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著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宋代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历代皇帝对军事将领都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与此同时，宋代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臣担任。文人由科举而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宋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上所未曾有的。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非常高涨，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表现出特有的精神风貌。
宋代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门阀制度完全消失，大批出身寒门的文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他们的生活环境也相当宽松，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长期以来“寒士”的社会理想可以说在宋代得到了实现。另一方面，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道路除了科举之外越发狭窄。与此相联系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束缚，宋代君主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他们是为了建立文官制度来防止武将拥兵割据，控制他们是为了使意识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达到强化君权的最终目的。虽然理学在宋代并没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承认，但不少宋代士大夫热衷于讲道论学，具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传统的“文以载道” 思想直到宋代才真正得到高度的重视，不少宋代士大夫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放在审美愉悦功能之上，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描写民瘼、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诗文的说教意味明显的比唐人强烈。文人们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因此，宋代文人比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社会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过于注重社会性而削弱了个体抒情的意味。上述历史背景对宋代文学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宋代文人喜欢议论可以堪称前无古人。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议论化风气无所不在。
由于从北宋开国到南宋亡国，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宋代虽然经济相当发达，但对内的冗官冗兵费用和对外的巨额岁币，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重重。深沉的忧患意识，一方面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从北宋开始，朝廷以大量财物取得与辽、西夏战争的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负，也成为诗文经常出现的主题。南宋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表现出强烈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的作品，爱国主题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更是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