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采取了哪些措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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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中政权.应解决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
（1）三权分立,削弱相权.
宋初,宋太祖、宋太宗先后制定削弱相权的措施.宋沿唐制,中央设三省六部.但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无甚实权.另“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又称都堂,长官为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为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同议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续通鉴长编》卷14）,协助君主处理政事,成为实际的行政宰相,以掌管中书门下宰相应处理的大事.于是,将原三省六部长官排除于国家军政大事决策权之外.因而宰相的行政权被参知政事瓜分,没有皇帝的特别诏令,是不能执掌任何国家大事的.
宋代还把宰相的军权给枢密院、财政权给三司.枢密院是军政办公之地,长官为枢密使,掌管资料、军事情报和调动军队.枢密使是最高国防官,是军事宰相,但手中无兵,故宋人范祖禹说：“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病之重；京师之病总于三帅,（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以及兵器制造；度支掌天下财政税收；户部掌户口,手工业收入以及军队的衣食.三司共置一个长官为三司使.朝廷称为“计相”,是财政宰相.
因此,北宋将“事无不统”的宰相之行政、军事、财政权三分,因而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权力.当宋朝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时候,由于权力归粉分散,新的弊端又产生.当时人说：“今中书（政事堂）主民政,枢密议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用兵不已,中书视民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制国之用,职不在中书”.由于分割宰相权力,是非中央权力过分分散,各部门之间互不了解情况,运转不灵,故制定政策时往往脱离实际,产生许多新大问题,是造成北宋积贫积弱大重要原因之一.
(2)地方事权分散
北宋在地方的政权为路、州、（军、监、府）、县三级[军设于军事要冲之地,监设于坑冶、铸钱、牧马、产盐等地区,府设在大城市附近].路仿唐朝“道”而设,路是实际的权力机构,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为十路,[至道三年（997）为十五路,宋仁宗时为十八路,宋神宗时为二十三路,宋徽宗时为二十六路.]路的长官为“使”.下设四司,一为“漕司”长官为转运使,掌管该路财政大权,并能面谒皇帝报告地方情况.二为“宪司”,长官为提点刑狱使,掌管该路诉讼司法工作,“及举刺官吏之事”（《宋史》卷167《职官志》7）具有监察职能.三为“帅司”,长官为安抚使,掌该路民政、军事,其长官不固定.四为“仓司”长官为提举常平使,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灾等事.四司长官各自向皇帝负责.另外,在路又设通判一职,“职掌倅（Cuì,副）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举刺以闻”（《宋史》卷167《职官志》7）因而路使的财政、司法、军事、行政权力也被分散了.
路之下为州（府）、县,长官是“权知军州（府、县）事”,简称“知州”、“知府”、“知县”.削弱其权事的措施有二：其一,削去原节度使的支郡（州、府）,使其“直属京师”,称为“强干弱枝之术”；其二,派文臣出任知州、知府、知县.另设各级通判,“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 续通鉴长编》卷7）大大削弱和分散知州（府、县）的权力.
这样,地方事权的分散解决了唐末五代由于地方行政、军事、财政权集中而造成藩镇割据的弊端,但同时也产生新的消极影响.
（3）官、职与差遣的分离
这是北宋王朝集中权力,加强专制的措施之一,是其官制独有的特点和施行的统治术.即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分离.“官”名只表官位、秩级和俸禄的高低,无实际意义.宋代“官”的等级多达72级,每3年升一级,是宋统治者收买和吸引官吏为其卖命的诱饵.一些文官带有学士、直馆等头衔,称为“职”,通常不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仅是荣誉虚衔.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或工作岗位,称为“差遣”,也称“职事官”.通常在担任的“差遣”职事之前加“判、知、权、管勾、提举、提点”等名.正如《宋史.职官志》所言：“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以差遣以治内外之事”.今举一例：“刑部尚书[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差遣]、集贤殿大学士[职]兼枢密使[差遣]晏殊罢为工部尚书 [官]知颖州[差遣]”（《宋会要辑稿》卷106）这样,宋代官制中官、职与差遣的分离,其目的在于控制官吏的权限,使其不能固定掌管某一权利,以便让皇帝能更好地驾驭群臣,但也造成官职官名的复杂混乱,“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卷161,《职官志》）,不便于官员行使其职权,降低了行政效率.同时“官无定员,无定职”,又造成冗官的局面.
