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全都追回来要付出多少代价?
今天这样的场景，您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在想，大英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怎么办？
把他们“数字化”回来！
2017年12月29日下午，北京国子监，腾讯与敦煌研究院战略合作暨“数字丝路”计划发布会论坛，这段关于敦煌未来的对话温暖开场。
事实上，追回文物似乎有点偏离这场对话的主题。
但谁说追回文物不是敦煌未来的一部分呢？
我们先从此次活动的初心开始说起吧。
提到敦煌，你会有什么感觉？是不是有那么点高冷，有那么点遥不可及？
“故宫一年的访问量远高于敦煌，但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也只能不到2000万。但在互联网平台，1个月时间里，年轻人创作的表故宫表情包下载量，就可以有4000万。”
活动现场，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这句话可以很好地为大家理解，敦煌未来怎么办？数字化是最好的出路。
敦煌在数字化的道路上遇到了腾讯，这个转型为科技+文化的互联网公司正有意用科技推动文化的破壁，用科技助力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与大众化，此前和故宫的合作无疑是成功的范例。
2017年12月29日，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腾讯与敦煌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时携手启动“数字丝路”计划，致力于促进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交流。
没错，就是双方合作将敦煌打造成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IP，这个IP和故宫式IP一样也不一样。
“我一直在讲，其实一个国家的文化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国家的IP史。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用我们的泛娱乐能力，来打造一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明星IP，来一起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当天发布会现场，“泛娱乐”概念的提出者、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一句话总结了2017年和长城、和故宫、和敦煌的合作。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对于此次和腾讯的合作也表示包含期待，“敦煌文化本身就是国际化的结晶，在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就是一种网络，它不是一个单个的路，是一个路网。我们今天互联网也是一个网络，敦煌是那个网络的结晶，我们希望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能够拉近我们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们的距离，把我们整个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形成新的一种文化形态。”
关于敦煌，关于数字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王旭东和程武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刚才论坛开始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包括其它宝贵的国家文物，如果它们回不来了怎么办，可以把它数字化回来，我觉得这于国于民，于一个国家的尊严和文化自信都非常重要。这部分工作敦煌研究院是不是已经在做，或者接下来准备怎么进一步突破，腾讯怎么配合做这个工作？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壁画
王旭东：敦煌研究院已经和大英博物馆，包括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等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我们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把这部分敦煌文物数字化。有一些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回归，包括法国藏的5000卷敦煌经卷的高清数字文件已全部回归到敦煌研究院，可以免费使用。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 图片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
下一步我们可能是与大英博物馆、俄罗斯这些机构合作。
大英图书馆专门有一个国际敦煌项目（IDP），致力于讲包括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敦煌藏经洞文献和其他国家收藏的藏经洞文物数字化，实现全球共享，我们都是合作伙伴。但是没有上升到比较高的层次上去，推进速度比较慢。
将来我希望有更多像腾讯这样有科技实力和资金实力的企业，能够参与到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工作中，展现更多的文化担当。
程武：这个我简单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科技和文化的赋能器，所以说像敦煌研究院这样的合作伙伴，只要有需求，我们义不容辞。
