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曹文轩的三个故事，是关于他自己的，很急
1、许多年前，有一个在我课堂上听了一年课的女孩子和我聊天。她说，曹老师，您知道冬天的晚上，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她告诉我说，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吃完晚饭后洗碗。
她家住在山里，虽然拥有青山绿水，但同时，又有让她感到心灰意冷的贫穷。贫穷到什么程度？贫穷到连几分钱一盒的蛤蜊油都买不起。她告诉我，她想通过洗碗，在手面上找到一点点油腻的感觉。
这就是个人经验，这是我们的想象力根本无法到达的地方，而这种个人经验恰恰是文学所需要的经验。这就是财富，而且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自己的脚下。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
我出生在江苏苏北农村，那里的房子都是依水而建，开门就看到水，那个地方，是我巨大的写作资源的仓库。我的作品里，为什么没有那些肮脏的意象？
为什么没有那些肮脏的词藻？为什么没有那样肮脏的境界？我想是与水在冥冥之中的教化有关的。我承认，我的作品有一种洁癖。
2、父亲、北大，北大，父亲，于我而言，都恩重如山。是父亲让我有了进北大的机会。当时北大到盐城招生，只有一个图书馆系的名额。招生的王老师，我要一生感激她，是她从我的档案中看到我喜欢创作，并已发表作品，立即将我的档案拿在手中再也不肯撒手。
我到北大图书馆系学了一个多月的图书分类法，一天学校通知我转系——转到中文系学习，理由是我喜欢写作并能写作。喜欢写作、也能写作却与父亲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实际上一路上都在罩着我。
是父亲让我交上了到北大读书深造的好运。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北大给了我知识，而知识培养了我的眼力，发现从前、发现现在、发现父亲的的眼力——这一点太意味深长了。
3、盐城水乡到北京大学，是我人生中和父亲的第一次告别——一次真正的告别。我终于要远去了，甚至可能永远也不能再回到他生活的地方。这一点，他也许知道得很清楚。
他当然舍不得我的离去，但内心又充满喜悦和幸福。我的离去，无疑也是他所期盼的，他终于看到了他的收获——上北大，在他看来，是这个家的光彩，是他一生的荣耀。他不想挽留，也无法挽留，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让我体面地上路，去远方。
那时，我家很穷，几乎一贫如洗，我甚至连一只随行的箱子都没有。那时的世界物质高度匮乏。他拿出了一块珍藏了许多年的木材（那块木材他留着干什么用的，我至今也不清楚，只觉得他好像有一个预感：他的儿子要上路，他的儿子得有只箱子），请木匠给我做了一只漂漂亮亮的箱子。
箱子做成后，是他亲自刷的油，刷了好几遍油。那箱子装了我的书本，装了我的各种物件，也装了一段永生永世难以忘怀的人生，与我一起离开了父亲、家人、村庄和那边风景独特的田野。我是坐轮船离开的。
至今我还记得父亲站在岸上送别的样子，那时已经是秋天了，水上到处飘着落叶。当时心里很难过。但我知道，分离，告别——告别无处不在，也不必难过，该难过的只怕是无处告别。
4、父亲是一个对我要求十分严格的父亲，我吃过他的巴掌，甚至吃过他的棍棒。但我不会像今天的孩子去记仇，因为那时候的舆论没有教会我们去记仇，而是恰恰相反。如今回头检点自己，依然会心悦诚服地说：该打，不打完蛋！
是父亲将我打到了正道上。时代不同了，对打的定义早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的个人感受，无可宣扬。当然，在父亲的教育韬略中，棍棒并非是日常选项，也不是主要选项，只是到了非棍棒不可时，才使用，用一回是一回。
当然，父亲根本影响了我人生的，肯定不是棍棒，甚至不是言传，而是无时不在的身教。与人为善、扶危济困、宽容大度、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积极向上。这一切，也许我并没有全部做到，但父亲教给了我。
也就是在最后一次棍棒之后不久，在我颈部已经存在了好几个月的肿块，被城里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是父亲带我去的医院。记得有好几个医生十分仔细地摸了我脖子上那个肿块。他们的表情都很沉重。后来，他们笑着让我到外面走廊的椅子上坐着，单留下了父亲。
回家一路，父亲对我格外呵护。到家时，路过邻居二妈家。二妈问爸爸：“校长，宝宝的病没事吧？”我父亲是一个很强大的人，但在那一刻，他终于崩溃了，他拼命想克制住自己，但最终还是失声哭泣起来。
我没有害怕，但我已经知道，我将会有可能告别父亲、母亲、奶奶、妹妹、老师、同学去另一个世界。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得到的爱是成倍增长，无边无际的。越是这样，我就越知道我要走了。那些日子，我经常沉浸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想象中。
还想象着我离去之后父亲他们的会怎样难过，怎样悲伤。接下来，就是父亲不顾一切地带着我四处求医。当人们总是看到他背着我走出家门，又背着我回来时，人们会发现在父亲的心中其实还有比他个人的荣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儿子。
他要倾其所有，阻止我与他、与这个世界的告别。最后，他带着我去了上海，寄居一个人家。不久，肿块化脓破裂了。
上海华亭医院的一个老医生很有把握地告诉父亲，这个肿块只是淋巴结核，会好的。父亲得知这一结论，又一次泪流满面。经历了这一次虚拟的告别，我更深刻地感知到了悲悯，爱与生死的含义。
5、1996年10月17日，那天临近中午，我的大妹夫从盐城打来一个电话。他力图想保持镇定，但还是听得出来，他当时的紧张。电话里，他说：爸爸的心脏病爆发了，一直处在剧烈疼痛中，现在正在镇上医院抢救。
他问我，要不要让城里医院来急救车，如果这样又担忧路上颠簸，会不会加剧病情的恶化，等我作出决定。我也许犯了我一生中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最终作出决定：请镇上医院竭尽全力抢救我的父亲。
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不久前我回过一趟老家，那条通往县城的公路全程整修，一路坑坑洼洼，车辆行驶极其艰难。这样的颠簸，对于一个心脏病人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我一面立即收拾行装，马上回家，一边不时了解抢救情况。
半个多小时候，大妹夫又打来电话，说父亲要和我说话。电话中，我很难听出父亲的痛苦，只是声音不大。他说他会没有事的，不要急着往家赶，你写你的东西。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人家都说你家文轩是个大孝子。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我马上就要拉开门出发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的是一片哭声。大妹夫告诉我：爸爸他走了。这不是告别，是诀别。是所有告别中最无法让人接受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