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程颐传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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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l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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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程颐,字正叔。十八岁的时候,上书朝廷,希望皇上诏令罢黜世俗的说教,以王道作为本心。游历太学时,听见胡王爰问他的学生,颜子喜欢什么学问,程颐于是回答说:

  “学习是为了要达到圣人的‘道’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圣人而达到其境界吗?答:是的。学习的道如何?说:天地储藏的精华,得到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质既真又静,他们在未发的时候,五性都具备了,五性是仁、义、礼、智、信。形既生了,外物碰触到形状就会牵动其中心,其中心动,七情就会表现出来。七情叫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炽热而会更加激荡,其性格就会明确地表露出来。因此觉悟的人制约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庸之道,端正心术,修养性情;愚蠢的人则就不知道抑制自己的情感,而是放纵自己的情感以至于滑向邪恶、古怪,桎梏自己的性情而丧失自己。

  “然而,学习的道理,一定须先明白于心中,知道自己所修养的目的、手段,然后应该努力实践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所谓‘自明而诚’。至诚的道理,在于很虔诚地相信道,诚实地相信道,才能够获得应有的结果,获得了应有的结果就会努力固守,仁义忠信不离于心,匆忙之际一定像这样,颠沛流离之时一定像这样,为人处事、说话、沉默也一定像这样,如此长久而不存过失,那么,居守就会安稳,动容周旋符合礼,而邪恶、古怪的心思就不会自己产生了。

  “因此,颜子所做的事,可以说是:‘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采取行动。’孔仲尼称赞不已,还说:‘得一善行就衷心信服,就牢牢地记在心里而没有忘记、失掉。’又说:‘不迁怒于人,不第二次犯同样的过失。’‘有不善的行为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没有再做过它。’这就是忠实地喜好它,并从学习中得到了真谛。然而,圣贤之人则不通过思考就可以得到学习的真谛,不需要努力就可符合于道;然而颜子则必须通过思考而后才能得到学习的真谛,必须通过努力而后才能符合于道。他与圣人的差别就在于这一丁点儿,所没有达到的就努力持之以恒,而不是去变更或丢掉它。以他好学的上进之心,通过一些年的努力,那么在不会很长的日子里就会成功。

  “后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以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的,因此,为学的道理渐渐丧失。不努力求助于自己,反而求助于外界,以博闻强记、虚浮华丽的辞章为工巧,夸耀、粉饰自己的言论,很少有达到明道境界的人。而现在的学习,则与颜子所喜欢的不同了。”

  胡王爰看见他的这篇文章后,对他感到很是惊奇,于是延请相见,安排他任学职。吕希哲最先以老师的礼节跟随程颐学习。

  治平、元丰年间,许多大臣多次推荐他为官,都不肯就任。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一齐上疏阐明他的行为和道义,又说:“我们知道河南府处士程颐,努力学习,喜好历史,安于贫穷,固守气节,言行一定要符合忠信的原则,行动一定遵守礼制法规。年龄过了五十,不乞求仕进,是真儒者的高风亮节,圣世社会的隐逸之民。希望能够越级提升他,使儒士们有效法的模式、榜样。”哲宗诏令他担任西京洛阳国子监的教授,他力辞不就职。

  不久,诏令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待入朝觐见之后,又提升他为崇政殿说书。于是,他上疏说:“温习与智长,感化与心成。现在,那些善于教化其子弟的人,也必须延请著名德高望重的儒士们,使他们与之相处,以熏陶成性,潜移默化。况且陛下正年富力强,虽睿智圣哲得力于天资聪颖,而教化、修养之道不可不到。大概一日之中,接见贤哲士大夫的时候很多,亲近寺人宫女的时候很少,那么气质变化,自然而成。希望皇上挑选著名儒士入侍君侧,劝讲圣贤之道,讲解罢留的标准,随时与儒士探讨,即使有些小的失误,随事谈出看法,日积月累,坚持久远,就一定能够修养成高尚的圣贤德性。”程颐每次进讲,态度特别庄严,其中夹有讽刺、劝谏。听说皇上在宫中盥洗而避开蚂蚁,就问:“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是的。我的确害怕伤害了蚂蚁。”程颐说“:把这样的心思推广于四海万民身上,是作为帝王的要道。”

  神宗丧期还没有结束,冬至那天,百官上表称贺,程颐说:“季节时序变迁,皇上思念先帝殷切深厚,希望改朝贺为安慰。”丧期结束以后,有关衙署请求举行乐舞、置办酒宴,程颐又说“:丧期满了应该用吉礼,而且还当根据事情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举行乐舞,现今特设宴请,是喜庆的事情。”都据此照办。哲宗皇帝曾经因为疮疹不愈而有好些天不到迩英殿上朝,程颐到宰相那里问皇帝安否,并说:“皇上不临朝上殿,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称制。况且皇上有病,大臣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的官员开始奏请政事,询问皇上病况。

