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的30年代
现代小说一开始就密切关心现实人生问题。提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和最早成立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既反对封建的“载道”文学，也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他们主张文学“为人生”。“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的风行，便是这种潮流的一个突出标志。倡导者从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出发，认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产物”（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现代小说的第一篇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提出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这个重大问题。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汪敬熙的《谁使为之？》，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朴园的《两孝子》，以及庐隐、王统照、孙俍工等的一些小说,或提出人生目的意义问题,或提出青年恋爱婚姻问题，或提出妇女人格独立和教育问题，或提出父与子两代人冲突问题，或提出破除封建旧道德束缚问题。此外，也有作品涉及劳工问题、儿童问题等等。这类小说对社会问题的答案并不一致，不少作品用“美”和“爱”的浪漫主义空想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冰心和叶绍钧、王统照最初的小说都有这种倾向，许地山则还有宗教哲理色彩）；有的连答案都没有，属于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但“不开药方”本身，也正是“问题小说”的特点之一。
真正显示了“五四”到大革命时期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的，是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未名社一部分青年作家。他们的短篇小说，描绘了各地颇具乡土色彩的落后、闭塞的村镇生活，提供了中国农村宗法形态和半殖民地形态的宽广而真实的图画,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鲁迅的《呐喊》、《徬徨》，更以圆熟单纯而又丰富多样的手法，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展示了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颇为浓郁的风俗画，代表了“五四”现实主义的高度水平。很早就有评论者指出：“他的作品满薰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张定璜《鲁迅先生》）。正是在鲁迅的开拓与带动下，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后期出现了一批乡土文学作者，如潘训、叶绍钧、蹇先艾、许杰、鲁彦、彭家煌、废名、许钦文、台静农、王任叔等，使这类小说获得很大的发展。新体小说从最初比较单纯地提出问题到出现大批真实再现村镇生活的乡土文学作品，标志着小说领域里现实主义的逐步成熟。但“五四”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现实主义之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新浪漫主义以及总称为现代主义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文艺思潮连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也同时介绍到中国。创造社主要作家的小说创作，便兼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特征。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异军突起”，主要因为创作上与倡导写实主义的《新青年》、文学研究会的作家显示了很大的不同。由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倪贻德、叶鼎洛、滕固、王以仁、淦女士等所代表的创造社这个流派的小说，基本上是一些觉醒而愤激不得意的新型知识青年的自我表现，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和自我寄托成分（稍有不同的是张资平，他最早的一些小说还是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居多）。从郁达夫的《沉沦》起，坦率的自我暴露，热烈的直抒胸臆，大胆的诅咒呼喊，夸张的陈述咏叹，便构成了创造社小说的浪漫主义基调，与叶绍钧、许杰、彭家煌以及稍后的鲁彦等作家对现实本身所作的冷静描写和细密剖析迥然相异。此外，创造社一部分作家的小说还具有现代主义成分。郭沫若、郁达夫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德国表现派文学的影响 (这从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郁达夫的《青烟》都可以看出来)。郭沫若的《Lobenicht的塔》、《残春》，陶晶孙的《木犀》等小说，则按弗洛伊德学说分析心理,描写“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有的作品还运用了意识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为后来的现代派小说开了先河。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倾向，曾使浅草──沉钟等社团受到影响。但随着作家接触社会生活的增多和世界观的变化，郭沫若不久就批判了弗洛伊德学说并否定了浪漫主义，郁达夫的小说自《薄奠》以后，也逐渐增多了现实主义成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一些重要作家后来终于殊途而同归了。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1928年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作家们接受国内大革命浪潮和国际左翼文艺思想影响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使小说的题材、主题都发生重大的变化。革命斗争生活和革命工农形象开始进入小说创作。作品中的战斗意识明显加强。但左倾幼稚病也严重侵袭着这个运动。表现在创作上，把浪漫主义等同于唯心主义和没落阶级意识而作了全盘否定；对现实主义又加以种种庸俗化、简单化的理解（如强调必须写出“集体的群象”之类）；加上作者本身存在的浓重小资产阶级意识，这就导致了忽视文艺特征的“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和创作中“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倾向的流行。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这些功绩和弱点，在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小说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作品，无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艺术本身的成熟程度上都有新的进展，中长篇小说尤其获得丰收。代替“五四”以后男女平等、父子冲突、人格独立、婚姻自由等反封建题材与主题的，是城市阶级斗争与农村革命运动的描画。不少作者力图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指导创作实践，既克服“革命的浪漫蒂克”、“用小说体裁演绎政治纲领”等不正确倾向，也注意防止单纯“写身边琐事”的偏向。丁玲、张天翼、柔石、胡也频、魏金枝等给文坛带来了新鲜气息的作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了重视。左翼作家参预或亲历实际革命斗争，使创作面貌继续有所变化；再现生活时的历史性具体性既有增进（包括《咆哮了的土地》这类小说），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有些青年作家（如叶紫、东平）的作品中也得到发扬。茅盾的《子夜》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形象为中心，在较大规模上真实地描画出30年代初期上海的社会面貌，准确地剖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这是作者运用革命现实主义方法再现生活的出色成果。《子夜》的成功，开辟了用科学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的新的创作道路，对吴组缃、沙汀、艾芜等创作的发展和一个新的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共产主义者鲁迅也在《理水》、《非攻》等作品中，用新的方法塑造了“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形象，显示了对革命前途的乐观与信念。在“左联”的关怀、帮助下，涌现了蒋牧良、周文、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欧阳山、草明、芦焚、黑丁、荒煤、奚如、彭柏山等一大批新的小说作者。尽管左翼小说创作也还羼杂着某些旧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的因素，塑造革命者和工农形象时较普遍地存在苍白、不够真实等缺点，总的说来，却还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也因为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在小说创作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巴金的《家》通过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崩溃与青年一代的觉醒成长，在相当宽广的背景上表现了“五四”以后时代潮流的激荡；老舍的《骆驼祥子》描述了勤劳本分的人力车夫祥子从奋斗、挣扎到毁灭的悲剧性一生，对旧社会、旧制度作出深沉有力的控诉；它们与《子夜》等左翼作品一起，将中国长篇小说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还出现了象叶绍钧的《倪焕之》，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王统照的《山雨》，鲁彦的《愤怒的乡村》以及罗淑的《生人妻》等一批相当重要的长短篇作品。30年代的“京派”作家如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等，也写出了一些内容恬淡、各具特色的小说，象沈从文的中篇《边城》、长篇《长河》，则是艺术上相当圆熟的作品。在上海,以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为中心,还聚集着杜衡、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等一批作家；他们中，有的从事着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有的则以日本新感觉派或欧美其他现代派小说为楷模，尝试着现代主义的创作道路，其中一部分作品在运用快速的节奏以表现现代都市生活，探索现代心理分析方法，吸取意识流手法以丰富小说技巧等方面，尽了一定的开拓作用。
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小说创作的这种局面，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之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