我们有科技和文化的实力，也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就像王院长讲的，我们应该有文化担当，这个方面我想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参与进去。
2.之前敦煌也做过很多数字化的项目，怎么样能让这些成果在这次合作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提升呢？针对具体合作的项目，比如说动漫，是否有一个时间表？
王旭东：看来你去过敦煌，看过我们的数字展示中心。这样的数字展示相对小众，主要是针对来到敦煌的游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示，可以让游客提前了解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些特殊内容，这样可以减少他们在洞窟里面的停留时间。过去我们所有对游客的讲解，都是在洞窟里面完成。现在，许多讲解工作我们在数字展示中心就完成，这样使得莫高窟过去一天只能容纳3000人的承载量提升了一倍，现在一天可以接纳6000人。
莫高窟-第220窟-主室-南壁-乐舞（局部）。 敦煌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供图
莫高窟-第220窟-主室-南壁乐舞（局部），虚拟修复后。 敦煌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供图
但现在，我们跟腾讯的合作是通过互联网，这个面向的是大众，而且是主动学习式的互动。我们把敦煌文化以不同的形式，通过互联网传播出去。这些形式包括游戏、音乐、动漫，当然也包括AR、VR技术的产品创作。如果没有互联网平台，我想敦煌文化的传播速度是非常慢的。去敦煌的游客一年是170万，故宫是1700万，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对我们的触动。
敦煌石窟文化是通过古代的“众筹”而生，它是通过由老百姓（民间）完成的，是很接地气的一个文化，而且它很多元。我们希望今天干的这个事儿，也能让敦煌石窟文化继续融入当今社会的多元文化，继续不停地融合碰撞。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文化时代。
我觉得目前敦煌文化的传播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的人才和能力不足。所以腾讯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些人，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敦煌文化的挖掘中，再创新、转化、呈现？敦煌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投入到VR、AR、动漫、游戏这些项目中来？这些人的参与，是配合还是主动有兴趣，这些都很重要。
3.关于新技术，我看到之前有AR和VR这方面的元素，未来可能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两位能不能谈谈这种新技术对文物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意义在哪？
王旭东：新技术的引入或者应用，确实值得我们积极去做。但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技术再新、再高，内容始终是第一位的。没有内容，就只是炫技术，不是真正传播我们的文化。面对这些像敦煌石窟这样的传统文化，你怎么提高它的价值，怎么跟这些技术结合起来，怎么让孩子们甚至大人都能从中获得一种快感，或者获得我们在参观时所不能得到的全新感受，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两家的合作，一定是深入的，不是浮在表面的合作。我们的团队跟腾讯的团队必须要相互理解，我们要了解腾讯的技术，腾讯也一定要了解敦煌文化的价值。
我们到底要传达出什么内容，重要性可能是高于一切的。不能让大家感觉这个技术很高级，但却不能借这些技术很好地感受内容。像VR、AR、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只是手段，内容始终是非常重要的，腾讯也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才能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签战略合作协议是非常慎重的。
程武：新技术包括很多方面。
第一个方面，可能几年前，我们说云技术就是新技术。但现在，云技术已经变成一个大规模商业应用了，我们也希望用腾讯云既有的存储技术和智能运算，能切实帮助到敦煌研究院在图像及数据采集等许多工作上的优化。
第二个方面，大家看到的AR虚拟现实和VR增强现实技术，是现在比较热门的技术，但在应用上还不是特别广泛。但我们觉得在科研领域，如何让人们更有身临其境感在互联网端体验敦煌文化？这个是可以做大量功课的。因为AR和VR的商业应用肯定是在往前走的，未来的3-5年里就可能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应用。我们的技术团队会持续地跟王院长的团队一起探索，如何让技术与敦煌内容更好结合，不断提升用户体验。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AI人工智能了。人工智能现在还是一个前沿研究，包括腾讯在内的许多国内外企业，都在这方面开始进行大力投入，我们也在全球范围内邀约人才，正在组织一个非常有技术实力的人工智能团队。所以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有一定的积累，在一些方面也已经有突破，而且许多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公司的具体业务之中。