  苏轼不喜欢程颐,程颐的门人学生贾易、朱光庭为此愤愤不平,联合一起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指责程颐不适合于朝廷使用,孔文仲的指责、议论尤为激烈,于是出朝管勾西京国子监。好久以后,加封直秘阁,又上表谢。董敦逸又提起他对朝廷有怨望的话,故被去官。绍圣年间,程颐被削夺原籍、放逐到涪州。李清臣担任洛阳西京河南府尹,当天就强迫他走,程颐想去与叔母话别也未被允许,第二天临别赠送他银子百两,程颐没有接受。徽宗即位的时候,迁徙至峡州,不久就恢复了他的官职,在徽宗崇宁年间又被削夺了官职。卒年七十五岁。

  程颐对书是无所不读,他的学问是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导,扩展到《六经》各书。行动举止,言谈缄默,都以圣人为导师,不达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止追求。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二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便超然脱俗想效法圣人,故最终得到了孔子、孟子没有被后人传承的学问,成为各个儒生倡导的楷模。他的话的重要,就像布帛菽粟等穿的、吃的一样,了解德性的人尤其尊敬、崇尚他。他曾经说:“现今农夫历经严寒、酷暑与风雨,深耕土地,多次锄草,播种五谷,我得到了以它为食;百工技艺之人,制造了各种器物,我得到了以它为用;身披介胄的士兵,穿着铠甲,拿着武器,以此驻守疆土国防,我因此而得以安宁。我没有什么功德泽惠于别人,而只是虚度岁月光阴,安闲享乐为天地间的一只蠹虫,只是联缀辑录圣人留下来的书籍,希望有所补益。”于是撰著《易传》、《春秋传》以传于社会。《易传·序》说:

  “易,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适应道。我著书籍,内容广大,全部备有,打算以此弄通性命的道理,勾通黑暗、模糊与光明、清楚之间的联系,穷尽事物的变化之情状,以此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结果产生的原因所表现出的道理。圣人对后世的忧虑、担心,可以说是论述圆满了。离古代虽然很遥远,但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然而,从前的一些儒学之士在失意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话,后来的学者们读诵他们的言论,但忘了领会他们的意思,从秦朝以后各代,大概没有传学的人了。我出生于儒学形成的千年之后,追悼儒士们的圣学于晦涩与湮废之中,将会使后人按照流传去寻找源头,这就是我写作这个《传》的原因。

  “《易》中有圣人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以论来显示其辞藻,以动势来显示其变化,以所做器具来显示其迹象,以八卦卜筮来显示占卜吉凶。’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道理存在于辞藻之中,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变迁,象与占在辞藻、变化之中。‘君子处静观察其象而玩味辞藻,动中观察其变动而玩赏所占卜卦’,讲求辞藻不达其意的人有,但没有不通过辞藻的表达而能够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最微细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为同一源流,显著与微细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观察会通之处以行其典礼,那么,辞就无所不备。故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表达的言论一定很相近,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并不一定知道怎样用言论去表达。我所做的《易传》所传授的是优美的语言,以优美的语言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则在人的所作所为了。”

  《春秋传·序》说:

  “天下的民众,一定要有杰出才能的人作为他们的君长,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争战夺地的事情就会平息,引导万民劳动就会获得生活的条件,满足自己生养的愿望,教育他们就会使伦理明晓,然后人道兴起、流行,天道成立,地道安定。尧、舜二帝以上各代,圣贤不断出现于社会,随时都有所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风气,不以古代的成法来开启人的智慧,而是各因时间的变异、社会的变化来立法治政。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王接替兴起,历法都已具备,以子、丑、寅月分别为建正,崇尚忠直、质朴、文才的风气更盛,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备,天地运转的规律已相当周全。圣贤的帝王既不重复行事立法,天下后来的帝王虽然有仿效古代圣贤的迹象,但多心怀私意,系胆大妄为而已。事情发生谬误,是从秦代以建亥为正月开始;道的背离,是从汉代专门以智谋来治理国家世事为端绪,这样怎么能重新了解先王圣贤的治道呢?

