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辽史是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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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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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

脱脱(1314年-1355年) 亦作托克托,蒙古族,字大用,蔑里乞氏。幼养于伯颜家,从浦江吴直方学。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当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权倾朝野,向为顺帝所忌,脱脱恐受其累,与顺帝密谋除伯颜。后改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曾参加镇压徐州芝麻李红巾军起义,执意屠城,军事成就卓著,功封太师。十四年,讨伐高邮(今属江苏)张士诚起义军,被士诚击败。至正十五年(1355年),被流放云南,後被元顺帝派人毒死。二十二年,昭雪复官。
至正三年(1344年),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

辽 史 目录:

卷一 本纪第一
卷二 本纪第二
卷三 本纪第三
卷四 本纪第四
卷五 本纪第五
卷六 本纪第六
卷七 本纪第七
卷八 本纪第八
卷九 本纪第九
卷十 本纪第十
卷十一 本纪第十一
卷十二 本纪第十二
卷十三 本纪第十三
卷十四 本纪第十四
卷十五 本纪第十五
卷十六 本纪第十六
卷十七 本纪第十七
卷十八 本纪第十八
卷十九 本纪第十九
卷二十 本纪第二十
卷二十一 本纪第二十一
卷二十二 本纪第二十二
卷二十三 本纪第二十三
卷二十四 本纪第二十四
卷二十五 本纪第二十五
卷二十六 本纪第二十六
卷二十七 本纪第二十七
卷二十八 本纪第二十八
卷二十九 本纪第二十九
卷三十 本纪第三十
卷三十一 志第一
卷三十二 志第二
卷三十三 志第三
卷三十四 志第四
卷三十五 志第五
卷三十六 志第六
卷三十七 志第七
卷三十八 志第八
卷三十九 志第九
卷四十 志第十
卷四十一 志第十一
卷四十二 志第十二
卷四十三 志第十三
卷四十四 志第十四
卷四十五 志第十五
卷四十六 志第十六
卷四十七 志第十七上
卷四十八 志第十七下
卷四十九 志第十八
卷五十 志第十九
卷五十一 志第二十
卷五十二 志第二十一
卷五十三 志第二十二
卷五十四 志第二十三
卷五十五 志第二十四
卷五十六 志第二十五
卷五十七 志第二十六
卷五十八 志第二十七
卷五十九 志第二十八
卷六十 志第二十九
卷六十一 志第三十
卷六十二 志第三十一
卷六十三 列传第一
卷六十四 列传第二
卷六十五 列传第三
卷六十六 列传第四
卷六十七 列传第五
卷六十八 列传第六
卷六十九 列传第七
卷七十 列传第八
卷七十一 列传第九
卷七十二 列传第十
卷七十三 列传第十一
卷七十四 列传第十二
卷七十五 列传第十三
卷七十六 列传第十四
卷七十七 列传第十五
卷七十八 列传第十六
卷七十九 列传第十七
卷八十 列传第十八
卷八十一 列传第十九
卷八十二 列传第二十
卷八十三 列传第二十一
卷八十四 列传第二十二
卷八十五 列传第二十三
卷八十六 列传第二十四
卷八十七 列传第二十五
卷八十八 列传第二十六
卷八十九 列传第二十七
卷九十 列传第二十八
卷九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
卷九十二 列传第三十
卷九十三 列传第三十一
卷九十四 列传第三十二
卷九十五 列传第三十三
卷九十六 列传第三十四
卷九十七 列传第三十五
卷九十八 列传第三十六
卷九十九 列传第三十七
卷一百 列传第三十八
卷一百一 列传第三十九
卷一百二 列传第四十
卷一百三 列传第四十一
卷一百四 列传第四十二
卷一百五 列传第四十三
卷一百六 列传第四十四
卷一百七 列传第四十五
卷一百八 列传第四十六

