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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近万年的中国陶瓷史划分为蒙昧、萌芽、建制、高峰、独秀等五个不同时期,并加以述说。
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
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中国陶瓷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1世纪)
中国瓷器经过古陶器漫长的孕育,终于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约在夏商之际,原始瓷器发轫于赣、浙一带。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经像模像样了,它可能为我国瓷器的鼻祖,属于瓷器的萌芽时期,这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商代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此时,原始青瓷终于横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产要具备下列条件:1、瓷土须是高岭土;2、要有玻璃质感的釉色;3、通常烧制的温度在1200~1300℃。与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质地坚硬和清洁美观的优点,敲击声清脆悦耳。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大型礼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时,越人却用珍贵的青铜铸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努力务实地发展经济,将“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势建造龙窑,提高了窑炉温度。采用泥条盘筑法为成型工艺,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黄色釉,又因釉中含铁,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窑遗址时,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告诉我:商代最大的窑场已在鹰潭市童家镇角山被发现,据专家对原始青瓷测试数据表明,它和近现代瓷器没有什么区别,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发现馒头窑和龙窑炉近10座,先后出土完整和已修复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壶、尊、豆、碗、瓮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见的平底器。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时见过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萧山、诸暨、绍兴交界处考察印象特别深刻,那里有质量很高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这里好似今天的经济开发区:烟囱林立,作坊满地,窑场遍布,是当时手工业制陶和交易的中心,这为越国赢得巨大的利润,也为最终越人击败吴国,作好了财力上的准备。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青瓷,比以前规范,胎泥精选,釉料配制,拉坯由手工盘条改进为轮制,器型纹饰部分借鉴青铜工艺渐趋美化。这证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在商代同样有发达的文明。
秦汉之际的原始青瓷技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断前进,但事实却出现了大倒退。战国末年空前的征战,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原始青瓷技术发展的停顿,甚至中断。秦汉的原始瓷好像完全是另起炉灶的,看不到直接的传承关系,故只能称之为“釉陶”。但是原始瓷在越国故地复兴,又似乎说明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断绝。秦汉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钟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等为主,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常用的S纹等装饰。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从墓葬出土来看,器物还是沿袭仿造青铜礼器随葬的旧俗。西汉晚期烧制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盘、罐、碗、耳杯等为主,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牛羊鸡犬等明器和瓷塑。我们在浙江汉代龙窑遗址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瓷向瓷器演进的整个过程,青瓷终于随着社会进步从萌芽走向成熟,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陶瓷的建制时期(约公元2世纪—约公元6世纪)
凝聚着古越人智慧结晶的龙窑技术及其产品在浙江大地上日臻完善,在经历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动荡与停滞以后,东汉晚期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终于率先烧制出成熟瓷器,瓷器完成了历史上的“隶变”,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瓷器从此走进了建章立制的伟大新时代。中国是陶瓷的故乡,“China”迈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莹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越人率先奏响了成熟瓷器诞生的前奏曲,并最终成就了青瓷的发明创造。这件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浙江完成,是越人智慧、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造价低廉;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容易推广烧制。瓷器这一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茁壮成长。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制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南方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窑炉林立,争奇斗艳,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器型更趋完备,成为引领瓷器潮流的带头羊。
瓷器到了三国时,吴国统治者盛行以青瓷陪葬。对平民百姓来说,价廉物美的随葬器皿莫过于陶瓷制品。厚葬之风对制瓷业的刺激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更促使青瓷制作技艺提高。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瓷器生产跃进时期,晋代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晋瓷”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更加丰富多彩。青瓷制瓷区域也由南及北推进,特别是北方山东淄博窑在北齐时期已生产优质青瓷。我到淄博窑考察过,那里的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都是仿造南方越窑的。青瓷一统天下,烧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但此时也有少量的黑釉瓷和白釉瓷被发现。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民族的融合及佛教文化的传入,促使陶瓷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出土文物看来,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瓷是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的白瓷。隋大业四年(608年)的李静训墓,也出土了一批白瓷器,胎质洁白,釉面光润,其中的龙柄双边瓶和白瓷龙柄鸡头壶为最精。有了白瓷,才可能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可能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黑瓷的原产地在浙江德清,我前年在遗址考察时还拾得春秋时代的褐黑釉瓷片,可见黑釉瓷产生也有漫长的孕育发展过程。东晋之后,北方也开始烧制黑瓷。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这一切都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打下坚实基础,也是唐宋瓷业高峰时期到来的序曲。
