上校“上帝保佑,好人好报”。而上校他释放犯人的举动绝不是突发善心,而是“顾大局”的,当时“拉达”领导人彼得留拉和外国使团在当地参加阅兵,上校必须将“形象工程”做好,否则监狱关满名不副实的犯人,这可能令大头目不满,甚至对外国“援助”有不良影响。在审问犯人时,上校还有“意外收获”,原来一个犹太剃头匠,被捕是因为多了句嘴,问了关于犹太富商为避免当他犹太人再遭“拉达”哥萨克军队屠杀,计划向彼得留拉请愿的事。萨洛梅加原先对卫戍司令说过,屠杀事件是绝对不能被提起的,如果这件事泄露给外国使团知道,会引起严重后果。在上校看来,既然与请愿有关,就必须将剃头匠加强控制,结果,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剃头匠,不但没被释放,反而被上校重点押解到司令部。事后契尔尼亚克上校还不忘骂无能的卫戍司令几句,扬言“要把他关几天禁闭”。
小说中这段故事情节,本来是很平直的叙述,却对读者产生了极强的冲击效果,反讽的艺术手段功不可没。上校的荒唐和自以为是,地方“拉达”的行政管理低效混乱,卫戍司令的无作为和胡作非为,最终导致错放了犯人,固然令人捧腹,而上校继续关押剃头匠,这绝对是神来之笔,将民族主义欺凌少数民族的罪恶、事后试图掩盖证据,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干涉他国内政的丑恶全都揭露了出来,如果读者想到这一层,就又笑不起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次讽刺可谓超高水平,其杀伤面之广令人乍舌。
除了敌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在作品中讥讽了革命后产生的官僚。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对官僚这一套极为反感,因此在小说中对官僚主义的嘲讽相当辛辣。
比如拥有外号“理论家”的团干部屠弗塔。他第一次出现是在党史辩论中,被学习时间不长的保尔轻易驳倒,这不禁使读者诧异,保尔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随着剧情的深入,屠弗塔的形象原来越清晰了。保尔在抢修铁路时负责带队,屠弗塔借保尔与冬妮娅的关系做文章,质疑对保尔的任命,因为“官报私仇”,结果受到上级的训诫处分,被团员们嘲笑。杜巴瓦为了抢运铁轨,截留了公交车,屠弗塔于是写报告要求给杜巴瓦处分,被团委书记阿基姆一顿训斥,又被团员们嘲笑。保尔归队后,屠弗塔拒不恢复保尔的团籍,又被新任的团委书记批评,这次团员们不嘲笑了,要撤他的职……,他处理事情死扣条文,官僚作风严重,对同志的需求也从不热心,其结果是经常损人不利己,他就是这样,一直不被任何人喜欢。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屠弗塔在党史辩论时输给保尔了:并非他的水平比保尔弱,而是因为本本主义者肯定比不过那些理论联系实际的,而他那“理论家”的称号也绝不是褒义的。
不过团委书记也指出他有个“优点”:整理档案比别人强,他也十分热爱这种工作,而且这种工作非他不可。看到这,大伙恐怕又都笑了——因为屠弗塔比别人都“机械”,所以他适合去整档案。
屠弗塔后来被解职,他为了在政坛上翻身而加入托派。在团员辩论中,他的教条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竟然歪曲了列宁的话,为托派主张辩护,而在场青年团员们哪有不知道列宁那句话的来处的,一时辩论会上笑声四起,连同是托派的兹维塔耶夫等人都私下骂他是笨蛋。
除了屠弗塔,奥斯特洛夫斯基还讽刺过一个维持会场秩序的大个子纠察队长,他对丽达前倨后恭的态度,简直又一条“变色龙”。
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在作品中嘲讽了一下小市民。
有一个人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在保尔在与冬妮娅交往中,起了垫脚石作用的苏哈尔克。他的家境还不错,父亲是调车场的头。苏哈尔克利己自私,毫无理想,贪图享乐,恃强凌弱,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他知道冬妮娅爱读书,但对冬妮娅为什么爱读书根本不能理解。为了追美人,他赶了一次时髦,给冬妮娅些情书,还抄了不少爱情诗,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荒唐举动使冬妮娅十分反感。为了在冬妮娅面前逞英雄,他无故欺凌小他两岁,家境贫寒的保尔,结果自作自受,被保尔一拳打进河里,摔成了落汤鸡。
后来阿廖沙向保尔介绍考中学的经过,提到他一起考学的几个市民家庭的同乡青年,苏哈尔克也在其中,这几个青年虽家境富裕,有机会学习,却不学无术,他们考不上中学,竟然欺骗学习优良的阿廖沙,说他没有通过考试,幸亏阿廖沙没上当。苏哈尔克等人后来上了不用选拔的技工学校,总算能暂时应付一下家人的希望了,但他们仍然每天喝酒赌博,不思进取,受教育的机会也就白白浪费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上过技校,1920年因前方吃紧,辍学参军,血洒疆场。1922年,他曾经短时间重返学校,学校生源的乱象使他不满,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学,而像苏哈尔克这样家境殷实,却虚度人生的青年为数不少,他们挤占了有限的学习资源,对社会、对自己都没有一点好处。奥斯特洛夫斯基给女友别莲富斯的信中,对他所在的两年制技校加严学员入学筛选的做法很赞同,但他本人原想直接上二年级,这样一来只能重新从一年级上,感觉非常亏。信中这种矛盾心情令人忍俊不禁。
除了讽刺,小说中也用了揶揄。因为人和社会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时善意嘲笑一下光明面的不足之处,是完全可以的。比如朱赫来听工人们讲给工地弄取暖设施的经过,对提到的投机倒把干部只能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还有保尔在火车上抢座、丽达写“出轨宣言”,以及冬妮娅搞感情预备队等。
给人印象较深的,是保尔毒打玩弄女性的法伊洛后的危机处理。在党的法庭上,法伊洛被开除。本来保尔也应该因打人受警告的,结果保尔的朋友出示了保尔的健康证明,说保尔的一时暴怒与解放战争受的伤有关。这说法本来也就是骗小孩的,但大家本来都赞同保尔教训法伊洛,甚至有的心里还嫌打得不过瘾,这份健康证明又使人想起了保尔昔日的付出和功绩,结果裁决组认为辩护有效,做出了明显偏袒保尔的裁决——不予处分。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很古老的命题:要理性还是要情感,我从不认为保尔会因为迷信权威变成机器人,因为保尔思想独立,不迷信权威。但保尔在时间和学习中,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了,真让人担心照这样下去,保尔还是会变成机器人。不过这一次,保尔对法伊洛这一空前恶劣的行为表现出的强烈痛恨,以致一时失控,出手伤人,证明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裁决组的集体偏袒,也证明他们也是有义愤、有感情的人。奥斯特洛夫斯基从不提倡禁欲主义,认为革命者既要理性,又要有感情。
但整件事上作者只做了这一次揶揄,因为总基调很沉重,让人根本乐不起来。
据记载,法伊洛的原型并非只是脑袋上开个口,再开个除,事就这么轻易地结束了。被他欺骗的女青年用枪把他爆了头,女青年事后被判了刑(缓刑)。奥斯特洛夫斯基出于对女当事人的保护,改写这一事件,让保尔替她出头,同时将这件丑闻的注意点转到党员的道德作风上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疗养院养病期间,曾听到一些干部在阳台上吹嘘自己的恨人经历,感觉像进了下水道一样,作者认为这类败坏的作风会导致危机,必需严惩和制止,该经历也同时写进了小说的这段情节里。
201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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