2． 收回军权
北宋统治者为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收军权于中央.措施如下：
（1）杯酒释兵权与取消一些禁军高级官职.
961年,宋太祖将禁军最高将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节度使,并取消殿前都点检一职,由赵匡胤亲掌禁军.接着,召集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举行酒会,宋太祖软硬兼施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涑水纪闻》卷1）于是,众人“皆罢军职”（《长编》卷2）.殿前副点检一职也取消.这就是“杯酒释兵权”.改组后禁军领导机构为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简称“三衙”、“三帅”.他们分统禁军,互不统属.“三衙”主帅和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免,只对君主负责.
（2）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
三衙三帅分掌京师禁军,有统兵权,只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和训练,并无调兵和发兵之权.调发军队之权在枢密院,但它无统兵权,因此二者权力分离.而且,枢密院调发军队必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即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这样,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一则使军权集中于皇帝于皇帝之手,不致大权旁落,二则各方面相互牵制,可防止专权和兵变的发生.
（3）采取“内外相维”（“内外相制”或“守内虚外”）的驻军原则.
宋的军队分四种：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有二十多万,宋太祖将十万禁军驻扎京城,另十万禁军分散各地驻扎.“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王明清《挥尘录余话》）.这样使京城禁军能控制外地驻军,会合外地禁军又能控制京师禁军,达到内外军队互相制衡的目的.这被称为“内外相维”或“内外相制”.而京城禁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处驻军,这反映了宋太祖“守内虚外”的思想.这样,皇帝可牢牢控制全国军队.但我们应看到,各地和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弱小,造成北宋军队既不能有效地抵御辽、西夏等侵扰,又无法应付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这是造成宋代军队积弱的原因之一,为其驻军思想原则的失误,是值得深思和检讨的.
（4）“更戍法”与兵将分离.
宋统治者规定京城内外禁军都必须经常变换和调动屯驻地点.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戍守,而外地驻军也须到京城屯驻,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其目的是“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致骄惰”（《文献通考》卷153）有战事时,将领由皇帝临时委派,士兵则是来自别的兵营.皇帝并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兵事完毕,兵即归本兵营,而将还本镇.这样,就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识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长编》卷30）,将与兵的分离,使将领不能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威信,也就无法使军队为将领所私有,因而无法与朝廷和君主对抗.但客观上又造成将领不能灵活地指挥军队,而军队又无法领会将领的作战意图,故在对敌作战中不能克敌制胜,是北宋军队积弱的又一个原因.
3． 收回财权.
在中央有三司使掌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对地方财政的处理,964年宋太祖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令诸州自今每岁民租及筦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运京师”（《长编》卷5）,即各地租税除留够公费开支外,其余全部有转运使运送京城,有三司的左藏库掌管.“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长编》卷6）,造成“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长编》卷34）,就把地方的财政权收归中央.
4． 完善和改革科举制度.
宋代的科举间年一举或三年一举,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每次取进士多至三四百名,诸科八九百人,特别年份达数千甚至上万名.考试实行糊名考试法与誊录试卷法,增加了考试的公正性.另外,实行殿试,使科举的录取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完善,为宋朝选拔人才,巩固中央集权,都起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扩大科举名额,使官僚队伍膨胀,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加重人民的负担.
5．北宋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评价
综上所述,北宋政府将行政、军事、财政、用人权收归中央,其积极作用是：（1）促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2）对解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都起了重要作用；（3）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封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有益经验.
但是,北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有自身的许多弊端,造成“冗官”、“冗兵”、“冗费”.这样,北宋国力不强,内外战争胜少败多,呈现出“积贫积弱”局面.由此可见,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虽然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但对宋代历史的消极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1）三权分立,削弱相权.