  “孔夫子生当西周末年,认为圣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旧法,顺从天时、适应时势的治理也不会重新出现,于是写作《春秋》,为以后百代帝王不可变更的大法。所谓‘考察于三王而没有谬误,建正于天地而没有违背,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历经百世千年以待圣人检验而没有疑惑’即是指此。先世儒士的传记,子游、子夏不能够赞颂一句话,优美的语言是文字不能形容的,言论不能局限于此。这个道理,只有颜子曾经听说过。‘推行夏代计算年月时序的历法,乘载殷商时代式样的车辆,穿戴西周时代式样的衣服、帽子,听乐则是《韶舞》之类,这是最适当、准确的标准。后世判断史书就以《春秋》笔法为标准,主要是指褒扬善举、贬损恶行之类,至于经营治世、管理国家的大法,就不知道了。

  “《春秋》大义包含数十个方面,其含义很大、广泛,其光明显著像太阳、星星,是容易看见的。只是其中细微的辞意、隐寓的含义,按照时序的不同来确定合宜的东西,就难以知道了。有的抑制,有的放纵;有的给予,有的削夺;有的推进,有的退后;有的细微,有的显著;而完全根据义理安排,文辞质量的适中,宽泛猛烈的合宜,是与非的公道,成为判断、权衡事物的标准,推测揣度道理的准则。大概观察百物而后可以识别化工的神韵,聚集很多的材料而后可以知道修建房子的用途,想从一件事情、一种含义中去窥测圣人的用心,不是具有上等的智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认真仔细品味,心领神会,然后才能通晓其细微末节。后来帝王知晓《春秋》微言大义,其德性如果不是像禹、汤一样,是不能够效法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的。

  “从秦朝以来,《春秋》等圣人之学没有人传承,我追思圣人之志,担忧它不被后世所明了,因此,特别写作《春秋传》以阐明圣人的意旨,使后世的人们能够通晓文辞、寻思其微言大义,了解它的意思而后在言行中效法它,那么,三代的治世就可以重新出现了。这个《传》,虽然说不能穷极圣人在其中隐含的最深奥的道理,但可以说,学者差不多可把它作为登堂入室的门径,是指导其入门之作。”

  程颐平生从教始终诲人不倦,所以当时的学者属他的门徒学生的人最多,由于其学术渊源的影响,都为当时学士名流。涪州人为程颐在北岩建祠,当时人们俗称他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1220),南宋宁宗皇帝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正公”。理宗淳..元年(1241),追封为伊阳伯,诏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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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6 · 说的都是干货,快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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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颐,字正叔。十八岁的时候,上书朝廷,希望皇上诏令罢黜世俗的说教,以王道作为本心。游历太学时,听见胡王爰问他的学生,颜子喜欢什么学问,程颐于是回答说:

  “学习是为了要达到圣人的‘道’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圣人而达到其境界吗?答:是的。学习的道如何?说:天地储藏的精华,得到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质既真又静,他们在未发的时候,五性都具备了,五性是仁、义、礼、智、信。形既生了,外物碰触到形状就会牵动其中心,其中心动,七情就会表现出来。七情叫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炽热而会更加激荡,其性格就会明确地表露出来。因此觉悟的人制约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庸之道,端正心术,修养性情;愚蠢的人则就不知道抑制自己的情感,而是放纵自己的情感以至于滑向邪恶、古怪,桎梏自己的性情而丧失自己。

  “然而,学习的道理,一定须先明白于心中,知道自己所修养的目的、手段,然后应该努力实践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所谓‘自明而诚’。至诚的道理,在于很虔诚地相信道,诚实地相信道,才能够获得应有的结果,获得了应有的结果就会努力固守,仁义忠信不离于心,匆忙之际一定像这样,颠沛流离之时一定像这样,为人处事、说话、沉默也一定像这样,如此长久而不存过失,那么,居守就会安稳,动容周旋符合礼,而邪恶、古怪的心思就不会自己产生了。

  “因此,颜子所做的事,可以说是:‘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采取行动。’孔仲尼称赞不已,还说:‘得一善行就衷心信服,就牢牢地记在心里而没有忘记、失掉。’又说:‘不迁怒于人,不第二次犯同样的过失。’‘有不善的行为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没有再做过它。’这就是忠实地喜好它,并从学习中得到了真谛。然而,圣贤之人则不通过思考就可以得到学习的真谛,不需要努力就可符合于道;然而颜子则必须通过思考而后才能得到学习的真谛,必须通过努力而后才能符合于道。他与圣人的差别就在于这一丁点儿,所没有达到的就努力持之以恒,而不是去变更或丢掉它。以他好学的上进之心,通过一些年的努力,那么在不会很长的日子里就会成功。

