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我的叔叔于勒这篇文章全文是什么？我语文书掉了，今早就要用。急急急急急！

Answer 1

　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儿向我们乞求施舍。我的同伴约瑟夫·达佛朗司竟给了他一枚值五法郎的银币。我觉得有点惊奇。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可怜的人使我想起一段往事，这段往事我一直念念不能忘怀。下面我就讲给您听。
　　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家庭最初住在勒阿弗尔的，是一个并不富裕的人家，只能勉强糊口而已。我的父亲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但也挣不了多少钱。我还有两个姐姐。
　　我母亲因为我们生活得不宽裕很感痛苦，时常找着好些尖刻的话，好些遮遮掩掩的和不顾信义的闲话去对付我的父亲。这位可怜的丈夫当时有一个教我伤心的手势。他每每张开手掌搁在额头上，俨然是去擦汗一般，可是汗呢，并没有，而且他绝不答辩。我感到他的懦弱的痛苦了。大家尤其注意节约，从来不接受邀请去吃一顿夜饭，为的是免得回请；家里买的食品之类全是大减价的东西，种种陈货。姊姊们的裙袍全是自家缝的，为了三个铜元一公尺的滚条，也要在价格上商量好久。我们通常的食品仅仅是浓汤和牛肉杂烩。那仿佛是有益卫生的和滋补的，不过我宁愿吃旁的东西。
　　为了我失落了钮扣和撕破了裤子、他们就对我大嚷大闹。不过每逢星期日，我们就打扮得齐齐整整到港口的防波堤上去走一遭。父亲，穿上方襟大礼服，戴上丝光高帽子，套上手套，伸起胳膊给母亲挽着，母亲插戴得花花绿绿像是一艘过盛节的海船挂着各种旗子。姊姊都是早已打扮停当，专心等候出发的信号，不过，到了最后的那一刹那，总有人在家长的方襟大礼服上头发见了一处油迹，于是不得不赶忙用一块浸着汽油的破布头儿去擦掉它。
　　我父亲依旧把丝光高帽顶在头上，大礼服是脱下了的。露出两只被衬衣袖子笼着的胳膊，去等候旁人把油迹擦干净，这时候，我母亲戴好那副近光眼镜，并且脱下了那双手套，免得弄脏，忙个不住。
　　大家礼貌彬彬地上路了。姊姊们彼此挽着胳膊在前面走。她们都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当时父母们都要教她们在城里露露脸。我靠住母亲的左边，她的右边由父亲护卫。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可怜的父母在星期日散步之中的庄严气概，他们脸上的严肃，他们态度上的正经。他们挺直了脊梁，伸直了腿子，郑重地走，仿佛一桩极端重要的事件要靠着他们的这种态度才能完成一样。
　　每逢星期日看见那些从陌生的远地方回来的大海船，父亲始终毫不变更地说着同样的话：“哈！倘若于勒就在那里面，那是何等惊人的喜事啊！”我的于勒叔，父亲的兄弟，当初全家都对他躲避不及，而那时算是家庭里的唯一希望了。我自从童年时代就听见大家谈到他，我对他是那么熟识，所以我仿佛一见面就认得出他。他在动身到美洲那天以前的一切详细情形，我统统知道，尽管大家只轻轻地谈着他人生中的那一个时期。
　　他像是曾经有过一种不良的品行，这就是说他曾经吃空了一些儿银钱。对于贫穷的家庭这就是莫大的罪状了。在富有的家庭里，一个寻快乐的人做些糊涂事情，那就被旁人在微笑之中称呼他做花花公子。在日用短缺的家庭里，若是一个孩子强迫父母消耗了本钱，必然变成一个坏蛋，一个流氓，一个无赖了！
　　即令事实是同样的，而这种分别始终算正确的，因为只有结局才能够判别行为的严重程度。
　　总而言之，于勒叔在吃光他自己那一份遗产之后，此外还大大地减少了我父亲可以得到的遗产。
　　旁人如同当年的惯例一样，教他搭上一艘从哈弗尔到纽约的商船到美洲去了。
　　一到那地方，于勒叔就做了商人，不过什么行业，我们却不知道，并且他不久曾经写信回来，说自己赚了点儿钱，希望能够补偿他从前替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在家庭里引起一种深刻的激动了。于勒叔从前有人说他毫无价值，居然一下变成了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心的孩子，一个真正姓达佛朗司的人，纯洁正直得和所有姓达佛朗司的一样。
　　此外，一个船长从前告诉过我们，说于勒叔租了一家大店铺，并且经营一种重要的买卖。
　　两年之后，第二封信来了，他说：“我亲爱的菲利普、我写信给你是为了请你不要记挂我，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做得不坏。明天我动身到南美洲去作一次长期旅行。将来也许有好几年没有消息给你。倘若我没有信来，你不必记挂。一到发了财，我一定回勒阿弗尔。现在希望这是一定不会等得太久，并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舒舒服服一块儿过活……”
　　这封信竟变成了家庭里的"福音书"了。大家时常读着，大家拿给所有的人看。
　　在十年当中，事实上，于勒叔再也没有消息回来了，不过时间越久，我父亲的希望就越大，后来我母亲也时常说：“将来好心眼儿的于勒回来之后，我们的情况自然不同了。那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每逢星期日，瞧着那些向天空吐出蛇一样的煤烟的黑壳子大轮船从水平线上走过来，我父亲就重述着他那句永不变动的话：