外界比较多听说的，我想可能是我们的围棋“绝艺”AI, 通过一年多的发力，已经连续拿了2个世界人工智能的围棋冠军。另外，在医疗方面，我们的“腾讯觅影”AI，现在已经实现了辅助医生对早期食管癌、肺结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进行筛查，更高效更准确发现病魔，其中对早期食管癌筛查准确率达到90%以上。同时，利用自然语音处理海量病历，“腾讯觅影”的AI辅助诊断能力能识别超过500种常见病种，有助于辅助医生提升诊断效率和准确率。这些只是举例，基本上，腾讯在游戏AI、社交AI、内容AI和平台工具型AI都有很系统的探索，基于技术积累，以及利用云平台提供开放性的解决方案，如基于图像的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及深度学习等能力。我们一方面立足腾讯的业务，利用AI来优化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保持开放心态，把研究结果分享给社会。
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刚刚开始，但它和各个产业的结合都充满了想象力。但是，怎么样可以把人工智能，有效应用到像敦煌这样的传统文物和文化保护项目里，真的就像王院长讲的，需要我们在尊重文物、尊重历史，尊重内容本身的基础上，两个团队充分加深相互理解。我觉得这个需要专门的团队坐下来，做深入紧密的研究。
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
莫高窟第249窟
4.我对开放的传统游戏数字图书馆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现在在敦煌壁画中，大概记载了多少种中国古代游戏，有没有计划先做哪一个？
王旭东：敦煌壁画中的古代游戏，之前没有人专门研究，现在开始梳理了。
程武：我们双方在前期，先是有一个使命共识，然后找到具体切实可行的方向开始筹备。这是起点，我们今天是宣布合作。但是成果性的东西，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些时间才能看到。
比如开放的传统游戏数字图书馆项目，这是腾讯互娱首个CSR项目，也是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与中国企业利用数字技术保护传统游戏方面的首次携手。
在这次与敦煌研究院的合作中，腾讯团队通过做功课，发现敦煌壁画上记载了几十种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流行的传统游戏。于是我们就和敦煌研究院团队伙伴探讨，能否通过线上游戏、VR游戏、AI美术作品等形式，活化再现敦煌壁画中的这些传统游戏，以及它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两个团队做，还设想引入我们已经建立联系的高校青年学生创新机构一起，让更多有想法有技术的年轻人也加入起来，一起来为敦煌文化活化添砖加瓦。
但今天让我们俩给大家一个时间表，做一个具体的计划，我觉得，还是不要给下面的团队太大的压力。我觉得互联网的方式，不仅仅是把我们双方团队融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通过腾讯作为连接器，我们还可以把所有年轻人和其他创作者连接到一起。
再举一个例子，腾讯与故宫的合作，最早的发布会，可能我跟单院长也没有太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合作4个月后，单院长把故宫的几个IP，以及一些文物形象授权拿出来，在腾讯NEXTIDEA项目里，我们开放给年轻人创作，年轻人用他们的聪明与热情，在对故宫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表情包创作，上传一个月时间里，就有4000万人下载。
所以即便像我们刚才所说，故宫一年的访问量远高于敦煌，但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也只能不到2000万。但在互联网平台，1个月时间里，年轻人创作的表故宫表情包下载量，就可以有4000万。
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为什么说我们是一个连接器? 我们通过腾讯的能力，可以把整个社会，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亿万用户，包括年轻人、年纪大一点的人，甚至小朋友们都可以连接在一起，在腾讯与敦煌的合作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各自对的敦煌的热爱与兴趣，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将作品上传到网络，为敦煌文化的传承与活化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有价值的。
敦煌壁画《九色鹿王本生图》局部图
目前敦煌的文化，在年轻人中的认知，可能除了每年170万到敦煌的人的直接感知，更多的人，还是看到和记住了上世界80年代的《九色鹿》，但实际上有非常都好的内容。我们相信影视和动漫等形式会，让敦煌文化有更多其他的承载，腾讯和敦煌合作之后，一定会帮助敦煌文化在大众层面绽放更多生命力。同时，我期望接下来我们可以有像《九色鹿》H5这样的互动作品出现，我们也可以把更多敦煌壁画上的故事，以更多丰富互动的形式生动展现出来。其实我们都只是抛砖，更多还是希望能够引发亿万用户参与的欲望。文化不是一家公司能做成的事情。
5.因为敦煌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IP，包括敦煌本身也是非常好的IP，会不会推出相关的影片？
程武：目前双方团队第一步的沟通里，还不包括影视，但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做文化不能太着急，文化最急不得，何况还是敦煌石窟这样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所以还是要一步步来。
除了运用很多互联网科技的保护举措，以及动漫和游戏的合作，我们也一定会去思考如何在影视创作过程中，更多汲取敦煌石窟文化的精髓。至于具体怎么做，还需要双方团队不断的碰撞与论证。
文物
春秋战国（东周）
当代
文物追讨
春秋战国时期唯一留存的帛书，被骗抢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文物追回还有可能吗？
