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为什么郑和之后没有郑和.而哥伦布之后有无数哥伦布

Answer 1

从1405年开始，郑和在29年中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1435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

在舰队规模、航海技术和组织协调水平诸方面都是当时的最高水平。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为什么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海洋的国家最后却退缩起来而错失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史学界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存在着争论，不过大部分人认为，《明史》的说法最为确切，无需别立高论。《明史》上说，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出洋的原因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也就是说，郑和舰队肩负着两项重要使命，一是寻找有可能亡命海外的建文帝的下落，二是向海外展示新朝的富强。通过连续七次下西洋，上述两项目的应当说都实现了，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朝统治集团了解到，南洋和西洋对中国的安全不构成威胁，散布在沿海地区的政权纷纷归依明朝，一个符合儒家观念的“朝贡体系”重新建立了起来。

那么，如此成功的举措为什么却在明朝宣德年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被叫停？我这里举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王赓武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之所以终止航行是因为郑和太成功了，“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永乐年间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朝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二是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提出的，他们认为明朝帝国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朝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到了明朝宪宗年间时，又打算下西洋，宪宗皇帝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但是这些材料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这位敢于抗上的官员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敝政”，可见内部反对之激烈。

上述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成立的。作为一个新兴的王朝，其战略方向存在着争论，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大战略存在着一个轨迹，从南北平衡转向重视北方，明成祖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明证。成祖时代的下西洋是作为国家战略被推进的，无论是寻找建文帝还是耀兵异域，都有明确的战略企图。随着蒙古对北方边境威胁的增大，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放弃花费巨大的海上活动，是战略理性的体现，不这样做，反而是难以理解的。

但是，战略转变虽然可以解释为什么放弃郑和下西洋活动，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完全失去了海洋。既然不存在来自海上的对明朝安全的威胁，战略重点转向北方、不再组织国家层面的航行，但仍然可以采取开放海上贸易的政策。

而事实是，在停止国家组织的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同时，海洋也被封闭起来了。从明朝开国到第七次航行结束，明朝的海洋政策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巨资打造庞大的舰队，三十年间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则是严厉的禁海措施，一再下令“仍禁频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明成祖继位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是下令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总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权，它对于海洋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断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贸易，更不用说海洋探险，有严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唤奈何！所以说，中国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的并不是战略重点的转移、财政限制和有论者所谓的“黄色文明”，而是明朝统治集团对于海上活动的国家垄断。

当然，我们需要承认，郑和时代明帝国的海洋垄断经营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对此有过高度的评价。但是，他认为，郑和之后，明朝由于采取了“放任政策”，放弃了对海洋的国家经营，“结果在商业方面由国营而恢复到以前的私人经营”，这一政策造成了中国在海洋上的失败，他说：

“八十年后，欧洲人为了找寻香料群岛陆续东来。他们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得步进步，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个样子。……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见《郑和研究资料选编》）

吴晗先生认为，明朝海洋政策失败的原因是国家放弃了国家经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明朝海洋政策的失败，主要并不是国家放弃了经营，而是对民众海上活动的禁锢。虽然他也指出了数千万无名英雄冒着违反国家法令的危险，凭着勇气和求生的欲望，赤手空拳，乘风破浪，到海外开拓新世界、新事业，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正是皇权的无限和绝对，正是国家对海洋权益的垄断，才是导致中国失去海洋数百年的原因。吴晗先生认为郑和之后，明朝采取了“放任政策”，如果这指的是国家放弃了责任，倒也有些道理，但如果指的是国家放松了禁海措施，民众都可以自由航海，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一直都是，除了皇家许可，否则片板不能入海。这种政策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明朝，从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动是犯罪行为，民众一出海便成为罪犯，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出海的罪犯因为有所发现而成了民族英雄。不同的政策锁定了海洋活动的方向，在明朝，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满足，一旦他们听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从国家层面到百姓层面，彻底地封锁了海洋，以至于造成了在世界史的关键时期海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缺位。

西方航海活动有着深刻的经济动因，航海运动也给欧洲带来巨大经济利益。1.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哥伦布是奉西班牙王室之命前往印度寻找黄金的，由于船队向西航行，所以先到了美洲，美洲的发现为西班牙带来了大量金银等贵重金属，哥伦布也被任命为他所发现的海岛的总督，巨大的利益吸引了人们冒险远航。2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新航路的开辟是因为东方的奥斯曼帝国崛起，阻断了欧亚之间的陆上贸易路线，刚起步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国家也会出钱大力支持航海家的航行，这是大量航海家涌现的根本原因，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个人是没能力远航的。
这其中的区别是东西方的经济政治基础决定的。哥伦布是新航路开辟的时代。背景是
（1）十五世纪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急速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开始从内部侵蚀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瓦解封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当时，商品交换十分广泛，这就需要大量货币，这时西欧货币已经由银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黄金、白银同是欧洲各国和欧洲各国间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地位很高，因而当时人们认为占有金银就占有一切，黄金能为灵魂开辟通往天堂的道路，因此，西欧社会各阶层，尤其商人和资产阶级，非常热衷于追求金银、财富，然而欧洲大陆所产金银有限，于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到了东方。当时欧洲流传很广的一部书《马可波罗行记》（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青年时代随其父叔到中亚、印度和中国等地经商，元世祖时在中国朝廷做官，在中国住了十七年。回国后，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威尼斯战败，马可波罗被捕下狱，在狱中他口述了在东方的见闻，由比萨作家罗斯蒂生记录整理成书，广为流传），该书对印度、南洋和中国的财富作了夸张描述，进一步激发了欧洲上层分子到东方寻金的热情。
（2）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原来有三条：一条陆路，由中亚沿里海、黑海到达小亚；两条海路，即由海路入波斯湾，然后经两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或先由海路至红海，然后由陆路到埃及亚历山大港。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兴起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不久又占领了克里米亚，控制了东西方间的传统商路，对往来于地中海区域的欧洲各国商人横征暴敛，百般刁难，因此，运抵欧洲的商品，数量少且价格高，而欧洲上层社会把亚洲奢侈品看作生活必需，不惜高价购买，这种贸易造成西欧的入超，大量黄金外流，于是西欧各国贵族、商人和资产阶级急切的想绕过地中海东部，另外开辟一条航路通往印度和中国，从亚洲直接获得大量奢侈商品。
（3）西欧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发现新航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十五世纪西欧出现了适于在大海里航行的多桅快速帆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罗盘针，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这时得到普遍应用，欧洲人利用它来辩明地理方位，确定航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古希腊的地圆学说在知识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其中以佛罗伦萨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最为坚定，他从大地是球形这一假定出发，认为向西航行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并绘制了概略的世界地图。总之，十五世纪天文地理知识的进步，世界各地航海经验的积累，使欧洲的航海员敢于远离海岸，到从未去过的大洋里航行，从而导致新航路的开辟最终获得成功。
由此可见，当时西方航海家的涌现是必然的趋势。

Answer 2

明清闭关锁国，禁止与外国交流，自以为天朝大国，政府反对。但哥伦布正值地理大发现，政府支持海外拓展，此时正在产生最早的资本主义，需要资本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