　　“哈！倘若于勒就在那里面，那是何等惊人的喜事啊！”并且大家几乎指望看见他扬起一方手帕唤着：“噢嗨！菲利普。”
　　这桩事一定会成为现实，大家盘算过无数的计划：甚至于谈到应当用叔叔的钱在安谷韦尔附近去买一所小的乡村别墅。我不能肯定我父亲对于这个题目绝没有找人商量过。
　　我的大姊当时二十八岁；另一个二十六岁。她们都还没有结婚，而这件事当时对于我们是一个忧闷。
　　终于有一个想求婚的人被介绍给二姊了。是一个机关里的职员，不是富人，然而是正派的。我素来相信于勒叔的那封信，某一天晚上我拿出来给那个青年瞧，居然使得他停止了种种游移而下决心求婚了。
　　大家连忙接受了他的要求，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以后，全家一同到哲尔赛岛去作一次短期的旅行。
　　对于穷人，哲尔赛岛是个旅行的理想世界。地方不远，坐着一只海船渡过海峡，就到了国外，那个小岛是归英国管的。所以一个法国人经过两小时的航海功夫，就能够看见一个邻国的民族住在他们国内的情形，并且研究一下这个被不列颠国旗覆盖的岛上的风俗，那种风俗真糟糕得如同那些说话率直的人所说的一样。
　　到哲尔岛去的那次旅行，变成了我们专心注意的事，我们唯一的期待和我们随时都怀着的梦想。
　　我们终于起程了。我现在还看得见那简直像是昨天的事：轮船在大城码头边生了火，我父亲张皇地监视着我们那三件行李上船，我母亲记挂多端，挽着我那个没有结婚的姊姊的胳膊，仿佛自从另一个姊姊嫁了之后，她就孤单得如同一只伶仃地留在原有的窝里的唯一鸡雏了；在我们的后边，才是那一对老是落在后边的新夫妇，他俩时常弄得我回转头去瞧。汽笛响了。我们都上船了，后来船离开堤岸，在一片平坦得如同翠色的大理石桌面一样的海面上走动了。我们瞧见海岸在那儿跑着，大家都幸运得并且高兴得和世界上不大旅行的人一样。
　　我父亲的大肚子，在他那件当天早上被人仔仔细细拭干净一切油迹的方襟大礼服里边挺着，而他的四周，散布着那阵在寻常出街日子必然闻得见的汽油味儿，这味儿教我认得那是星期日。
　　突然他望见了有两个男搭客正邀请两个时髦的女搭客吃牡蛎。一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用小刀一下撬开了它的壳子交给男搭客们，他们跟着又交给那两个女搭客。她们用一阵优雅的姿态吃起来，一面用一块精美的手帕托起了牡蛎，一面又向前伸着嘴巴免得在裙袍上留下痕迹。随后她们用一个很迅速的小动作喝了牡蛎的汁子，就把壳子扔到了海面去。我父亲无疑地受到那种在一艘开动的海船上吃牡蛎的高雅行为的引诱了。他认为那是好派头，又文雅，又高尚，于是走到了我母亲和我姊姊们身边，一面问：
　　“你们可愿意我请你们吃几个牡蛎吗？”
　　我母亲因为那点儿花费，不免犹豫起来，但是我的姊姊们却立刻接受了。我母亲用一种阻挠的音调说：
　　“我害怕吃了肚子痛。你只请孩子们吃吧，不过别多吃，否则你会弄得她们生病的。”
　　随后，她又侧转来，对着我说：
　　“至于约瑟夫，他用不着吃；男孩子们，我们是不该惯他们的。”
　　这样，当时我就留在母亲身边了。认为这种区别是不公道的。我用眼光跟着我父亲，他正庄严地引着他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去找那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
　　那两个女搭客刚刚走开，于是我父亲指点姊姊们应当怎样刷溜地吃，才免得教汁子撒出来；他而且竟想做出一个样子，于是就拿起了一个牡蛎来。正在模仿那两个女搭客的时候，他一下把汁水统统撒到了自己的方襟大礼服上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母亲喃喃地说：
　　“哎呀，一个人安安静静待着多好。”
　　但是我发现我父亲突然像是心绪不安，他走开了好几步，眼睛盯住了家里那几个绕着牡蛎贩子身边忙着的人，后来突然间，他对着我们走过来了。我觉得他的脸色发白，而且一双眼睛也是异样的。他低声向我母亲说：
　　“这非常古怪，那个牡蛎贩子真像于勒。”
　　我母亲发呆了，她问：
　　“哪一个于勒？”
　　我父亲接口道：
　　“就是……我的兄弟……倘若我从前不知道他在美洲有了好地位，我真会相信那就是他。”
　　我母亲慌张起来，吃着嘴说：
　　“你发痴了！你既然明明知道那不是他，为什么又说这种糊涂话？”
　　但是我父亲仍然坚持：
　　“你去看看他吧，克拉丽丝，我认为由你亲眼去证明一下要好得多。”
　　她站起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呢，也注视着那个人。他是老了的，脏的，满是皱纹的，他的视线没有离开他的活计。我母亲转来了，我望见她正发抖。她急速地说：
　　“我相信是他。你去向船长打听打听消息吧。要紧的是务必慎重一些，免得这坏蛋现在再落到我们身上来！”
　　我父亲走过去了，但是我跟在他后边。我觉得自己异常地激动。
　　船长，一个高个儿的绅士，瘦瘦的，蓄着一大把长髯，正用一种尊严的神气在甲板上散步，仿佛自己指挥着的是一艘开往印度的邮船。
　　我父亲彬彬有礼地走近了他的身边，一面带着颂扬的口吻向他询问有关于他的业务的事：
　　“哲西岛重要特点是哪些？它的出产？它的人口？它的习惯？它的道德观念？土壤性质等等……”
　　旁人也许相信他所问的至少是美国的事。