楚帛书是书写在丝织品上的一段图文并茂的画及文字，字体是战国时期流行的楚文字，全书共900余字，分两大段，四周有12个图像，旁各附一段文字，四角还有植物枝叶图像。它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古代帛书，也是一件千古奇绝的书法作品、楚文化充满想像的浪漫主义艺术作品。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四时、天象、月忌、创世神话等，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价值。
楚帛书流失的过程极为曲折，直接经手的当事人也已去世，记者几经走访，并查询相关资料，方才了解了事件经过。
珍宝被当成废品附送
1942年初，一群盗墓者在长沙子弹库发现一个洞，便一起去发掘。其中一人名叫任全生，他于1953年加入湖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后来的马王堆汉墓等考古发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全生曾向博物馆同事说起当年盗挖子弹库楚墓的过程。
盗墓者当时发现了一座战国楚墓，找到了一批铜兵器、漆器、木人及一些残碎的纺织品。在盗墓者眼中，以铜器、木器最为抢手，所以纺织品被盗墓者当成废品一并送给了古董商唐鉴泉。他们不知道，这件纺织品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商承祚得知楚帛书出土，打算购买，正在联系时，湖南著名古董商蔡季襄从外地回来，迅速以3000元法币将帛书和其他文物买下。
蔡季襄刚拿到帛书时，帛书被折叠成数层，放在一个竹篓里，底下还有很多破碎不堪的帛书小块。随后，蔡将帛书上的泥土和污秽用毛笔洗干净，将帛书展开，并对其进行临摹和研究，1944年，蔡将帛书的研究成果印成书，名为《晚周缯书考证》。
美国人柯强骗走楚帛书
1998年出版的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上，刊登了蔡季襄1974年8月21日写给商承祚的信的原文。信中，蔡季襄详细讲述了楚帛书流入美国的经过。
因为帛书上面许多文字模糊不清，1948年（商承祚在信上写了一个问号，并将“8”改为“6”，疑为1946年），蔡季襄携带帛书到上海，想为帛书拍摄红外线照片，显示出一部分文字。
蔡找到“金才记古玩店”，托店主金从怡找一家有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拍摄帛书。柯强托人引见，主动找上门来。柯强的英文名叫柯克斯，据商承祚所说，柯克斯在抗日战争前几年，以雅礼中学教师的身份出现，冒充“文化考古学者”，掠夺长沙文物。
柯强对蔡季襄说，家里有两部新式红外线摄相机，可以帮忙。蔡季襄便将帛书带到柯强住处，柯强拿着摆弄了一阵，借口镜头出了毛病，要求蔡把帛书多留一天。
蔡当时急于想弄清楚帛书上的文字，就答应了。第二天，蔡向柯索要帛书，没想到，柯已擅自托人将帛书带回美国了。蔡预料到大事不好，气愤地要求柯马上退还帛书。柯强欺骗蔡季襄说，拍摄完照片，大约一周后就可将帛书寄回。根据蔡的记述，当时柯强是美国派驻上海的情报员，有权有势，且已“先斩后奏”，只能听任其摆布。
最后，两人签下一个协议，写明帛书价值1万美元，柯当场支付1000美元，如到期不寄回，柯强需再向蔡支付9000美元，实际上等于强买，蔡季襄吃了个哑巴亏。
索要帛书一再被拒
一周后，蔡季襄再向柯强索要帛书，果然不出所料，柯强又找借口推脱。此后，每隔两三天，蔡就去询问一次，柯或说“已写信去询问”或干脆不在家。当蔡又一次向柯催要时，柯的佣人告诉蔡，他已经乘飞机回美国了。为了打探音信，蔡又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囊中金尽后，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沙。
蔡后来打听到，当时长沙湘鄂印刷公司经理吴爱泯的儿子吴存柱在美国哥伦比亚读书，是柯强的学生。蔡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吴存柱，请他向柯强询问帛书下落。隔了很久，吴存柱回信，说与柯强见面了，但柯强绝口不提退还帛书，只是说当时协议上定的1万美元价格太高，只愿出6000美元，希望蔡把价格压低一下。蔡立刻去信告诉吴存柱，说帛书无论如何不能卖，请柯强马上将帛书寄回，自己则退还1000美元的定金。后来吴存柱回信说，柯对退还帛书一事含糊其辞、不愿答复，也不愿意按协议付款。蔡季襄明白，楚帛书实际上是被抢走了。
解放后的努力
1955年，蔡季襄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列席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将柯强盗骗帛书的经过作了讲述，并将当年被迫和柯强签订的契约上交给了省文化厅。
同年，为核实蔡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湖南省博物馆派高至喜赴北京找吴存柱——当时吴存柱在北京大学任教授。高至喜没有见到吴存柱本人，但吴存柱知道高至喜的来意后，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并将1946年至1948年和蔡的通信通过校人事部交给了高至喜，表明蔡季襄所说确为实情。
1974年，蔡季襄在写给商承祚的信中表示，虽然时隔近30年，自己仍希望能打上一场跨国官司，为祖国追回楚帛书。当时柯强尚在世。
1982年，高至喜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展出的楚帛书原件，并量得尺寸为高38.5厘米，宽46.2厘米。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的高至喜将蔡季襄所写的材料，以及当年吴存柱的证明及往来信件，一起整理好，上交给国家文物局，希望能想办法追回楚帛书，但后来没了下文。
现在，蔡季襄、柯强已先后逝世，楚帛书在美国也几经转手，追回的希望已近渺茫。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高至喜《湖南出土楚文物研究综述》及熊建华《长沙子弹库楚墓传奇》两篇文章，特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