宋初,宋太祖、宋太宗先后制定削弱相权的措施.宋沿唐制,中央设三省六部.但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无甚实权.另“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又称都堂,长官为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为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同议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续通鉴长编》卷14）,协助君主处理政事,成为实际的行政宰相,以掌管中书门下宰相应处理的大事.于是,将原三省六部长官排除于国家军政大事决策权之外.因而宰相的行政权被参知政事瓜分,没有皇帝的特别诏令,是不能执掌任何国家大事的.
宋代还把宰相的军权给枢密院、财政权给三司.枢密院是军政办公之地,长官为枢密使,掌管资料、军事情报和调动军队.枢密使是最高国防官,是军事宰相,但手中无兵,故宋人范祖禹说：“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病之重；京师之病总于三帅,（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以及兵器制造；度支掌天下财政税收；户部掌户口,手工业收入以及军队的衣食.三司共置一个长官为三司使.朝廷称为“计相”,是财政宰相.
因此,北宋将“事无不统”的宰相之行政、军事、财政权三分,因而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权力.当宋朝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时候,由于权力归粉分散,新的弊端又产生.当时人说：“今中书（政事堂）主民政,枢密议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用兵不已,中书视民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制国之用,职不在中书”.由于分割宰相权力,是非中央权力过分分散,各部门之间互不了解情况,运转不灵,故制定政策时往往脱离实际,产生许多新大问题,是造成北宋积贫积弱大重要原因之一.
(2)地方事权分散
北宋在地方的政权为路、州、（军、监、府）、县三级[军设于军事要冲之地,监设于坑冶、铸钱、牧马、产盐等地区,府设在大城市附近].路仿唐朝“道”而设,路是实际的权力机构,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为十路,[至道三年（997）为十五路,宋仁宗时为十八路,宋神宗时为二十三路,宋徽宗时为二十六路.]路的长官为“使”.下设四司,一为“漕司”长官为转运使,掌管该路财政大权,并能面谒皇帝报告地方情况.二为“宪司”,长官为提点刑狱使,掌管该路诉讼司法工作,“及举刺官吏之事”（《宋史》卷167《职官志》7）具有监察职能.三为“帅司”,长官为安抚使,掌该路民政、军事,其长官不固定.四为“仓司”长官为提举常平使,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灾等事.四司长官各自向皇帝负责.另外,在路又设通判一职,“职掌倅（Cuì,副）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举刺以闻”（《宋史》卷167《职官志》7）因而路使的财政、司法、军事、行政权力也被分散了.
路之下为州（府）、县,长官是“权知军州（府、县）事”,简称“知州”、“知府”、“知县”.削弱其权事的措施有二：其一,削去原节度使的支郡（州、府）,使其“直属京师”,称为“强干弱枝之术”；其二,派文臣出任知州、知府、知县.另设各级通判,“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 续通鉴长编》卷7）大大削弱和分散知州（府、县）的权力.
这样,地方事权的分散解决了唐末五代由于地方行政、军事、财政权集中而造成藩镇割据的弊端,但同时也产生新的消极影响.
（3）官、职与差遣的分离
这是北宋王朝集中权力,加强专制的措施之一,是其官制独有的特点和施行的统治术.即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分离.“官”名只表官位、秩级和俸禄的高低,无实际意义.宋代“官”的等级多达72级,每3年升一级,是宋统治者收买和吸引官吏为其卖命的诱饵.一些文官带有学士、直馆等头衔,称为“职”,通常不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仅是荣誉虚衔.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或工作岗位,称为“差遣”,也称“职事官”.通常在担任的“差遣”职事之前加“判、知、权、管勾、提举、提点”等名.正如《宋史.职官志》所言：“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以差遣以治内外之事”.今举一例：“刑部尚书[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差遣]、集贤殿大学士[职]兼枢密使[差遣]晏殊罢为工部尚书 [官]知颖州[差遣]”（《宋会要辑稿》卷106）这样,宋代官制中官、职与差遣的分离,其目的在于控制官吏的权限,使其不能固定掌管某一权利,以便让皇帝能更好地驾驭群臣,但也造成官职官名的复杂混乱,“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卷161,《职官志》）,不便于官员行使其职权,降低了行政效率.同时“官无定员,无定职”,又造成冗官的局面.