　　随后他们谈到了我们所搭的那艘名叫快利的船，随后又谈到了船上的人员，末了我父亲才用一道不安的声音问：
　　“这儿有一个老年的牡蛎贩子，他像是很能引人注意的。您可知道一些关于他的底细？”
　　这段谈话终于激起了船长的怒气，他冷冷地回答道：
　　“那是我去年去美洲找着的一个法国老年流浪者，我把他带回了祖国。他像是还有家族住在勒阿弗尔，不过因为他欠了他们些儿钱，所以不肯回到他们身边去。他叫于勒，姓达尔芒司或者是达尔汪司，总而言之是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姓。从前有一个短期间，他像是在国外发过财的，而现在您看得见他的破落光景了。”
　　我父亲变得面无人色了，哑着嗓，瞪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慢吞吞地说：
　　“啊！啊！很好……真好……这倒不教我诧异……我非常感谢您。船长。”
　　他以后就走开了，而那位航海家莫名其妙地瞧着他走开。他重新回到我母亲跟前，面容变得非常厉害，以至于她向他说：
　　“坐下吧，有人快要看出来了。”
　　他摊开身子坐在一条长凳上，一面吃着嘴说：
　　“是他，的的确确是他。”
　　随后他又问：
　　“我们怎么办呢？”
　　她激烈地回答道：
　　“应当教孩子们走开。既然约瑟什么都知道了，就要他去找他们过来吧。尤其应当留心的，就是教我们的女婿一点也不要犯疑。”
　　我父亲像是惊呆了，喃喃地说：
　　“大祸临头了！”
　　我母亲突然变成怒气冲天的了，她接着说：
　　“我一向怀疑这个扒儿手做不成一点好事，并且有一天他又会落在我们脊梁上来的！一个姓达佛朗司的，怎能够指望在他的身上盼望一点什么！……”
　　后来，我父亲用手心抚着自己的额头，如同他素来在他妻子责备之下所做的一样。
　　她又说：
　　“拿点钱给约瑟夫，派他去付吃牡蛎的钱吧，现在，只差教我们被这叫花子认出来。一认出来，那船上就会有好戏瞧了。我们走到那一头去吧，并且你务须设法教那个人不至于走近我们跟前！”
　　她站起来了，他们在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之后都走开了。
　　我的姊姊们正在惊讶之中等候着父亲。我说母亲觉得有点儿晕船，后来我向牡蛎贩子问：
　　“我们应当付您多少，先生？”
　　我当时简直想说：“我的叔叔。”
　　他回答道：
　　“两个半法郎。”
　　我拿出了我的五法郎的银币，他找了零钱还我。
　　我望着他的手，他那只全是皱纹的水手的脏手，又望着他的脸，一副忧愁萧索的衰老可怜的脸，一面向自己说：
　　“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
　　我留下了半个法郎给他做小费。他向我道谢了：
　　“上帝保佑您，我尊敬的少爷！”
　　那声音正是穷人接受布施所常用的。我想他从前在美洲应当是讨过饭的！
　　姊姊们很注意地望着我，因为我的大度而感到吃惊。到了我把两个法郎交还父亲时，我母亲又吃惊了，她问道：
　　“要花到三个法郎？……这是不可能的。”
　　我用坚决的声音发言了：
　　“我给了半个法郎做小费。”
　　我母亲突然诧异得轻轻跳起来，双眼盯住了我：
　　“你发痴了，拿半个法郎给那个人，那个叫花子！……”
　　她在我父亲的一个眼色之下静止了，我父亲所示意的正是他的女婿。
　　随后大家不响了。
　　在我们眼前的水平线上，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哲尔赛岛了。
　　等到快要靠近堤岸时，我心里起了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去再和我的于勒叔见面一次，想自己走过去，想向他说几句安慰的话，体己的话。
　　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再要吃牡蛎了，他早已无影无踪了，无疑地，他早已走到供给这种可怜的人做住宿之所的臭气熏人的底舱去了。
　　后来我们搭了圣马洛号回来，为的是免得和他相遇。我母亲是万分不放心的。
　　从此我就永远没有再见过我父亲的兄弟了！
　　这就是你会看见我有时候拿出一块值得五法郎的银币施给流浪者的理由。

Answer 2

我小时候，家在哈弗尔，并不是有钱的人家，也就是刚刚够生活罢了。我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经常找出一些尖刻的话，一些隐晦恶毒的词语来责备她的丈夫。每逢这种时候，这个可怜的男子汉总是一言不发，张开手掌在额头上抹一下，像是要揩掉并不存在的汗水似的。这一动作使我心酸，我体会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15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
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那时候，只要一看见从远方回来的大海船进口来，父亲总要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那时候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在这以前则是全家的恐怖。