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
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中国陶瓷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1世纪)
中国瓷器经过古陶器漫长的孕育,终于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约在夏商之际,原始瓷器发轫于赣、浙一带。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经像模像样了,它可能为我国瓷器的鼻祖,属于瓷器的萌芽时期,这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商代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此时,原始青瓷终于横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产要具备下列条件:1、瓷土须是高岭土;2、要有玻璃质感的釉色;3、通常烧制的温度在1200~1300℃。与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质地坚硬和清洁美观的优点,敲击声清脆悦耳。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大型礼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时,越人却用珍贵的青铜铸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努力务实地发展经济,将“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势建造龙窑,提高了窑炉温度。采用泥条盘筑法为成型工艺,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黄色釉,又因釉中含铁,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窑遗址时,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告诉我:商代最大的窑场已在鹰潭市童家镇角山被发现,据专家对原始青瓷测试数据表明,它和近现代瓷器没有什么区别,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发现馒头窑和龙窑炉近10座,先后出土完整和已修复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壶、尊、豆、碗、瓮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见的平底器。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时见过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萧山、诸暨、绍兴交界处考察印象特别深刻,那里有质量很高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这里好似今天的经济开发区:烟囱林立,作坊满地,窑场遍布,是当时手工业制陶和交易的中心,这为越国赢得巨大的利润,也为最终越人击败吴国,作好了财力上的准备。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青瓷,比以前规范,胎泥精选,釉料配制,拉坯由手工盘条改进为轮制,器型纹饰部分借鉴青铜工艺渐趋美化。这证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在商代同样有发达的文明。
秦汉之际的原始青瓷技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断前进,但事实却出现了大倒退。战国末年空前的征战,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原始青瓷技术发展的停顿,甚至中断。秦汉的原始瓷好像完全是另起炉灶的,看不到直接的传承关系,故只能称之为“釉陶”。但是原始瓷在越国故地复兴,又似乎说明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断绝。秦汉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钟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等为主,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常用的S纹等装饰。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从墓葬出土来看,器物还是沿袭仿造青铜礼器随葬的旧俗。西汉晚期烧制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盘、罐、碗、耳杯等为主,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牛羊鸡犬等明器和瓷塑。我们在浙江汉代龙窑遗址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瓷向瓷器演进的整个过程,青瓷终于随着社会进步从萌芽走向成熟,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陶瓷的建制时期(约公元2世纪—约公元6世纪)
凝聚着古越人智慧结晶的龙窑技术及其产品在浙江大地上日臻完善,在经历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动荡与停滞以后,东汉晚期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终于率先烧制出成熟瓷器,瓷器完成了历史上的“隶变”,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瓷器从此走进了建章立制的伟大新时代。中国是陶瓷的故乡,“China”迈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莹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越人率先奏响了成熟瓷器诞生的前奏曲,并最终成就了青瓷的发明创造。这件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浙江完成,是越人智慧、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造价低廉;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容易推广烧制。瓷器这一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茁壮成长。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制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南方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窑炉林立,争奇斗艳,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器型更趋完备,成为引领瓷器潮流的带头羊。
瓷器到了三国时,吴国统治者盛行以青瓷陪葬。对平民百姓来说,价廉物美的随葬器皿莫过于陶瓷制品。厚葬之风对制瓷业的刺激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更促使青瓷制作技艺提高。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瓷器生产跃进时期,晋代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晋瓷”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更加丰富多彩。青瓷制瓷区域也由南及北推进,特别是北方山东淄博窑在北齐时期已生产优质青瓷。我到淄博窑考察过,那里的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都是仿造南方越窑的。青瓷一统天下,烧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但此时也有少量的黑釉瓷和白釉瓷被发现。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民族的融合及佛教文化的传入,促使陶瓷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出土文物看来,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瓷是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的白瓷。隋大业四年(608年)的李静训墓,也出土了一批白瓷器,胎质洁白,釉面光润,其中的龙柄双边瓶和白瓷龙柄鸡头壶为最精。有了白瓷,才可能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可能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黑瓷的原产地在浙江德清,我前年在遗址考察时还拾得春秋时代的褐黑釉瓷片,可见黑釉瓷产生也有漫长的孕育发展过程。东晋之后,北方也开始烧制黑瓷。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这一切都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打下坚实基础,也是唐宋瓷业高峰时期到来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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