  “后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以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的,因此,为学的道理渐渐丧失。不努力求助于自己,反而求助于外界,以博闻强记、虚浮华丽的辞章为工巧,夸耀、粉饰自己的言论,很少有达到明道境界的人。而现在的学习,则与颜子所喜欢的不同了。”

  胡王爰看见他的这篇文章后,对他感到很是惊奇,于是延请相见,安排他任学职。吕希哲最先以老师的礼节跟随程颐学习。

  治平、元丰年间,许多大臣多次推荐他为官,都不肯就任。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一齐上疏阐明他的行为和道义,又说:“我们知道河南府处士程颐,努力学习,喜好历史,安于贫穷,固守气节,言行一定要符合忠信的原则,行动一定遵守礼制法规。年龄过了五十,不乞求仕进,是真儒者的高风亮节,圣世社会的隐逸之民。希望能够越级提升他,使儒士们有效法的模式、榜样。”哲宗诏令他担任西京洛阳国子监的教授,他力辞不就职。

  不久,诏令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待入朝觐见之后,又提升他为崇政殿说书。于是,他上疏说:“温习与智长,感化与心成。现在,那些善于教化其子弟的人,也必须延请著名德高望重的儒士们,使他们与之相处,以熏陶成性,潜移默化。况且陛下正年富力强,虽睿智圣哲得力于天资聪颖,而教化、修养之道不可不到。大概一日之中,接见贤哲士大夫的时候很多,亲近寺人宫女的时候很少,那么气质变化,自然而成。希望皇上挑选著名儒士入侍君侧,劝讲圣贤之道,讲解罢留的标准,随时与儒士探讨,即使有些小的失误,随事谈出看法,日积月累,坚持久远,就一定能够修养成高尚的圣贤德性。”程颐每次进讲,态度特别庄严,其中夹有讽刺、劝谏。听说皇上在宫中盥洗而避开蚂蚁,就问:“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是的。我的确害怕伤害了蚂蚁。”程颐说“:把这样的心思推广于四海万民身上,是作为帝王的要道。”

  神宗丧期还没有结束,冬至那天,百官上表称贺,程颐说:“季节时序变迁,皇上思念先帝殷切深厚,希望改朝贺为安慰。”丧期结束以后,有关衙署请求举行乐舞、置办酒宴,程颐又说“:丧期满了应该用吉礼,而且还当根据事情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举行乐舞,现今特设宴请,是喜庆的事情。”都据此照办。哲宗皇帝曾经因为疮疹不愈而有好些天不到迩英殿上朝,程颐到宰相那里问皇帝安否,并说:“皇上不临朝上殿,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称制。况且皇上有病,大臣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的官员开始奏请政事,询问皇上病况。

  苏轼不喜欢程颐,程颐的门人学生贾易、朱光庭为此愤愤不平,联合一起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指责程颐不适合于朝廷使用,孔文仲的指责、议论尤为激烈,于是出朝管勾西京国子监。好久以后,加封直秘阁,又上表谢。董敦逸又提起他对朝廷有怨望的话,故被去官。绍圣年间,程颐被削夺原籍、放逐到涪州。李清臣担任洛阳西京河南府尹,当天就强迫他走,程颐想去与叔母话别也未被允许,第二天临别赠送他银子百两,程颐没有接受。徽宗即位的时候,迁徙至峡州,不久就恢复了他的官职,在徽宗崇宁年间又被削夺了官职。卒年七十五岁。

  程颐对书是无所不读,他的学问是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导,扩展到《六经》各书。行动举止,言谈缄默,都以圣人为导师,不达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止追求。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二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便超然脱俗想效法圣人,故最终得到了孔子、孟子没有被后人传承的学问,成为各个儒生倡导的楷模。他的话的重要,就像布帛菽粟等穿的、吃的一样,了解德性的人尤其尊敬、崇尚他。他曾经说:“现今农夫历经严寒、酷暑与风雨,深耕土地,多次锄草,播种五谷,我得到了以它为食;百工技艺之人,制造了各种器物,我得到了以它为用;身披介胄的士兵,穿着铠甲,拿着武器,以此驻守疆土国防,我因此而得以安宁。我没有什么功德泽惠于别人,而只是虚度岁月光阴,安闲享乐为天地间的一只蠹虫,只是联缀辑录圣人留下来的书籍,希望有所补益。”于是撰著《易传》、《春秋传》以传于社会。《易传·序》说:

  “易,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适应道。我著书籍,内容广大,全部备有,打算以此弄通性命的道理,勾通黑暗、模糊与光明、清楚之间的联系,穷尽事物的变化之情状,以此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结果产生的原因所表现出的道理。圣人对后世的忧虑、担心,可以说是论述圆满了。离古代虽然很遥远,但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然而,从前的一些儒学之士在失意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话,后来的学者们读诵他们的言论,但忘了领会他们的意思,从秦朝以后各代,大概没有传学的人了。我出生于儒学形成的千年之后,追悼儒士们的圣学于晦涩与湮废之中,将会使后人按照流传去寻找源头,这就是我写作这个《传》的原因。

  “《易》中有圣人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以论来显示其辞藻,以动势来显示其变化,以所做器具来显示其迹象,以八卦卜筮来显示占卜吉凶。’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道理存在于辞藻之中,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变迁,象与占在辞藻、变化之中。‘君子处静观察其象而玩味辞藻,动中观察其变动而玩赏所占卜卦’,讲求辞藻不达其意的人有,但没有不通过辞藻的表达而能够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最微细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为同一源流,显著与微细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观察会通之处以行其典礼,那么,辞就无所不备。故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表达的言论一定很相近,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并不一定知道怎样用言论去表达。我所做的《易传》所传授的是优美的语言,以优美的语言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则在人的所作所为了。”

  《春秋传·序》说:

  “天下的民众,一定要有杰出才能的人作为他们的君长,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争战夺地的事情就会平息,引导万民劳动就会获得生活的条件,满足自己生养的愿望,教育他们就会使伦理明晓,然后人道兴起、流行,天道成立,地道安定。尧、舜二帝以上各代,圣贤不断出现于社会,随时都有所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风气,不以古代的成法来开启人的智慧,而是各因时间的变异、社会的变化来立法治政。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王接替兴起,历法都已具备,以子、丑、寅月分别为建正,崇尚忠直、质朴、文才的风气更盛,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备,天地运转的规律已相当周全。圣贤的帝王既不重复行事立法,天下后来的帝王虽然有仿效古代圣贤的迹象,但多心怀私意,系胆大妄为而已。事情发生谬误,是从秦代以建亥为正月开始;道的背离,是从汉代专门以智谋来治理国家世事为端绪,这样怎么能重新了解先王圣贤的治道呢?

  “孔夫子生当西周末年,认为圣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旧法,顺从天时、适应时势的治理也不会重新出现,于是写作《春秋》,为以后百代帝王不可变更的大法。所谓‘考察于三王而没有谬误,建正于天地而没有违背,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历经百世千年以待圣人检验而没有疑惑’即是指此。先世儒士的传记,子游、子夏不能够赞颂一句话,优美的语言是文字不能形容的,言论不能局限于此。这个道理,只有颜子曾经听说过。‘推行夏代计算年月时序的历法,乘载殷商时代式样的车辆,穿戴西周时代式样的衣服、帽子,听乐则是《韶舞》之类,这是最适当、准确的标准。后世判断史书就以《春秋》笔法为标准,主要是指褒扬善举、贬损恶行之类,至于经营治世、管理国家的大法,就不知道了。

  “《春秋》大义包含数十个方面,其含义很大、广泛,其光明显著像太阳、星星,是容易看见的。只是其中细微的辞意、隐寓的含义,按照时序的不同来确定合宜的东西,就难以知道了。有的抑制,有的放纵;有的给予,有的削夺;有的推进,有的退后;有的细微,有的显著;而完全根据义理安排,文辞质量的适中,宽泛猛烈的合宜,是与非的公道,成为判断、权衡事物的标准,推测揣度道理的准则。大概观察百物而后可以识别化工的神韵,聚集很多的材料而后可以知道修建房子的用途,想从一件事情、一种含义中去窥测圣人的用心,不是具有上等的智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认真仔细品味,心领神会,然后才能通晓其细微末节。后来帝王知晓《春秋》微言大义,其德性如果不是像禹、汤一样,是不能够效法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的。

  “从秦朝以来,《春秋》等圣人之学没有人传承,我追思圣人之志,担忧它不被后世所明了,因此,特别写作《春秋传》以阐明圣人的意旨,使后世的人们能够通晓文辞、寻思其微言大义,了解它的意思而后在言行中效法它,那么,三代的治世就可以重新出现了。这个《传》,虽然说不能穷极圣人在其中隐含的最深奥的道理,但可以说,学者差不多可把它作为登堂入室的门径,是指导其入门之作。”

  程颐平生从教始终诲人不倦,所以当时的学者属他的门徒学生的人最多,由于其学术渊源的影响,都为当时学士名流。涪州人为程颐在北岩建祠,当时人们俗称他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1220),南宋宁宗皇帝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正公”。理宗淳元年(1241),追封为伊阳伯,诏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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