据说他当初行为不正，糟蹋钱。在穷人家，这是最大的罪恶。在有钱的人家，一个人好玩乐无非算作糊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人家，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那就是坏蛋，就是流氓，就是无赖了。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
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上从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
我这位于勒叔叔一到那里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点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使我们家里人深切感动。于勒，这个被人们认为毫无用处，一文不值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男子汉，一个无愧于达弗朗舍家族的好子弟，像所有达弗朗舍家族成员一样诚实可靠了。
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于勒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
两年后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说："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我希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
果然，10年之久，于勒叔叔没再来信。可是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母亲也常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
于是每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喷着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那时候大家简直好象马上就会看见他挥着手帕喊着："喂！菲利普！"
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我不敢肯定父亲对于这个计划是不是进行了商谈。
我大姐那时28岁，二姐26岁。她们老找不着对象，这是全家都十分发愁的事。
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求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
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之后全家到哲尔赛岛去游玩一次。哲尔赛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的地方。这个小岛是属英国管的。路并不远，乘小轮船渡过海，便到了。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一个邻国，看看这个国家的民族，并且研究一下这个不列颠国旗覆盖着的岛上的风俗习惯。
哲尔赛的旅行成了我们的心事，成了我们时时刻刻的渴望和梦想。后来我们终于动身了。我们上了轮船，离开栈桥，在一片平静的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驶向远处。正如那些不旅行的人们一样，我们感到快活而骄傲。
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得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牡蛎壳扔到海里。
毫无异议，父亲是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走到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身边问："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母亲有点迟疑不决，她怕花钱；但是两个姐姐赞成。母亲于是气吁吁地说："我怕伤胃，你只给孩子们买几个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然后转过身对着我，又说："至于若瑟夫，他用不着吃这种东西，别把男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觉得这种不同的待遇十分不公道。我一直盯着父亲，看他郑重其事地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向那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走去。
我父亲突然好象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了看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就赶紧向我们走来，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样像于勒？"