《辽史》撰成于元朝,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辽史》记载的是辽朝的历史。辽朝是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前期契丹族在我国北部、东北部以至西北部辽阔地区建立的强大王朝。契丹的名字,最早见于《魏书》,它的含意,据《金史》上说是“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现代史学界虽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仍持此说。契丹族的祖先属东胡的一支。后又为鲜卑一部分。原居辽河上游一带,在悠长的岁月里,纵横于千里草原上,“草居野次,靡有所定”,“生生之资,仰给畜牧”。从东晋到隋唐之际,契丹有八个部落;到唐朝末年,契丹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十世纪初,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都城设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到辽朝第二代皇帝耶律德光时,改国号为辽,以后有时称辽,有时称契丹。辽朝与北宋、西夏并立,比北宋的疆域还要大。
阿保机建国后。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接受了汉族文化。受中原皇朝重视史学的传统的影响,在政府机构中,设有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起居部、起居舍人等史官。像辽景宗耶律贤统治时期,就以枢密使、北府宰相室防监修国史。室防修“实录”二十卷,受到辽圣宗的表扬。辽兴宗耶律宗真时的史家萧韩家奴,能坚持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有一次,辽兴宗出去打猎,跟从他的人中有几十个被熊、虎咬死咬伤,萧韩家奴如实记载了这件事。辽兴宗看到后,命令他删去这个内容。萧韩家奴删去这个内容后,重又写上去。几天后,辽兴宗看到萧韩家奴的记载说:“史笔当如是。”正是由于辽朝统治者重视修史,因此辽朝的史料能够保存下来,为以后修辽史提供了有利条件。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八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辽史》的表多,减少了立传之繁,省却了许多篇幅,弥补了纪、志、传记载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属国》三表,是《辽史》的创新。通过列表,使读者对各部族、各属国的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的关系,都一目了然。减省了不少笔墨。当然,表里记载的材料难免与纪、志、传中的重复,但列表多弥补了《辽史》过于简略的缺点,从而使“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在《辽史》的志书中,新创《营卫志》,记载了契丹营卫概况、各部族的建置和分布等;把《兵志》改为《兵卫志》,记述了辽的军事组织情况,包括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边境戍兵等等。这两种志书对了解和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和民族情况有很大帮助。
另外,《辽史》的最后有《国语解》一卷,对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宫卫、部族、地名等分别加以注释,为阅读《辽史》提供很大方便。不过译音有不少错误,后来清朝时敕撰的《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弥补了这一不足。
近人说《辽史》“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此说不无道理。《辽史》同《宋史》一样成书也很仓促,而依据史料范围又比较狭窄,书中的缺陷确实是比较多的。《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清代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评论。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又如从整体上看,《辽史》有116卷,卷数为《宋史》的1/5,而字数却仅47万字,只有后者的1/10。第二,记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记》载:
“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如《太祖纪》: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而据欧阳修《五代史记》等书记载:宋全忠自立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才弑济阴王;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一,道宗先帝圣宗名隆绪,断无取祖先名字作年号的道理。第二,现在所见辽代碑刻、钱币皆作“寿昌”。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布,以及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录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於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辽史》的缺陷虽多,《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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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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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元·脱脱等) 撰成于元朝,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辽史》记载的是辽朝的历史。辽朝是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前期契丹族在我国北部、东北部以至西北部辽阔地区建立的强大王朝。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八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辽史》的表多,减少了立传之繁,省却了许多篇幅,弥补了纪、志、传记载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属国》三表,是《辽史》的创新。通过列表,使读者对各部族、各属国的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的关系,都一目了然。减省了不少笔墨。当然,表里记载的材料难免与纪、志、传中的重复,但列表多弥补了《辽史》过于简略的缺点,从而使“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辽史》校勘成果可观,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辽史》的缺略、讹误勘称二十四史之最。对于《辽史》的缺略,如前所述,从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为之拾补;而对其讹误的校勘,到本世纪才有较大进展。主要有:冯家升《辽史初校》。冯氏自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辽史〉误证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罗继祖《辽史校勘记》8卷。作者在序中指出,《辽史》“缪戾非偻指所可计”,撮其要者约为四端:一曰姓名之异,二曰名字互称致称歧误,三曰记事矛盾,四曰疏漏。于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参以元刊及明南北监本校之。此书撰成于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冯家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史学年报》2卷1期,1934年;后收入《冯家升论著辑粹》),傅乐焕《辽史复文举例》(收入《辽史丛考》),也属《辽史》校勘方面的著作。这些校勘成果,为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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