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三个层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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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境界:把西方学术转译为中国现代学术。
第二重境界:用外语向世界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第三重境界:汉语学术在世界上兴起。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丧失自我。在把西方学术转译为中国现代学术、努力与西方学术接轨的时代,中国学者很容易出现过度西化的症候。比如胡适在1926年致韦莲司的一封信中坦言:“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王国维、黄节、蔡元培等人都强调“学术独立”,对过于依傍西方的学术倾向有所质疑。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写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文化多元化是社会现实,它是我们的主观愿望不能随意改变的,存在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支撑它存在的道理。世界的一体化会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化的多元化,唯有理性才可找到统一的根源,正所谓:“中庸之道,过犹不及”。
第二重境界:用外语向世界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第三重境界:汉语学术在世界上兴起。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丧失自我。在把西方学术转译为中国现代学术、努力与西方学术接轨的时代,中国学者很容易出现过度西化的症候。比如胡适在1926年致韦莲司的一封信中坦言:“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王国维、黄节、蔡元培等人都强调“学术独立”,对过于依傍西方的学术倾向有所质疑。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写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文化多元化是社会现实,它是我们的主观愿望不能随意改变的,存在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支撑它存在的道理。世界的一体化会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化的多元化,唯有理性才可找到统一的根源,正所谓:“中庸之道,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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