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哪个于勒？"
父亲说："就......就是我的弟弟呀。......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美洲，有很好的地位，我真会以为就是他哩。"
我母亲也怕起来了，吞吞吐吐地说："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可是父亲还是放不下心，他说："克拉丽丝，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你亲眼去看看。"
母亲站起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光始终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
母亲回来了。我看出她在哆嗦。她很快地说："我想就是他。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吧。可要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
父亲赶紧走去。我这次可跟着他走了，心里异常紧张。父亲客客气气地和船长搭上话，一面恭维，一面打听有关他职业上的事情，例如哲尔赛是否重要，有何出产，人口多少，风俗习惯怎样，土地性质怎样等等。后来谈到我们搭乘的这只"特快号"，随即谈到全船的船员。"最后我父亲终于说："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那个人倒很有趣。您知道点儿这个家伙的底细吗？"
船长本已不耐烦我父亲那番谈话，就冷冷地回答说："他是个法国老流氓，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祖国。据说他在哈佛尔还有亲属，不过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因为他欠了他们的钱。他叫于勒......姓达尔芒司，--也不知还是达尔汪司，总之是跟这差不多的那么一个姓。听说他在那边阔绰过一个时期，可是您看他今天已经落到什么田地！"
我父亲脸色早已煞白，两眼呆直，哑着嗓子说："啊！啊！原来如此......如此......我早就看出来了！......谢谢您，船长。"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是那么神色张皇。母亲赶紧对他说："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
他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是他，真是他！"然后他就问："咱们怎么办呢？"母亲马上回答道："应该把孩子们领开。约瑟夫既然已经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
父亲突然很狼狈，低声嘟哝着："出大乱子了！"
母亲突然很暴怒起来，说："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现在把钱交给约瑟夫，叫他去把牡蛎钱付清。已经够倒霉的了，要是被那个讨饭的认出来，这船上可就热闹了。咱们到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她说完就站起来，给了我一个5法郎的银币，就走开了。
我问那个卖牡蛎的人："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他答道："两法郎50生丁。"
我把5法郎的银币给了他，他找了钱。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10个铜子的小费。他赶紧谢我："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说话的语气是一个穷人接受施舍时的那种腔调。我猜想他在美洲一定要过饭。
当我把余下的两个法郎交还我父亲时，母亲诧异起来，问道："吃了3个法郎？……这不可能。"
我用坚定的语气说："我给了10个铜子的小费。"　我母亲吓了一跳，瞪着眼睛看着我说："你简直是疯了！拿10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乞丐！"她没再往下说，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
后来大家都没有再说话。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哲尔赛岛了。
当船靠近防波堤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一股强烈的愿望，想再看一次我的叔叔于勒，到他的身边，对他说一些温暖的、安慰他的话。但他已经不见了。由于不再有人吃牡蛎，这个可怜的人肯定已回到他住的那个又脏又臭的底舱去了。
为了避免再遇到他，我们回来时特地换乘了另一条“圣马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