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是非对错有标准吗

Answer 1

而我似乎又很难言简意赅地回答这类问题。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功利主义》一书中说的那样“人类知识发展至今，像‘是非’标准这样令人争论不休、始终无法给出满意定论的话题可谓寥寥可数。”足见“是非”难有统一的标准，有人觉得这样做对，有人觉得那样做对。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家平时争论的时候，总是站在互相对立的立场上做判断题，结果就只能是你对我错或者我错你对，似乎承认对方的正确就减少了自己观点的鲜明性和攻击性。帕斯卡尔说：“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当正确是指纯粹正确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是正确的了。”
一说起对错，就不由想起以前考试时常出现的判断题型，只要发现题干中一点谬误便可以打叉，无需做多余的思考，似乎对错泾渭分明。然而，生活往往不是判断题，而是一道辨析题。我们需要分辨对错然后加以说明，从而以理服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两个人为某个事情争得面红耳赤，都觉得自己才是对的，最后演变为彼此谩骂或抬杠。北京电视台与郭德纲之间的争论已经停歇，似乎不了了之，但郭德纲还是冤枉地戴上了“三俗”的帽子。帕斯卡尔说：“当我们想指出别人所犯的错误时，我们就必须弄清他观察事物的立足点。必须承认他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同时又要指出他在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可惜真正到日常生活中，大家就没有耐心和理性这样条分缕析，而是武断地说这个对、那个错，甚至搞斗争扩大化，来个欲加之罪。其实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非对错乃矛盾的双方，彼此联系，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对错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由于是非对错的复杂，才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是非对错是个很大的概念，做学问难以此界定，关键还要看在实践生活中的效果。秦国以法家思想为尊，横扫六合；汉前期以道家思想治国，休养生息；汉武帝独尊儒术，实现大一统，四海归一。到底哪个思想对呢？只能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我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孔子在认识论上主张“生而知之”，在思想方法上则宣扬“中庸”。北宋的程颐加以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一言以蔽之，中庸就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其影响深远。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得理不饶人，即使他有理，旁人也会觉得做错了，因为在大家眼中，正确的做法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甚至以德报怨。墨子则提出了学说的是非标准：第一个是已过去的间接经验，二是多数人的直接经验，三是从社会政治的效果检验知识的真假和言论的好坏，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庄子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是非是无法判断的。他在《齐物论》中说，我与你两个人辩论，怎么能肯定你说的一定对，而我说的一定错呢？我与你是没法判断的，即使请出第三个人来，也没法判定，因为，如果他的意见相同于你我任何一方，他就没法判定谁是谁非，而如果他的意见与你我都不相同，或者都相同，那他也没法判定谁是谁非。所以，是非永远也搞不清楚。不过对于现实中的是非斗争，庄子提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随声附和，一个是调合是非，不分是非，听其自然。其实，意见的不统一才容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是万马齐喑。哲学家有唯物唯心，各种流派；对当下的经济态势，各路经济学家也莫衷一是，文学就更谈不上对错，只有精华和糟粕。总不能说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和毛泽东“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谁对谁错。……
然而，涉及某种具体行为的时候，就要判定是非对错。该实行法家思想，你用墨家，那便是错误，而这无关思想本身。正如长的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错了。当说起贪污、受贿、杀人，我们都会斩钉截铁地说这是错的，因为这种行为触犯了法律（尽管法也可能是恶法），而法律是守护正义的最后底线。当某人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是对的，甚至是高尚的，因为这样的行为符合我们的道德和公序良俗。只是，人行为的复杂性使判断对错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康德为代表的动机派，认为只要行为的动机符合善良意志，此种行为就是好的、对的。即使可能出乎最初的预期，得到一个坏结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好心办坏事。可是动机怎么样才能被观察呢，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效果派以穆勒、边沁等人为代表，他们以效果好坏即“最大幸福原理”为判断善恶对错的主要依据。旨在促进幸福的行为为“是”，与幸福背道而驰的行为为“非”，这里的幸福指多数人而不是个人。但这又需要培养个人高尚的情操，以促进多数人的幸福，否则容易侵犯个人的权利，有损公平正义。
实际上，当大家都在叩问何为对错的时候，透露出的是个人在行为标准上的迷茫。该坚持什么，该摒弃什么；该褒扬什么，该针砭什么都变得模糊不清。金钱至上的观念正在大面积地蚕食着人们的灵魂，金钱标准居然已成了不少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金钱可以买来学历、地位，可以有香车美女，可以将人塑造成高尚的人，至于金钱如何来从不过问。“这种实用主义的处世观、做人观、大大扩展了社会道德的包容性，其重要表现就是现在的社会对吹牛、说谎等不诚实行为的宽容。”这种实用主义让人不惜为了名利以身体作为赌注，公正的原则遭到践踏，潜规则横冲直闯。知名媒体人许知远说：“30年前生活在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中国人，突然间被抛入一个‘人人自保’的时代。之前，人们用集体、党组织取代了家庭宗教提供的安全纽带，而现在金钱似乎变成了最后的安全稻草。”为了用金钱完成自保，多少人混淆是非，良知荡然无存。金钱面前，还有对错吗？男女可以相亲却难以相爱，可以曾经拥有却难天长地久。
另外一个现象是，受各种思想价值的冲击，曾经几乎有违公德，受人唾弃的事情而今开始产生争议，比如教授换妻、大学生当二奶。大家于是不知道这样是对还是错，茫然不知所措，每个人就像大海中的浮萍逐浪而起，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做人的底线。当有人靠“出位”赢得名利时，许多人趋之若鹜；当有人靠欺骗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时，各路神仙纷纷效仿，乐此不疲，公众犹如木偶一般任人捉弄。更可怕的是，在很多事情中，都有权力的触角，要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么节外生枝、喧宾夺主，要么控制舆论、转移视线。权力面前，似乎只有对，而没有错。州官广厦千万间，百姓含冤被拆迁。
物欲横流的世界，更多的人抱着存在即合理的枕头酣然入睡，心安理得，只要腰包鼓鼓，对错是非似乎没那么重要。拆迁办要以大局为重；钉子户要维护私有财产；城管要维护市容；摆摊者要解决生计……大家都有合理的理由，难分对错，所以也就不会认错，也不知向谁认错，于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就成了认错的模板，毫无诚意可言。
也许，“我不能做到我所希望的一切，但是我应该做好我可以做到的一切”。有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