2． 收回军权
北宋统治者为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收军权于中央.措施如下：
（1）杯酒释兵权与取消一些禁军高级官职.
961年,宋太祖将禁军最高将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节度使,并取消殿前都点检一职,由赵匡胤亲掌禁军.接着,召集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举行酒会,宋太祖软硬兼施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涑水纪闻》卷1）于是,众人“皆罢军职”（《长编》卷2）.殿前副点检一职也取消.这就是“杯酒释兵权”.改组后禁军领导机构为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简称“三衙”、“三帅”.他们分统禁军,互不统属.“三衙”主帅和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免,只对君主负责.
（2）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
三衙三帅分掌京师禁军,有统兵权,只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和训练,并无调兵和发兵之权.调发军队之权在枢密院,但它无统兵权,因此二者权力分离.而且,枢密院调发军队必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即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这样,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一则使军权集中于皇帝于皇帝之手,不致大权旁落,二则各方面相互牵制,可防止专权和兵变的发生.
（3）采取“内外相维”（“内外相制”或“守内虚外”）的驻军原则.
宋的军队分四种：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有二十多万,宋太祖将十万禁军驻扎京城,另十万禁军分散各地驻扎.“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王明清《挥尘录余话》）.这样使京城禁军能控制外地驻军,会合外地禁军又能控制京师禁军,达到内外军队互相制衡的目的.这被称为“内外相维”或“内外相制”.而京城禁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处驻军,这反映了宋太祖“守内虚外”的思想.这样,皇帝可牢牢控制全国军队.但我们应看到,各地和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弱小,造成北宋军队既不能有效地抵御辽、西夏等侵扰,又无法应付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这是造成宋代军队积弱的原因之一,为其驻军思想原则的失误,是值得深思和检讨的.
（4）“更戍法”与兵将分离.
宋统治者规定京城内外禁军都必须经常变换和调动屯驻地点.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戍守,而外地驻军也须到京城屯驻,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其目的是“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致骄惰”（《文献通考》卷153）有战事时,将领由皇帝临时委派,士兵则是来自别的兵营.皇帝并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兵事完毕,兵即归本兵营,而将还本镇.这样,就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识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长编》卷30）,将与兵的分离,使将领不能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威信,也就无法使军队为将领所私有,因而无法与朝廷和君主对抗.但客观上又造成将领不能灵活地指挥军队,而军队又无法领会将领的作战意图,故在对敌作战中不能克敌制胜,是北宋军队积弱的又一个原因.
3． 收回财权.
在中央有三司使掌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对地方财政的处理,964年宋太祖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令诸州自今每岁民租及筦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运京师”（《长编》卷5）,即各地租税除留够公费开支外,其余全部有转运使运送京城,有三司的左藏库掌管.“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长编》卷6）,造成“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长编》卷34）,就把地方的财政权收归中央.
4． 完善和改革科举制度.
宋代的科举间年一举或三年一举,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每次取进士多至三四百名,诸科八九百人,特别年份达数千甚至上万名.考试实行糊名考试法与誊录试卷法,增加了考试的公正性.另外,实行殿试,使科举的录取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完善,为宋朝选拔人才,巩固中央集权,都起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扩大科举名额,使官僚队伍膨胀,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加重人民的负担.
5．北宋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评价
综上所述,北宋政府将行政、军事、财政、用人权收归中央,其积极作用是：（1）促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2）对解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都起了重要作用；（3）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封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有益经验.
但是,北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有自身的许多弊端,造成“冗官”、“冗兵”、“冗费”.这样,北宋国力不强,内外战争胜少败多,呈现出“积贫积弱”局面.由此可见,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虽然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但对宋代历史的消极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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