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如何看待“求富”与“求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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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晚清的政治派系──洋务派的政治主张。洋务派以倡导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
曾、左、李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取得地方军政实权的清朝官员,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是他们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但他们和其他封建统治者不同之处在于:开始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化,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抛弃了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陈旧观念,主张处理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并向西方学习某些先进的东西,以振兴中国,挽救清朝的危亡。“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概括了洋务派政治主张的两个基本点。
“外须和戎”,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同外人的争端,避免武装对抗。洋务派认为,中外实力相差悬殊,如果打仗,中国“即暂胜终必败”,遇到麻烦,应当“以理折之”。既反对不敢和外人争议的畏葸,又反对轻易和外人决裂的鲁莽。“以理折之”的原则是“守定和约”,即以既定的中外条约为准,承认侵略者业已取得的权益,抵制条约以外的索求。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得寸进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迫使清朝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洋务派步步退让妥协,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的过程。
“内须变法”,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成功经验,改变中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主张“借法自强”。他们认为国家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基础,加强国家实力是抵制侵略、维护和平的前提。洋务派经常用外交的挫败来宣扬内政改革的必要性。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认为中外差距主要在军事装备上,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必须取得外国的船炮。租借不如购买,购买不如自造,于是积极倡导引进西方造船制炮的机器和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到了70年代,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配套的工交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基础,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中国利源外泄、利权不保,是贫弱的根源,于是积极倡导兴办轮运、电讯、铁路、采矿、纺织、炼钢等一系列工矿交通企业,采取“官为扶持”、“招商承办”、“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的方针,和洋人“争利”以“求富”。在军事、经济建设的同时,根据实际的需要,他们创建了外语、造船、驾驶、电报、水师、武备、军医、水雷等各种专科学校,选派青少年到欧美去留学,并强烈要求变革封建的科举用人制度。个别人士还提出了效法西方议会制度,以备咨询、通下情的设想。经过30多年的经营,清朝军队专恃刀矛帆篷的落后状态得以改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移植于中国,并出现了中国第一批企业家、科技人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洋务派代表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不甘灭亡的那部分人,他们不自觉地朝资本主义方向迈进了第一步。但是,沉重的封建包袱阻滞着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始终没有完全变成“资产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奉行的理论原则。“中学为体”,即传统的封建纲常名教是根本,是不可动摇的;“西学为用”,即外来的科学技术等,只是辅助性的,当因时制宜。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政治思想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由于受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和封建积习的干扰腐蚀,他们的洋务活动成效不大。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证明“稍变成法”的洋务运动并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于是,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全面改革,变封建专制为立宪政体的维新运动迅速兴起。洋务运动遂丧失了有限的进步性,洋务派的成员或转化为维新派,或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曾、左、李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取得地方军政实权的清朝官员,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是他们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但他们和其他封建统治者不同之处在于:开始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化,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抛弃了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陈旧观念,主张处理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并向西方学习某些先进的东西,以振兴中国,挽救清朝的危亡。“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概括了洋务派政治主张的两个基本点。
“外须和戎”,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同外人的争端,避免武装对抗。洋务派认为,中外实力相差悬殊,如果打仗,中国“即暂胜终必败”,遇到麻烦,应当“以理折之”。既反对不敢和外人争议的畏葸,又反对轻易和外人决裂的鲁莽。“以理折之”的原则是“守定和约”,即以既定的中外条约为准,承认侵略者业已取得的权益,抵制条约以外的索求。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得寸进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迫使清朝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洋务派步步退让妥协,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的过程。
“内须变法”,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成功经验,改变中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主张“借法自强”。他们认为国家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基础,加强国家实力是抵制侵略、维护和平的前提。洋务派经常用外交的挫败来宣扬内政改革的必要性。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认为中外差距主要在军事装备上,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必须取得外国的船炮。租借不如购买,购买不如自造,于是积极倡导引进西方造船制炮的机器和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到了70年代,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配套的工交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基础,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中国利源外泄、利权不保,是贫弱的根源,于是积极倡导兴办轮运、电讯、铁路、采矿、纺织、炼钢等一系列工矿交通企业,采取“官为扶持”、“招商承办”、“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的方针,和洋人“争利”以“求富”。在军事、经济建设的同时,根据实际的需要,他们创建了外语、造船、驾驶、电报、水师、武备、军医、水雷等各种专科学校,选派青少年到欧美去留学,并强烈要求变革封建的科举用人制度。个别人士还提出了效法西方议会制度,以备咨询、通下情的设想。经过30多年的经营,清朝军队专恃刀矛帆篷的落后状态得以改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移植于中国,并出现了中国第一批企业家、科技人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洋务派代表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不甘灭亡的那部分人,他们不自觉地朝资本主义方向迈进了第一步。但是,沉重的封建包袱阻滞着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始终没有完全变成“资产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奉行的理论原则。“中学为体”,即传统的封建纲常名教是根本,是不可动摇的;“西学为用”,即外来的科学技术等,只是辅助性的,当因时制宜。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政治思想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由于受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和封建积习的干扰腐蚀,他们的洋务活动成效不大。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证明“稍变成法”的洋务运动并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于是,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全面改革,变封建专制为立宪政体的维新运动迅速兴起。洋务运动遂丧失了有限的进步性,洋务派的成员或转化为维新派,或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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